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不斷沖擊著既有的文化治理機制與范式，傳統治理范式面臨監管失靈、評估標準失準和治理主體失位等方面的挑戰。DeepSeek的問世，開啟人工智能全面應用、主流化階段，進一步強化全球信息的流動性和共通性，并為構建智能時代文化治理新范式賦能。一方面，DeepSeek以人工智能普惠的形式，打破過往的文化壁壘和隔閡；另一方面，DeepSeek以多智能體協同演化的方式，滿足新的發展形勢下傳播與治理的需要。基于智能傳播時代全球文化治理范式的轉變，中國應堅持技術賦能與文化主權的雙軌協同，致力于構建動態適應性治理框架，加快形成并不斷提升“生成式軟實力”，堅持開放、包容、普惠的全球文化治理觀，推動完善未來全球文化治理新范式。
【關鍵詞】DeepSeek 文化領域治理 智能傳播 網絡治理
【中圖分類號】G122/TP1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5.008
【作者簡介】方興東，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導，浙江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研究方向為網絡安全戰略、全球網絡治理、新媒體與數字傳播，主要著作有《IT史記》（合著）、《歐拉崛起：從華為走向世界》、《鴻蒙開物：終端操作系統破曉之路》（合著）等。
隨著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的全面普及，麥克盧漢構想的“地球村”正從理想變為現實。以DeepSeek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掀起智能傳播主流化浪潮，進一步強化全球信息的流動性和共通性。文化不再是傳統國界之內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小世界”現象，而是以“文明體”的形態參與全球互動和交流。從“14億人思維”到“80億人思維”，從“站在中國看世界”到“站在世界看中國”，全新的思維方式逐漸重塑我們固有的認知，并不斷拓寬中國文化發展與治理的視野。
網絡空間是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其中諸多問題都是由具有多樣性、綜合性、系統性的因素形成的。因此，管網治網必須具備整體性、一體化的思維，而不能依靠傳統條塊分割的治理思維。[1]網絡空間是人類精神文化活動的重要場域，習近平主席指出：“網絡空間是人類共同的活動空間，網絡空間前途命運應由世界各國共同掌握。”[2]信息傳播邏輯與機制的開放一體化使文化傳播的國內國際邊界逐漸消失，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不再截然分離，而是相互交融、相輔相成。國際傳播范式也從大眾傳播時代封閉的分立和交叉模式，轉向數字時代開放的“同心圓”融合模式。中國國內與國際傳播二分的傳統與緣由，受到傳播條件、文化傳統、政策策略和社會意識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文化的發展與治理逐步趨于國內-國際全面融合，這種全新的范式，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因此，系統梳理以DeepSeek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引發的變革，對于理解和應對當下復雜的傳播與治理形勢具有重要意義。
文化治理面臨新挑戰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加速重塑國際傳播格局。在傳統國際傳播領域，以國家為中心的權力結構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國家通過官方媒體、文化輸出等手段塑造國際輿論場。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尤其是DeepSeek的廣泛應用，或將打破這一傳統格局，國際傳播格局將呈現多方行為體共同參與的動態網絡特征。科技公司、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等新興力量借助人工智能技術的賦能，能夠更便捷地跨越國界傳播信息、影響輿論，從而削弱國家在國際傳播中的主導權。因此，隨著算力與數據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資源，國與國之間開始出現以科技公司為對象的科技競爭，DeepSeek便是這一趨勢的典型體現。科技競爭的根本在于技術，技術的擴散使得“算法霸權”作為一種新的競爭形式逐漸凸顯。從技術層面來看，內嵌于技術本身的“算法偏見”或將對使用者造成更為隱蔽和深遠的影響。從國家層面來看，一些國家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通過算法操控和信息推送等方式，傳播符合自身利益的文化內容。這不僅能夠精準地影響目標受眾的認知和態度，還可能潛移默化間動搖社會主流價值觀，進而對其他國家的社會穩定和文化認同產生沖擊。算法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普遍應用可能導致用戶產生“算法依賴”，部分西方國家由此意圖憑借算法技術優勢，用“意識形態化算法”對全世界進行監控，塑造出算法博弈的“利維坦”。[3]
面對激烈的技術競爭，部分國家妄圖以技術封鎖阻礙其他國家發展的腳步，其背后的保護主義限制全球技術進步，破壞自由貿易規則。這種來自安全與政治層面的考量，使得一種無形的“數字鐵幕”開始凸顯，并成為國家發展和數字科技治理的主要阻礙。[4]美國通過強化技術出口管制、設置政治性技術標準等方式，遏制DeepSeek及類似技術、平臺的全球擴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技術的自由流動，也擴大了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數字鴻溝”。與此同時，歐洲、東南亞等地區開始尋求技術平衡，試圖通過形成“去美國化”的技術聯盟，減少對美國的技術依賴，加劇全球技術治理中的地緣政治博弈。
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深刻影響智能傳播時代的治理效能與傳播秩序。一是監管失靈。技術的變革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監管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思維鏈和模型開源緩解“算法黑箱”困境，為監管審查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對隱私保護、數據合規、知識產權、“幻覺問題”以及模型安全性隱患等帶來新挑戰。此外，盡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實時推理能力推動一些領域的治理從“事后統計”轉向“事中干預”，但現有法律對于人工智能決策失誤的責任追溯機制尚不健全，這導致在面臨人工智能實時決策引發的問題時，治理主體可能陷入無法及時、有效進行監管和問責的困境，從而影響治理的時效性和權威性。二是評估標準失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創作內容時，可能缺乏人類的判斷和審查，從而產生不當的輸出。[5]人工智能大模型輸出的部分內容存在“創造性幻覺”與“事實性錯誤”交織的復雜情況，而傳統的內容審核機制卻難以對其進行準確區分，并且在應對新型智能傳播內容時，傳統評估標準也表現得力不從心。三是治理主體失位。開源社區的分布式開發模式在推動技術創新與共享的同時，責任主體變得更為復雜。具體來說，面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時，很難明確界定應由誰來承擔相應的治理責任，影響治理工作的有效開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風險不局限于某一特定領域，而是橫貫多個領域，需要多個部門的協同治理。[6]
文化霸權、文化沖突等現象層出不窮。在智能傳播主流化的大趨勢下，傳統治理范式亟待進行全面而深入的轉型，以適應新型傳播內容與模式帶來的種種變化，確保傳播領域健康、有序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全球視野來思考當下的文化治理。一方面，DeepSeek的成功經驗表明，數字技術在文化治理中具有巨大的潛力。文化治理者可以借鑒DeepSeek的經驗，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提升文化治理的效率和精準度；另一方面，DeepSeek的開源特性和國際影響力，為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文化治理領域的合作提供新的契機。各國可以共同開展文化治理相關的研究和實踐，分享經驗和技術，推動全球文化治理的發展。
從現象到范式轉變：DeepSeek與智能治理范式
在近十年的大規模投入和研發過程中，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取得超越性突破，競爭格局也由此發生巨大變化。DeepSeek引發的浪潮標志著全球人工智能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智能傳播與人類社會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傳播不再是簡單的手段和工具，而是深度嵌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形成“技術—傳播—社會”的三者強互動、強聯動、強振動的關系，影響著個體生存方式、國家創新發展與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7]DeepSeek既引發全球人工智能界顛覆性的現象級突破，也成為重要的智能傳播現象，其或將重構智能傳播的底層邏輯，改變數智化時代技術應用、內容生產等方面的基本邏輯。因此在一定意義上，DeepSeek的影響深度與廣度已遠遠超越單純的人工智能技術迭代，正在實現從現象到范式的影響擴散。
傳播是信息的流動擴散方式，推進不同主體之間的溝通交流。全球治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命題，不僅是各個國家與地方溝通交流的重要問題域，也是國際傳播領域重要的研究議題。在全球治理命題研究的過程中，各國逐漸從政治、經濟領域轉向文化領域。全球治理向文化領域延伸的主要特征是“國際社會的各種行為體對全球治理中廣義的文化范疇——如社會公平正義、信息傳播、身份認同、價值倫理、人文交流等議題予以前所未有的關注”。[8]全球化促進了各國之間的文化傳播和交流，使全球文化呈現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但在此過程中，諸如文化霸權等威脅也在滋生蔓延。尤其是伴隨著互聯網和智能傳播的發展，網絡空間作為一個兼顧多樣信息流動性的虛擬空間，不可避免地成為不同力量博弈的場域。
“以TCP/IP協議為基礎的互聯網元架構實現所有人、所有設備、所有應用和所有接入媒介的方式的獨特開放性。”[9]在具有開放性的互聯網元架構的技術基礎上，一方面，虛假信息在互聯網快速傳播等情況的出現使得文化治理呈現更為復雜的特征，對社會發展造成實質性的挑戰；另一方面，在互聯網等技術的支撐下，文化治理也逐漸升級，基于技術發展的全新文化治理秩序逐步形成。與此同時，沿著互聯網的發展軌跡，全球智能化時代來臨，基于原有的互聯網元架構，各類智能體廣泛地參與到全球智能文化傳播中，人工智能的創新性突破賦予了文化治理更豐富的內涵。尤其是“DeepSeek在技術架構和應用層面實現突破，意味著在技術標準、全棧自主構建以及數字主權等戰略領域對全球技術秩序產生了深遠影響”。[10]這也預示著以DeepSeek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技術權力”結構，顛覆全球文化傳播與治理范式，成為開放包容的全球數字文明和文化建設的重要影響要素。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以DeepSeek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帶動未來傳播新范式的形成，重構傳統傳播中的核心要素。一是從傳播主體上來看，人機共生逐步成為主流趨勢，人與人工智能構成混合性的傳播主體。甚至以DeepSeek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夠憑借其自主且可持續的學習能力，發展成為新型的傳播中心，以及成為獨立且具有自主生產力的新傳播主體。二是從傳播內容上來看，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讓傳播內容的生產不再只是依靠人腦，而是能夠基于大模型的深度思考，來實現對文本、圖像、視頻等多模態傳播內容的高質量生產。通過將相關知識圖譜進行多領域的關聯，來實現對傳播內容的動態編織，將離散的信息組織成系統的知識語言，構建起具有可參考性和可傳播性的知識圖譜。三是從傳播渠道上來看，通過DeepSeek的動態優化，智能系統在對相關信息傳播的過程中，能夠進一步優化渠道，以更為精準的算法推薦，將人工智能優化后的信息進行高效傳播。尤其是在構建精準化的傳播渠道和方式方面，智能系統可通過虛實融合場域下的交互機制，實現用戶與系統間的信息雙向傳播。四是從傳播受眾上來看，DeepSeek能夠通過深度思考與受眾進行一對一的精準對話，快速處理受眾所提供的信息并及時給予反饋，受眾在此過程中能夠與人工智能建立起動態雙向關系。但在“馴化”智能體的過程中，如果使用方式不當，受眾的主體性可能受損，甚至會對人工智能產生較強的依賴性。五是從傳播效果上來看，DeepSeek的應用極大提高了信息的傳播力，其能夠通過算法系統和智能分發系統，構建動態用戶模型，快速將信息進行規模化、精準化傳播。這種新的傳播范式的形成完成對傳播學中經典的“5W”元素的重構，并以新的傳播形態增強對未來不確定的傳播生態的適應性。
新的傳播范式的構建，推動未來文化治理范式的革新。DeepSeek現象級的擴散引發全球文化治理范式的變革，形成符合“技術—傳播—社會”系統互動的智能時代文化治理新范式。文化治理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享有技術、資本等方面的先發優勢，一定程度上主導著全球文化治理制度和方式。在這種治理模式下，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和利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出現了文化霸權等狀況。不過，“歷史和實踐都充分證明，難以調和資本和勞動矛盾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成為全球治理規則的永久制定者”。[11]在“技術—傳播—社會”系統內，由DeepSeek賦能的文化治理新范式主要呈現出以下兩個方面的特征。
一方面，DeepSeek以人工智能普惠的形式打破過往的文化壁壘與隔閡，推進技術去中心化、平權化發展，有利于打造文化公平前提下的文化治理新模式。DeepSeek的技術創新是人類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正如Meta AI首席科學家楊立昆所指出的，DeepSeek出現所帶來的最大效益是開源模型超越專用模型，人工智能開源的價值是使任何人都能受益。[12]“DeepSeek憑借‘技術＋生態’雙重優勢，有望引領開源大模型發展，重塑全球人工智能話語權格局，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向更加開放、透明和普惠的方向演進。”[13]DeepSeek的開放性與包容性讓人工智能不再像ChatGPT剛出現時，以閉源的方式獲取商業盈利并主要服務于專業技術工作者。DeepSeek的開源讓所有用戶能夠在免費使用人工智能的同時還能獲得其底層源代碼，讓信息資源呈現分布式而非中心集合式結構，使人工智能技術以主流化的方式成為普惠技術。這無疑極大推進文化公平的實現，打破以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文化傳播與治理壁壘，讓更多主體能夠參與到全球文化良性善治的體系中。通過建立起公平的文化服務體系，實現全球各個主體共享文化成果，共同參與文化治理。
另一方面，DeepSeek以多智能體協同演化的方式滿足新的發展形勢下傳播與治理的需要，構建起文化協同治理的新范式。伴隨著全球數字化進程的演進，“具有‘類人心智’的智能傳播通過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能夠暢通人機傳播，有效解決媒介化治理中服務供給側和需求側的信息不對稱難題，重塑全球治理的服務機制”。[14]在DeepSeek的支持下，各個主體可以在文化傳播與治理的過程中借助DeepSeek所引發的傳播主體、內容、渠道等方面的范式變革，來進一步實現治理體系中不同文化之間的協同，從而為文化治理范式創新賦能。以DeepSeek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過突破性技術創新提升文化治理信息的量級處理與密度控制能力，驅動智能時代文化治理系統的升級，不斷適應當前智能傳播的社會生態。同時，以DeepSeek的出現為契機，智能體技術協同推進智能傳播成為主要趨勢，推動整個社會文化治理范式重構，并在文化交流機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構建更加開放、包容的全球文化治理體系。
傳播與治理的新舊范式對比
當前，已有的全球文化治理范式主要形成于大眾傳播時代，是基于大眾傳播時代特征所構建起的治理體系，與當時的全球傳播與治理秩序相適應。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文化治理領域涌現出越來越多的新問題。尤其是在近兩年，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標志著智能傳播時代的來臨，對全球傳播與治理格局產生顛覆性影響。過去大眾傳播時代的治理范式難以與互聯網時代相適應，無法滿足新形勢下的傳播與治理需要。“智能傳播帶來人類信息傳播范式的根本轉變，也意味著舊有治理范式的失效和缺失。”[15]如今，亟待形成更加適應智能時代特征的文化治理新范式，推動構建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全球文化治理格局。
智能時代之所以會出現文化治理范式的轉變，與傳播模式的變遷有著密切聯系。在大眾傳播時代，主要以大眾傳媒為主體建構傳播范式。而到了智能傳播時代，范式建構主體更迭為數字媒體、人工智能體等。“人類傳播范式從過去傳統大眾傳播主導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模式走向了數字新媒體主導的自下而上、開放分布式的模式。”[16]從大眾媒體到人工智能體，人工智能發展模式也從過去以硅谷人工智能模式為代表的西方霸權模式轉變為以DeepSeek模式為代表的全球普惠模式，技術底座與人工智能模式維度的變化帶來文化治理模式基礎硬件條件的變遷。在“技術-傳播-社會”的基礎架構下，技術變遷無疑會影響社會傳播機制與運作方式，進而引發傳播范式的變遷，推動未來治理范式的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在范式變遷的過程中，文化治理主體也從過去大眾傳播時代中心化、集中式且具有單向權威性的“政府-媒體”的雙重治理主體，轉變為智能傳播時代分布式的“政府-平臺-算法-人工智能-用戶”的多方治理主體，進而推進整體文化治理范式的變革。同時，隨著內容生成方式從過去傳統的以PGC（專業生產）、UGC（用戶生產）為主轉化為智能時代以DGC（數據生產）、AIGC（人工智能生產）為主，文化治理也更加注重對于算法和智能體的風險管控。文化治理過程中的風險控制逐步由過去對顯性內容的規制轉變為現在對隱性內容的識別。大眾傳播時代背景下，在文化信息治理過程中，主要依靠人工審核、識別等方式，按照固有法律體系中的法律法規和相關規章制度，來對顯現的風險內容進行識別和刪除，從而實現對有風險內容傳播的管控。而到了智能傳播時代，除了顯性風險以外，還隱藏著更多難以以人工審核的方式來規避的隱性風險。比如，在人工智能技術興起的過程中，深度偽造技術突飛猛進，通過傳統人工審核的方式難以準確辨別一些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深度偽造內容和虛假信息。在此過程中，需要形成新的文化治理范式，通過借助算法和大語言模型對相關偽造內容進行識別和快速排查，從而阻止風險內容的大面積傳播擴散。
與此同時，互聯網技術的演進發展與通用智能體的快速涌現，驅動智能時代文化治理浪潮向前涌進，重塑著文化治理格局。DeepSeek的出現意味著智能傳播進入新的階段，它作為中國自主研發的開源大模型，不僅僅意味著我國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上的創新與突破，更對智能時代文化治理的格局產生深遠影響。DeepSeek技術引發的市場對高昂研發成本與潛在收益的再評估，以及對新興開源模型沖擊現有商業模式的預期，共同引發了市場動蕩，導致歐美科技股市值蒸發高達1.2萬億美元。這一技術創新打破了大眾傳播時代文化治理“西強東弱”的格局，推進全球文化治理和信息流動秩序的重建。具體言之，DeepSeek憑借開源模式的優勢，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壟斷，降低了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門檻。通過給全球開發者提供可自由使用和分發的模型，促進人工智能服務的可及性，實現各國共享智能紅利。DeepSeek所開啟的新模式進一步推進技術的平等化，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提供基礎框架，使其在智能傳播時代，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能融入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浪潮。
此外，“美國等西方國家依托對高端芯片和云計算平臺的強大壟斷能力，長期將廣大‘全球南方’國家置于算法和算力的被動地位”。[17]過去由于無法掌握人工智能關鍵技術以及受到全球政治資本市場的影響，很多發展中國家被迫處在技術發展的邊緣位置。DeepSeek所帶來的技術普惠，進一步提升文化的包容性，打破了西方對人工智能語言模型和算法的壟斷，減少了發展中國家對西方高端芯片和算力的依賴，并使西方在全球文化治理過程中開始關注不同國家的多樣化文化表達，重塑全球文化傳播格局。DeepSeek以技術賦能的方式，對西方的技術和文化霸權作出有力回擊，為全球南方國家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打破自大眾傳播時代以來所形成的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傳播格局，讓更加多樣的文化在全球得以傳播。這不僅幫助更多發展中國家掌握并強化自身的“數智主權”，也成功以推動人工智能技術主流化的方式助力全球人工智能生態建設，有利于構建更加多樣、開放、包容的智能時代文化治理格局。
通過對比大眾時代與智能時代的文化治理范式（見表1），可以看出從舊范式到新范式的變遷，不僅是因為技術創新所帶來的格局轉變，更在于傳播與治理邏輯上的突破。“通用人工智能促進了智能互聯時代的到來，智能傳播進入主流，過往中心化的傳播模式在遭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去中心化邏輯沖擊后，進一步被智能邏輯突破。”[18]在大眾傳播時代，傳播邏輯主要是單向的、由中心向邊緣擴散，而在智能傳播時代，傳播邏輯是多向的、去中心化的。基于傳播邏輯的變化，在文化治理邏輯中，大眾傳播時代主要是將技術作為工具，以控制文化內容、傳播渠道的方式來實現對于文化的治理。而在智能傳播時代則是將技術作為治理的主體，通過協同與引導的方式來保護文化的多樣性，促進文化內容生態的健康發展。在此邏輯基礎上建立的新的文化治理范式，改變過去大眾傳播時代以西方主流文化為主導的單一性文化形態。尤其是DeepSeek技術發展帶來的技術普惠性讓越來越多文化主體能夠擁有話語權，讓邊緣文化獲得傳播機會。在進行文化治理的過程中，算法與人工智能技術的參與也能進一步減少全球文化偏見，有利于打破西方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霸權，從而促進全球文化治理生態可持續健康發展。這種傳播與治理邏輯上的突破，既是技術創新的結果，也是智能時代文化治理需求與文化生態變化的映射。
毫無疑問，DeepSeek開源、普惠、包容的技術理念，為智能時代文化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為更多國家帶來了提升技術自主性和參與文化治理的機遇。由中國自主創新研發的DeepSeek重塑全球“技術權力”結構，也讓中國在智能時代的全球文化治理中獲得更多話語權，并在實現自身技術自主的同時為更多發展中國家爭取到“技術主權”，推進完善未來智能時代全球治理體系。需要特別關注的是，在技術的“狂飆突進”下，全球文化的多樣化發展也可能引發新的文明沖突。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引導下，完善全球文化治理體系成為促進全球善治的重要維度，各國需構建更加符合智能時代發展規律的國際合作治理機制，在共同參與文化治理的過程中，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新全球文化治理秩序，平衡與協調各國之間的文化利益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融合了各國與各民族文化的載體，是一種聯結不同國家與民族、鏈接多元利益與夢想的新文化形態。”[19]在不同國家與地域文化進行碰撞、融通的過程中，新范式的建立也亟須各國在共同聯結的基礎上，結合人工智能技術創新發展的脈絡，推動多邊主義，促進國際合作，推動智能時代文化治理朝著更加多樣化、公平化與可持續化的方向演進。
智能時代中國的治理對策：平衡、創新與全球領導力
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正在重塑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重要推動者，中國在智能時代的治理對策不僅關乎自身發展，更對全球治理體系的構建具有深遠影響。
發展層面，堅持技術賦能與文化主權的雙軌協同。中國將技術自主視為智能時代發展的核心戰略，注重基礎設施的自主化建設。[20]以中興通訊的AiCube智能邊緣計算平臺為例，其通過本地化算力部署與端到端加密技術，實現了數據處理的高效性與安全性。此類國產化方案不僅降低了對外部技術依賴的風險，還通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安全基本要求》（TC260-003）等技術標準，構建覆蓋數據采集、存儲、傳輸的全生命周期防護體系。此外，“東數西算”數據中心集群、算力樞紐建設應運而生，預示我國數據運行能力、計算能力的集約化程度的提高，代表我國已擁有可接收文化生產、服務和治理活動過程中產生的數據要素的數據集成平臺。[21]在技術標準領域，中國率先發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成為全球首個針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專門立法。該法規不僅確立了多模態內容溯源、算法透明度等技術規范，還通過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合作，推動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倫理認證機制的全球化。比如，中國主導的“多模態內容數字水印”技術已被納入國際電信聯盟（ITU）的推薦標準，為跨境內容治理提供可驗證的技術路徑。這種“標準先行”的策略，既確保技術發展的倫理邊界，又增強了中國在全球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安全層面，致力于構建動態適應性治理框架。一方面，建立風險分級響應機制，實施精準場景化治理。采用“分類監管、動態調整”的治理模式，針對不同場景設定差異化治理強度：追求算法的相對安全、建立“企業—行業—政府”的多樣治理路徑、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具體行為分層治理，逐步建立起能夠應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安全風險的治理體系。[22]另一方面，為防止技術失控，還應在政治敏感、公共安全等領域建立人工干預的強制性要求。技術失控“本質是缺少人文精神制衡的科技烏托邦主義誘發的技術失控所產生的文化風險”，[23]因此，網絡內容審核系統需保留人工復核節點，對涉及意識形態、民族宗教等議題的內容實施全鏈路追蹤與干預。這種“人機協同”機制既利用人工智能的效率優勢，又通過人類價值觀的介入確保技術應用的正當性。2025年發布的《網絡安全技術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安全基本要求》進一步規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服務必須設置人工緊急制動開關，凸顯了“技術為人服務”的治理哲學。
理念層面，加快形成并不斷提升“生成式軟實力”。“生成式軟實力”即通過智能技術生成和傳播文化內容，形成一種更具開放性、去中心化和靈活多樣的軟實力。[24]人工智能、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能夠快速生成和傳播文化內容，使文化治理更加精準和高效。可以說，“生成式軟實力”在傳播文化內容的過程中，憑借其傳播的實時性和全球性能夠迅速覆蓋廣泛的受眾群體，形成強大的文化影響力。此外，“生成式軟實力”不僅能夠快速響應社會變化和用戶需求，還能夠通過智能技術實現文化內容的持續創新和優化。文化治理需要適應這種變化，創新治理理念和方法，培育和引導“生成式軟實力”的發展。從具體路徑而言，文化治理應充分利用如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智能技術，提升文化治理的精準度和效率。比如，通過數據分析了解民眾的文化需求和偏好，制定個性化的文化政策和供給策略；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文化內容的創作和傳播，提升文化產品的質量和影響力。
全球層面，堅持開放、包容、普惠的全球文化治理觀。全球開放、一體化的實時傳播格局已日漸成型，文化治理更需多方主體的協同參與。一方面，應加強多方合作（如南南合作），以推動技術平權與發展鴻溝的彌合，[25]爭取從技術跟隨者轉向規則制定者。中國通過DeepSeek等開源平臺向發展中國家共享人工智能技術資源，如為廣大國家提供低代碼開發工具包與預訓練模型庫，幫助非洲國家構建本地化的疾病預測系統。在2024年聯合國通過的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中，中國推動將技術轉移條款納入框架，143個國家參加了決議聯署，這表明該方案已獲得廣泛認同。此類實踐與“數字絲綢之路”服務共建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相結合，進一步彰顯了文化交流的“和合”特質，推動了優秀文化的“送出去”與“迎進來”。[26]另一方面，積極推動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治理機制建設。2024年發布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倡導建立技術共享平臺與風險共擔機制，主張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框架下制定《智能傳播治理公約》。這一路徑不僅規避西方主導的“小圈子”治理模式缺陷，還通過引入“發展權優先”原則，確保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標準制定。比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關于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的聯合聲明》中，雙方明確反對技術霸權，強調治理規則應兼顧技術創新與普惠發展。
總之，智能時代中國的文化治理對策，需體現全球視野下“發展中治理”的獨特智慧：既通過本土化部署維護文化主權，又以動態框架適應技術迭代；既在國內構建安全防線，又在全球推動規則重塑。這種平衡哲學的背后，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踐——技術發展不應成為零和博弈的工具，而應成為增進共同福祉的橋梁。未來，隨著《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的持續推進，中國有望在技術倫理、標準互認、能力建設三大領域貢獻更多“東方智慧”。
（本文系202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融媒體環境下互聯網平臺型企業現代治理模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ZD321；浙大城市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顧燁燁、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博士生董麗雪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方興東：《堅持走中國特色治網之道 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人民日報》，2024年10月22日，第13版。
[2]《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全文）》，2015年12月16日，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rnJSn9u。
[3]鄧觀鵬、顧友仁：《算法殖民：西方意識形態算法化統治的審視與批判》，《新疆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
[4]J. Zhang and J. Xu,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Descent of a Porous Curtai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1, 14(3).
[5]王飛躍：《我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現狀與趨勢》，《人民論壇》，2025年第2期。
[6]程樂：《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態勢、挑戰與展望》，《人民論壇》，2024年第2期。
[7][16]方興東、嚴峰、鐘祥銘：《大眾傳播的終結與數字傳播的崛起——從大教堂到大集市的傳播范式轉變歷程考察》，《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0年第7期。
[8]唐潤華、何國平：《全球文化治理中智能傳播的雙重角色》，《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9]顧燁燁、鐘祥銘、方興東：《互聯網元架構：數字共通的技術邏輯與價值基礎》，《現代出版》，2025年第1期。
[10]令小雄：《DeepSeek開啟后ChatGPT時代——基于數字范式革新及其運演哲思》，《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2期。
[11]夏文斌：《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的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
[12]《Meta AI首席科學家楊立昆談DeepSeek：不是中國AI超越美國 而是開源模型超越專有模型》，2025年1月27日，https://tech.ifeng.com/c/8gU1bvliB26。
[13]段玉聰：《搶占AI話語權：DeepSeek的技術優勢、戰略布局與未來生態圖景》，《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4期。
[14]唐潤華、何國平：《全球文化治理中智能傳播的雙重角色》，《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1期。
[15]鐘祥銘、方興東、顧燁燁：《ChatGPT的治理挑戰與對策研究——智能傳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與突破路徑》，《傳媒觀察》，2023年第3期。
[17]《史安斌、鄭恩：DeepSeek助力“全球南方”強化“數智主權”》，2025年2月24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LbqgA3V0Nl。
[18]喻國明、蘇芳：《范式重構、人機共融與技術伴隨：智能傳播時代理解人機關系的路徑》，《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4期。
[19]熊李力：《從人類文明新形態看實現全球善治的可能維度》，《人民論壇》，2023年第10期。
[20]方興東、王奔、鐘祥銘：《無盡的前沿：2024年智能傳播研究綜述——從人類傳播走向人機融合傳播的知識探索與邊界拓展》，《青年記者》，2025年第1期。
[21]賀秉花、楊九龍：《“東數西算”背景下公共文化數據管理基本內涵和實現路徑》，《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23年第2期。
[22]張旭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安全風險及治理路徑》，《江西社會科學》，2024年第8期。
[23]常江：《技術失控與文化風險：數字媒體生態的三重悖論》，《當代傳播》，2024年第1期。
[24]方興東、何可、林宇陽：《DeepSeek與生成式軟實力崛起——國家軟實力的新范式、新內涵和新趨勢》，《新聞愛好者》，2025年第5期。
[25]江時學：《南南合作的中國實踐與貢獻——基于“全球南方”的視角》，《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4年第7期。
[26]張志忠、張澤潤：《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一帶一路”文化交流的“和合”特質》，《河北學刊》，2025年第2期。
The Paradigm Shift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Intelligent Era
Fang Xingdong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challenge existing cult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paradigms, and traditional governance paradigm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regulatory failure, inaccurate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loss of governance subjects. The emergence of DeepSeek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nd mainstream st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flow and commonality of global information, and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radigm for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On the one hand, DeepSeek breaks down cultural barriers in the form of inclus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other hand, DeepSeek meets the needs of communic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rough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paradigm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dual track coord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cultural sovereignty, strive to build a dynamic adap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generative soft-power", adhere to an open, inclusive, and universal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concept,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a new paradigm for future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DeepSeek, governance in the cultural field,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cyber governance
責 編∕方進一 美 編∕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