【摘要】當前，我國城市水岸經濟發展已形成生態旅游、高端商務休閑、歷史文化傳承、產業融合創新等多種典型案例。水岸經濟是生態約束、經濟動能與文化認同三者動態均衡的結果。發展水岸經濟需要有效平衡生態環境保護、經濟活力與社會文化價值間的張力，通過功能復合化、開發精細化、治理多元化等措施，促進水岸經濟健康發展，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關鍵詞】水岸經濟 生態文明 高質量發展 城市建設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人類具有逐水而居的特性。城市水岸經濟作為依托水域空間進行綜合開發的新型經濟發展模式，通過系統整合水域資源與岸線空間，融合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文化傳承與城市更新等多重目標，成為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水岸經濟的發展不僅關乎城市空間品質提升，更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城市文明形態躍遷的重要標識。水岸經濟對城市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首先，發展水岸經濟是踐行生態文明理念的重要路徑。水岸經濟通過生態修復與資源價值轉化，將自然資本納入城市發展系統，破解“生態環境保護與城市開發”的二元對立。水岸經濟的發展以城市水系的生態服務功能為基底，推動水系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提供實踐范式，助力“美麗中國”與“雙碳”目標達成。其次，水岸經濟是驅動新質生產力的空間載體。濱水區依托城市濱水區域的低效空間再造和功能重組，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創新溢出，吸引高端要素流動，培育新技術、新業態與新商業模式，打造知識密集型產業的集聚樞紐，為城市產業升級注入動能，呼應高質量發展對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再次，發展水岸經濟是優化城市治理的關鍵場景。水岸空間的公共性、生態敏感性、文化承載性等多重屬性倒逼治理模式的創新，要求打破“九龍治水”的傳統治理格局，構建跨部門協同、多主體參與的協同治理體系，推動城市建設從工程思維轉向人本導向，為城市精細化治理提供制度試驗場。
水岸經濟發展典型案例及其特點
近年來，我國多個城市積極探索水岸經濟開發模式，如北京亮馬河國際風情水岸、上海徐匯濱江和蘇州河區域、福州“兩江四岸”建設、浙江海鹽縣百步亭項目、溫州鹿城區水岸一體化開發等，有效地提升了城市風貌和活力，形成了豐富的地方經驗。當前，我國水岸經濟發展已形成多種典型模式，主要包括生態旅游、高端商務休閑、歷史文化傳承、產業融合創新等四種模式，不同的模式各具特色又兼具融合。
生態旅游模式，通過系統整合沿線自然景觀與歷史文化資源，打造濱水休閑旅游空間。以福州市“兩江四岸”為代表。福州市在開發中注重挖掘曇石山文化、鄭和下西洋、馬尾船政等閩都文化元素，推出閩江燈光秀等文化產品，形成“一橋一景一故事”的景觀體系。同時，積極開發內河旅游項目，規劃皮劃艇、漿板等水上運動，探索龍舟職業聯賽等特色活動，促進親水消費。
高端商務休閑模式，重點發展高端商業、商務辦公，同時結合時裝消費、餐飲、展會等休閑娛樂設施形成綜合性功能業態。以北京亮馬河國際風情水岸為典型。北京亮馬河國際風情水岸以存量更新為特色，通過政企協作的6公里航道治理串聯燕莎、三里屯等成熟商圈，以“一河兩湖二十四橋”景觀設計激活80萬平方米濱河公園價值，集聚54家外資總部與米其林餐廳集群，依托國際茶文化節、燈光秀等高頻活動塑造“日咖夜酒”高端消費鏈，實現商業收入年增37%。這類模式通過濱水景觀與不同體量規模的商業綜合體、文化與景觀設施的有機結合，顯著提升區域土地價值，詮釋“水岸溢價”驅動城市能級躍升的核心邏輯。
歷史文化傳承模式，強調水岸文化資源的保護與活化利用。以上海楊浦濱江、溫州市鹿城區等為典型。溫州市鹿城區依托朔門古港碼頭遺址的歷史文化底蘊，系統梳理、評估遺址文化價值要素，將其轉化為可體驗、可消費的文旅產品與服務。上海楊浦濱江區域對于區域內瑞記紗廠、毛麻倉庫等老廠房、舊倉庫等城市工業遺產進行保護修繕，保留民族工業發展的歷史記憶，恢復其歷史風貌的同時，全面挖掘建筑的歷史與藝術價值，融入文博、藝術等功能，結合楊浦濱江的發展需求，將其改造成兼具公共性與開放性的文化空間，成為楊浦濱江文化活動的新地標。
產業融合創新模式，探索“水岸經濟+”的融合發展路徑。例如，上海徐匯濱江在空間更新上，保留工業遺存（如水泥廠改造為穹頂藝術中心）并賦予新功能，建成50萬平方米開放空間與10萬平方米親水平臺，貫通跑步道、騎行道、漫步道，同步布局22個“水岸匯”公共服務站點，實現生態修復、文化活化與商業服務的無縫銜接。在產業融合方面，通過整合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文化創意與現代金融產業，形成互為支撐的復合生態。通過政企協作（西岸集團統籌開發）推進全域數字化轉型，集成AI監控、智慧停車等輕應用平臺，并創新“文化+科創+金融”模式，如探索藝術品金融化、碳匯交易等，形成可持續的產業閉環。這一模式以水岸為紐帶，將生態價值、歷史記憶與創新經濟深度融合，實現從“工業銹帶”向“生活秀帶”與“科創繡帶”的轉型。
從開發方式的角度來看，水岸經濟的開發主體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政府主導型，主要由政府負責土地的統籌收儲與基建投入。在上海徐匯濱江項目中，上海采取“市區聯手、以區為主”的機制，完成400公頃土地收儲，成立西岸集團統一開發。這一模式的優勢在于能有效保障開發的公共性與長期性，但是對市區兩級財政投入的依賴性較高，且后續文化場館運維成本高，需持續補貼。二是政企社合作型，這一模式主要是由政府與企業分工協作，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企業負責建設和運營，社區同時參與項目的運營和管理。這一模式的優勢在于通過協調多方利益，能較好地平衡效率與公平。例如，北京亮馬河區域，由朝陽區政府與企業共建，政府負責河道治理，企業運營游船及商業，大大降低財政負擔。三是市場主導型，主要由社會資本主導項目的推進與實施，一般會采取高回報的業態。但是該模式由于開發速度較快，雖然能較快地帶來投資回報，但也可能因過度開發導致景觀同質化、公共空間私有化與公共性的缺失，招致公眾反對，甚至影響后續的運營與管理。
水岸經濟發展的內在機理
回顧水岸經濟發展歷程與典型案例，城市水岸經濟的發展表現出鮮明的空間資本化的內在機理。水岸經濟的發展以濱水區域天然具備的生態資源與景觀資源為基礎。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城市濱水區域的資源屬性因產權模糊與外部性問題而長期處于價值潛伏的狀態。由于水岸資源具有顯著的公共池塘資源屬性，即具有競爭性但缺乏排他性，因此容易導致“公地悲劇”和“反公地悲劇”。空氣污染、噪音污染、水體污染等水岸資源開發利用中的生態成本與社會成本遠遠高于邊際個人成本，從而形成負外部性的累積。
國內外城市水岸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表明，水岸經濟發展需要首先從污染治理、濕地重建等生態功能的恢復起步，改善與提升濱水區域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才能使其資源價值得以顯性化。生態改善使得濱水區域的景觀溢價效應得以顯現，親水性的提升使周邊土地產生級差地租，商業地產與文旅項目估值顯著上升。這一過程遵循“空間生產”邏輯，即資本通過重塑濱水空間符號，如文化地標、休閑步道等，賦予其消費主義的新意義，吸引消費流量與投資集聚。濱水景觀的溢價效應進一步催化服務型產業出現選擇性集聚，知識密集型科創與文創產業憑借其支付高地租能力占據優質岸線，從而形成生態空間與高端產業的互促格局。在這樣的格局下，產業集聚又能通過創新溢出與規模經濟，反哺生態環境維護投入，從而構成正向反饋。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多維增值也得以實現。其短期是以土地出讓金、稅收等直接收益為主；中期則依托產業生態圈構建資產增值預期，吸引各類投資的資本介入；長期則形成以“水岸品牌”為核心的無形資產，提升城市整體競爭力。水岸經濟發展中的資本邏輯是自然水體通過系統性價值轉化實現資本增值的動態過程。
對于水岸經濟發展機理的解讀，除了資本邏輯的視角之外，還需要看到社會學邏輯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水岸經濟的興起往往伴隨著將工業歷史遺存通過符號化重構與消費場景轉化，最終實現文化認同重塑的社會學過程。這一過程始于工業記憶向文化符號的轉化，集體性的勞動記憶轉化為表征城市精神的審美符號；隨后文化符號被系統地嵌入消費場景，資本運用空間美學化手段，將歷史符號轉化為消費吸引力，形成融合懷舊情結與打卡文化的體驗空間。當工業記憶以文化符號的形態融入日常生活，如亮馬河夜跑、廣州珠江新城咖啡社交、上海徐匯濱江“鋼鐵花園”、浙江海鹽縣龍舟非遺傳承，無論是新市民，還是老市民或游客，得以在這樣的空間中感知城市歷史脈絡，在消費場景里體認地方精神，最終凝聚成“濱水城市居民”的集體身份意識。水岸空間因此超越其物理屬性，升華為承載共同情感與歸屬感的精神性地標。
綜上所述，水岸經濟本質上是生態約束、經濟動能與文化認同三者動態均衡的結果。生態邏輯構成發展的基礎框架，通過環境治理、生態修復等手段維護水域系統的承載力，為經濟活動設定自然邊界。經濟邏輯驅動濱水區生態與景觀資源的轉化進程，依托產權界定與市場機制將生態資源和文化遺產轉化為商業價值，形成土地溢價、產業集聚等增值效應。文化邏輯則賦予發展以社會意義，通過工業記憶的符號化重構和社群實踐，塑造地方認同并維系消費黏性。三者并非線性疊加，而是形成循環互饋：生態約束規范開發強度，經濟收益能反哺生態環境保護與文化存續，文化認同則能降低治理成本并穩定市場需求。反之，任何單一邏輯的強勢主導都可能引發系統失衡，唯生態環境保護容易陷入發展的停滯，過度經濟導向可能導致生態透支與文化同質，而文化孤立也會削弱發展的可持續性。
水岸經濟發展中的風險與挑戰
雖然近年來各地的水岸經濟已經取得長足的發展，但是水岸經濟發展中的風險與挑戰，仍值得高度關注。
水岸區域的生態敏感性與經濟開發強度之間存在顯著張力。過度的商業化開發可能導致生態侵蝕以及公共空間私有化的危機。例如，某城市的公共沙灘被30余家商鋪“圈占”，臨時建筑導致沙灘退化、親海空間萎縮。在監管缺失的情況下，帳篷酒店、集裝箱商店侵占生態空間，引發市民不滿。在此類商業利益擠壓生態公共物品屬性的情況下，如何運用有效的管控措施，如何建立市場化的生態補償機制，如何維護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開發的平衡，需要認真思考，這樣才能找到水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路徑。
歷史文脈的存續壓力是水岸經濟發展中常常面臨的挑戰。在濱水區的更新改造中，某些地區采取大規模拆除重建的方式，導致歷史文脈斷裂，空間承載的地方記憶與生活場景消失，地方文化難以延續。某些地區出現過度追求商業價值導致遺產文化價值喪失，例如，部分濱水區將古碼頭改造為高端餐廳，脫離原真性；或是侵占公共親水空間，削弱歷史岸線的公共性。因此，如何保護濱水區域的歷史文脈，留住地方文化記憶的同時，建立地方特色的空間IP，是探索水岸經濟可持續發展路徑時需要回答的問題。
長期運營的資金可持續性是水岸經濟發展中的另一大挑戰。生態環境治理與維護是水岸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維護良好的水岸生態環境需要長期大量的資金投入；與此同時，濱水區各類公共設施與場館的建設與后期運營成本較高，需要持續的資金補貼。因此，尤其是一些政府主導的濱水區開發項目中，即使初期取得一定的成功，到后期往往面臨較為突出的財政壓力。而在一些政企合作的項目中，在公共財政依賴與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策與市場的錯配甚至可能引發社會資本退出，導致項目后期難以為繼。
水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生態資源資產化、歷史記憶活性化、金融工具適配化的系統工程。既需要防止資本過度侵占公共性與生態紅線，保持生態環境保護與開發的平衡，又需要依賴制度對空間正義的保障，防止過度商業化對集體記憶的改寫與文化認同的變形。實現水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針對以上系統性風險，探討建立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開發的平衡機制，探索歷史文脈存續的創新路徑，構建降低財政依賴的運營資金長效機制。
促進水岸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對策
總結國內外城市水岸經濟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城市水岸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施路徑需通過功能定位、空間營造與治理模式的系統性創新，有效平衡生態保護、經濟活力與社會文化價值間的張力，功能復合化、開發精細化、治理多元化應成為發展水岸經濟的重要路徑。
功能復合化意味著要突破單一目標導向的開發思維，實現生態基底、產業動能與人文內涵的高度融合。生態系統的健康是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前提，因此，需科學評估水域環境承載力，建立藍綠空間比例、生物廊道連通性等剛性約束指標，為水岸經濟活動設定自然邊界。在此基礎上，推動生態資源的價值顯化與市場轉化，將碳匯能力、水質凈化效益等自然資本納入區域經濟核算體系，通過生態補償、綠色金融等機制形成對生態環境保護再投入的資金鏈。文化維度則需超越符號化的簡單挪用，深度挖掘水岸空間的地方性基因，如工業記憶、民俗傳統、歷史事件等非物質要素，應通過敘事重構轉化為具有當代生命力的文化標識。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景觀包裝，而是將文化基因植入空間功能設計，使其成為凝聚社群情感、培育地方認同的精神紐帶，這樣才能實現生態資源、經濟價值與文化資本的共生。
開發精細化的路徑意味著要聚焦空間更新過程中的歷史延續性與社會包容性。濱水區工業遺產改造面臨的核心挑戰，往往在于避免淪為消費主義的裝飾性符號，需通過物質存續、功能活化、記憶傳承的三重策略維系場所精神。物質存續強調對典型構筑物的保護性修繕，在技術層面保留歷史材質與空間肌理；功能活化則要求適應性再利用，使舊廠房、碼頭等空間承載教育、文創、社區服務等當代公共職能；記憶傳承的關鍵在于本地居民的深度參與，鼓勵本地居民通過口述史整理、手工藝工坊、節慶活動等形式成為文化敘事的主體。這種參與式更新不僅維系了地方知識的連續性，更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為市民群體提供身份認同。同時，精細化開發需回應自然與建成環境的關系，通過微更新、彈性設計等低干預手段，減少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例如，采用生態護坡替代硬質堤岸，保留野生植被廊道等。其本質是在有限空間內編織自然演進、歷史層積與當代生活的復合圖景。
治理多元化路徑旨在構建多主體協同、多工具并用的制度韌性。在主體維度，需明確政府、市場、社會的功能邊界與協作機制。政府角色應從直接開發者轉向規則制定者與保障者，通過生態紅線、文保清單等底線管控保障公共利益；市場主體通過特許經營等多樣化模式介入運營，但需建立收益回饋的強制性條款；社會公眾則需賦予參與規劃決策與監督評估的渠道。在政策工具層面，應創新金融支持體系，破解資金依賴難題。例如，生態銀行可收儲零散生態資源進行規模化交易，藍色債券定向支持水域治理項目，社區發展基金則保障小微文化空間的可持續運營。此外，可以構建智慧治理平臺以整合水質監測、游客流量、商業消費等數據，為動態調整開發強度提供決策依據。這種多方共治框架的核心價值在于，通過責任共擔與利益共享機制，將外部約束轉化為內生動力，使生態紅線、文化存續與經濟活力從沖突走向協同。
上述路徑的實踐效能，最終取決于能否建立跨尺度的制度適配能力。宏觀層面需將水岸開發納入流域綜合治理與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中觀層面通過城市設計導則規范開發強度與風貌協調，微觀層面則依托社區公約等非正式制度調適具體矛盾。只有將功能復合的愿景、精細操作的技藝、多方共治的智慧熔鑄為完整的制度生態系統，水岸空間方能真正承載起城市文明演進中自然、經濟與人文的和諧共生。
【參考文獻】
①高超、蔣飛陽、王崇烈：《亮馬河國際風情水岸更新：濱水線性公共空間更新帶動區域轉型的實踐探索》，《北京規劃建設》，2024年第3期。
②陳宇飛：《新型城鎮化視角下人文城市建設理路》，《國家治理》，2023年第3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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