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溫室氣體排放導致全球氣溫升高，加劇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和氣候變化等風險，給生態系統與社會發展帶來嚴重影響。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與風險，呈現聚集、連鎖、放大效應，人類社會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愈發嚴峻，對人類社會加強韌性建設、提升整體應對能力提出新要求。中國始終高度重視并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深入落實“雙碳”行動、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引領氣候治理多邊進程，彰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與作為。
【關鍵詞】氣候變化 氣候治理 碳達峰碳中和 生態文明 【中圖分類號】X-01 【文獻標識碼】A
隨著高溫熱浪、颶風、暴雨等極端天氣事件多發頻發，以及由此造成的氣候災難日益觸目驚心，應對氣候變化、推進全球氣候治理，成為人類社會的共同關切。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更長期、更深層次的生存發展挑戰。在氣候變化的挑戰面前，世界各國沒有誰能夠獨善其身，置身事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實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推動和引導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彰顯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于全球氣候治理，中國走出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道路，用實際行動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綠色低碳轉型，為全球氣候治理作出中國貢獻。
當前全球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
資源環境壓力前所未有。全球快速工業化和人口擴張，對自然資源與環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從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隨著世界經濟和人口的迅速增長，人類社會面臨發展經濟和保護自然二者難以協同的嚴峻挑戰。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全球經濟總量由2萬億美元增長至目前100多萬億美元的規模，增加約50倍；20世紀60年代全球人口約30億人，此后以大約每十多年增加10億人的速度增長，目前全球人口總數已接近80億人，增加一倍多。20世紀初，全球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1世紀初，全球城鎮人口已達到總人口的一半以上。隨著人類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類活動遍布全球，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進程使人類將自己的領地在自然界中極度擴張，不僅造成自然生態系統破壞、其他物種棲息地減少，而且帶來資源消耗加劇、生存空間緊張。同時，各種新化學物質和材料的不斷問世，給自然環境造成難以消除的污染。
全球氣候變暖趨勢顯著。工業化時代以來，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造成全球氣候系統持續變暖。2025年3月，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的《2024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指出，2024年是全球有觀測記錄以來最暖的年份，這一年的全球地表平均溫度相比工業化前水平已高出1.55℃；2015年—2024年這十年，是全球有觀測紀錄以來最暖的十年。2025年6月，中國氣象局發布的《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5）》評估顯示，2024年中國地表平均氣溫再次創下歷史新高，1901年以來的中國10個最暖年份均出現在21世紀。即便人類社會立刻停止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工業化時代以來累積排放的人為溫室氣體所造成的溫室效應，仍將在百年到千年尺度上繼續影響全球氣候系統。全球氣溫升高改變區域氣候格局，加劇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和氣候變化等風險，給生態系統與社會發展帶來嚴重影響。
復合氣候風險日益嚴峻。全球氣溫變暖已越來越深刻地影響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在此大背景下，全球各地的氣象災害呈現多發、頻發、重發趨勢，包括中國在內世界各地都頻繁遭受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沖擊，對經濟社會和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影響。例如，2024年9月，超強臺風“摩羯”登陸海南，是有氣象記錄以來秋季登陸中國大陸地區的最強臺風，造成海南直接經濟損失近800億元，是2014年超強臺風“威馬遜”所造成海南直接經濟損失的6.58倍。氣候災害所引發的次生災害日益頻繁，高溫引發電力供應緊張、干旱影響糧食安全等問題交織共現，氣候風險的系統性與復雜性增強。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與風險，呈現聚集、連鎖、放大效應，人類社會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愈發嚴峻，對人類社會加強韌性建設、提升整體應對能力提出新要求。
氣候治理機制需要更加完善。近半個世紀以來，國際科學界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認識不斷深化，應對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逐漸成為環境、科技、經濟、政治及外交等多個領域交叉的重大問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國際社會展開一系列從氣候變化科學研究、評估到國際條約制定的行動。1979年，首屆世界氣候大會就將氣候變化作為全球性問題提出，呼吁各國政府“預見并防范氣候變化可能對人類福祉帶來的不利影響”。1988年，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創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為政策制定提供氣候變化的科學支撐。同年，聯合國大會（UNGA）通過相關決議，決定在全球范圍內采取必要和及時的行動應對氣候變化。1990年，IPCC發布第一次評估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正在增加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從而加劇溫室效應，使全球地表溫度持續上升。這一年，聯合國啟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以下簡稱《公約》）談判機制。1992年，在里約峰會期間正式開放簽署，奠定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基礎。作為全球氣候治理最為基礎和核心的制度安排，《公約》規定了氣候治理的基本原則：“各締約方應當在公平的基礎上，并根據它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的能力，為人類當代和后代的利益保護氣候系統。因此，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當率先對付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2015年，《巴黎協定》的達成，確立了以“國家自主貢獻+全球盤點”為核心的自下而上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新模式，并涵蓋減緩、適應、透明度等廣泛議題，成為氣候治理的核心制度。當前，需要推動全球協調一致的減排和適應行動，共同履行好《巴黎協定》。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
隨著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的認識不斷深化，積極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意愿和緊迫需求。中國始終高度重視并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生態文明建設總體布局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
提出中國方案彰顯大國擔當。2015年11月，習近平主席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大會，為推動會議達成《巴黎協定》作出重要貢獻。2016年9月，中國率先批準《巴黎協定》并交存批約文書，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向世界傳遞出向綠色低碳發展轉型的積極信號。2020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0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通過視頻發表題為《繼往開來，開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征程》的重要講話，宣布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一系列重要舉措，提出：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2025年4月，習近平主席向氣候和公正轉型領導人視頻峰會發表致辭，提出堅守多邊主義、深化國際合作、推動公正轉型、強化務實行動等重要倡議，并表示中國將于聯合國氣候變化貝倫大會前，宣布覆蓋全經濟范圍、包括所有溫室氣體的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方案，是對全球氣候治理的積極響應，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路徑借鑒和示范。中國從實現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遠遠短于發達國家，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強度的碳排放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巨大轉變。
構建政策體系完善頂層設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是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我們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為落實“雙碳”目標，中國構建了系統、完備的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以國家層面總體方案為引領，涵蓋能源、工業、交通運輸、城鄉建設等多個領域的具體實施方案，形成縱橫聯動、統籌推進的政策合力，為“雙碳”目標的實現提供堅實的政策保障。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實現“雙碳”目標面臨更大挑戰。全球主要發達國家都已出現經濟增長與溫室氣體排放脫鉤的趨勢，特別是一些歐盟國家，早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就已經實現碳達峰，美國在2010年代到達碳排放峰值并出現碳排放下降的趨勢。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強度和碳排放強度均處于較高水平，減排任務艱巨，更凸顯出中國堅持自主節奏、因地制宜、循序推進“雙碳”行動的重要性。
推動低碳轉型實現綠色發展。中國經濟發展實現舉世矚目的增長并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對中國的資源與環境帶來較大壓力，資源消耗量和環境承載力都已接近極限。2020年，中國“雙碳”目標提出時，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為73%，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為43%，鐵、銅、鎳、鈷等關鍵礦產資源也長期依賴進口，水資源短缺問題較突出。正是在這樣的資源與環境硬約束下，中國加快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堅定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中國在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方面取得顯著成效，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中國更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截至2025年5月底，中國的風電裝機5.7億千瓦、太陽能發電裝機10.8億千瓦、風電光伏合計裝機16.5億千瓦，提前實現2030年風電光伏裝機目標。在工業和建筑等重點用能領域，中國推動綠色制造體系建設，加快高耗能、高排放行業的結構調整。綠色工廠、綠色園區、綠色供應鏈管理體系逐步建立，重點行業能效不斷提升。鋼鐵、水泥、有色金屬等行業制定碳達峰實施方案，推動低碳工藝、循環利用、智能制造協同發展。在交通領域，綠色出行理念持續普及，新能源汽車快速推廣，全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突破3140萬輛，綠色交通體系日趨成型。鐵路、電動公交、軌道交通建設加快推進，交通碳排放強度顯著下降。中國還在探索氫能、航空電動化等新興交通能源技術路徑，構建綜合交通綠色轉型格局。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推進綠色低碳轉型，“新三樣”產業不斷壯大，為實現“雙碳”目標打下堅實基礎，為全球綠色發展貢獻實踐經驗和制度創新樣本。
全球氣候治理的中國貢獻
先進理念經驗創新發展范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告訴我們，經濟社會發展不能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不是割裂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也不是對立的。經濟發展不應是對資源和環境的竭澤而漁，保護生態環境也不應是舍棄經濟發展的緣木求魚。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力，是綠水青山得以持續轉化為金山銀山的根本保障。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匱乏、環境容量有限，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綠水青山”，也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金山銀山”；構建以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綠色低碳能源體系，不僅能減少對分布嚴重不均的化石能源的依賴，而且能大幅降低國際地緣政治對我國能源安全的影響，對重塑我國能源發展格局具有深遠意義。中國的先進理念和實踐經驗，既支撐中國綠色低碳轉型，又為全球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資源和實踐樣本。
體制機制建設引領多邊進程。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中國始終秉持多邊主義理念，積極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建設與完善。在制度建設方面，中國在《巴黎協定》的簽署、生效和實施過程中發揮關鍵推動作用，推動構建全球氣候治理新體系。中國堅持通過建設性方式推動締約方在重大問題上彌合分歧，促進各方在落實協定方面達成廣泛共識。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注重統籌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積極推動協定目標同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國情和能力相銜接，體現兼顧發展權與減排責任的大國擔當。
在多邊平臺合作方面，中國推動發起建立“基礎四國”氣候變化部長級會議、“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LMDC）等磋商協調機制，積極協調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談判中的立場和主張，在推動協定達成、捍衛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中國積極參加二十國集團（G20）、金磚國家會議、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海事組織等多邊框架下的氣候議題磋商，推動將綠色發展、氣候金融、能源轉型等內容納入全球治理議程，提升全球氣候治理的協調性和系統性。
公共產品供給強化全球合作。中國堅持以開放包容的姿態深度參與全球氣候治理，持續加強公共產品供給，通過知識共享、能力建設、平臺搭建等方式加強國際合作，為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供務實支持，助力共同提升氣候應對能力。中國秉持“授人以漁”的理念，積極推進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升氣候治理能力，通過援建低碳示范區、提供清潔能源設備、開展能力建設培訓等方式，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務實合作，助力各國提升適應能力與綠色轉型水平。
在應對氣候變化基礎科技支撐方面，中國持續推動氣象衛星資料和觀測數據的開放共享，風云系列衛星數據廣泛服務全球氣象、水文、災害預警和氣候監測工作。瓦里關全球大氣本底站等高質量觀測設施，為全球氣候科學研究提供長期基礎數據支持。為進一步落實習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作出的“建設氣象早期預警業務平臺”重要部署，2024年11月，中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巴庫大會（COP29）期間發布《早期預警促進氣候變化適應中國行動方案（2025—2027）》，并啟動南南合作早期預警旗艦項目，為發展中國家早期預警能力建設提供實際支持。2025年7月，中國發布全民早期預警中國方案“媽祖（MAZU）”，融合人工智能與氣象科學，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定制、可持續的早期預警系統和智能服務。目前，“MAZU-Urban”智能體已在全球35個國家和地區投入試用，并通過南南合作機制實現技術轉讓與能力建設的同步推進，以實際行動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低碳技術創新推動綠色轉型。全球經濟社會發展低碳轉型的潮流不可阻擋，未來全球的競爭焦點也將從爭奪有限的自然資源轉向低碳技術創新。在綠色低碳技術創新不斷演進的情況下，全球新一輪產業競爭迅速展開。歐盟計劃在2035年前完成深度脫碳關鍵技術的產業化研發，美國正加大對氫能、儲能和先進核能技術的投入，日本則在可再生能源制氫、儲存與運輸、氫能發電等領域具備優勢。中國憑借長期積累的政策引導和產業基礎，在多個關鍵領域形成初步領先優勢。全球超過80%的光伏組件和70%的風電設備來自中國，2025年新型儲能裝機還將繼續呈快速增長態勢。中國完整的綠色制造產業鏈，對全球綠色轉型具有顯著的外溢效應。中國助力推動低碳技術在全球的可負擔化，在綠色貿易、綠色金融、綠色標準等層面逐步構建全球性影響力，推動全球綠色轉型。
深化中國氣候治理的對策建議
激發綠色發展內生動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綠色低碳發展轉型，不僅可以從源頭上有效減少污染物排放，而且可以進一步深化人與自然之間的共生聯系，提升自然生態系統碳匯能力，帶來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壤改善、空氣質量凈化等多重協同效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應進一步激發市場機制在綠色轉型中的活力，推動綠色投資和綠色金融發展，培育綠色消費偏好，引導社會各界主動參與碳減排與生態環境保護，構建全民參與、需求牽引、供給協同的綠色發展生態系統。
健全低碳轉型政策體系。實現“雙碳”目標，亟需更加系統完備的低碳轉型政策保障體系。應加快建立覆蓋碳定價、碳稅、綠色金融、碳足跡認證等在內的政策工具組合，推動碳市場健康發展，強化碳排放統計、核查與公開制度，提升政策透明度與可執行性，為更好實現低碳轉型提供堅實的政策保障。
強化關鍵技術競爭優勢。綠色低碳發展關鍵技術的競爭，并不局限于能源領域，在工業、建筑、交通等經濟社會發展的各行各業都將催生大量創新成果，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和新服務將不斷涌現。應加強對氫能、先進儲能、智能電網、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等關鍵低碳技術的研發支持，推動綠色技術示范應用與產業化落地，強化綠色低碳關鍵技術競爭優勢。
推進氣候治理國際合作。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中國應進一步加強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務實合作，推進“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伙伴關系建設，提升參與全球規則制定與機制建設的能力與話語權，通過氣候治理國際合作，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5年。
②郇慶治：《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公共政策評價：回顧與展望》，《國家治理》，2024年第7期。
責編/于洪清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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