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保障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 劉云中
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需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優化生產力布局，構建“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格局。當前中國區域經濟格局動態演變，南北發展差距取代東西差距成為新焦點，其形成源于自然稟賦、要素流動、政策制度及地域文化等綜合因素。優化布局需多措并舉：通過要素流動優化、統一市場建設和財政轉移支付完善縮小區域差距；迭代升級“3＋N”主體功能分區體系，推動功能區動態復合化發展，如城市化地區強化科創策源、農業區拓展“大食物觀”產業鏈，并將空間治理精度下沉至鄉鎮單元，鞏固“兩橫三縱”城市群、“七區二十三帶”農業帶及“兩屏三帶”生態安全骨架。
強化空間動力需著力提升沿海引擎作用，對于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魯閩遼三省，應通過科創產業融合、灣區聯動和制度型開放增強國際競爭力。同步推進32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重點突破社會保障壁壘，依托軌道交通“四網融合”與“總部+基地”產業協作促進要素暢通；激活粵湘贛、蘇魯豫皖等省際邊區潛力，探索稅收共享型飛地園區模式培育新增長極。同時，需重構地方競爭機制，從GDP競賽轉向營商環境、創新生態與社會治理效能比拼，并在中西部構建基于復雜網絡模型的次區域韌性網絡，形成均衡安全的國土空間格局。（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劉云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研究室主任。長期深耕區域經濟發展、空間規劃與政策創新研究領域，撰寫《區域協調發展視角下的行政區劃調整》等政策報告產生重要決策影響。
區域和空間發展戰略的系統回顧與展望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董煜
我國構建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與新型城鎮化戰略形成的復合體系，面臨多重戰略協同增效的核心命題。當前區域發展面臨挑戰：產業同質化競爭持續削弱資源配置效率，區域間絕對發展差距呈現擴大趨勢，人口經濟集聚規模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產生系統性錯配，政策碎片化現象與行政區劃壁壘嚴重制約區域協調發展效能。
破解困境需建立以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人口分布與經濟布局動態均衡、人類活動與自然承載力深度協調的目標坐標系；深化主體功能區戰略實施精度，將空間治理單元下沉至基層行政層級，強化城鎮化戰略格局、農業生產格局與生態安全格局三大空間骨架的有機銜接；通過培育西部戰略縱軸腹地、構建多極聯動區域增長新體系、創新國土空間全周期監測治理機制，全面激發戰略融合新動能。
面向中國式現代化宏偉目標，亟需構建國家空間發展戰略體系：聚焦三大空間格局優化升級，建立響應人口結構變化的城鎮規模動態調控機制；遵循大食物觀重構農產品生產與流通體系，推進生態源頭系統性保護與韌性修復；建立全國統一的空間分類標準與差異化治理政策工具箱，完善國土空間基礎信息平臺與決策支持系統；深度推動空間治理學科交叉融合，培育兼具宏觀視野與實操能力的復合型人才隊伍，最終形成精準適配高質量發展內在要求的國土空間現代化治理范式。（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董煜，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宏觀政策、發展戰略與規劃。主要論文有《讀懂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領域的改革任務》《全面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等。
區域間聯動融合發展的難點與路徑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 鮑家偉
探索區域間聯動融合發展，破除區域壁壘和市場分割，推動資源要素高效流動集聚，促進區域間科創產業對接協作、生態環境共保聯治、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公共服務便利共享，實現互融、互促、互利、共贏，有利于更好釋放區域戰略多重疊加效應，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建議進一步明確區域間聯動融合發展的主要思路，堅持以全球化視角協同推進區域戰略與共建“一帶一路”，堅持區域戰略與其他國家戰略協同推進，堅持區域戰略之間的對接聯動，發揮產業集群帶動作用；聚焦區域間聯動融合發展的重點領域，推動產業對接協作、科技創新協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生態環境共治共保。同時，優化完善區域間聯動融合發展的路徑舉措，統籌推進四大板塊發展，深入實施區域重大戰略，推動不同主體功能區差異化發展，深化區域間合作機制，健全區域一體化發展機制，完善區域間合作保障機制。（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鮑家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城鄉發展、區域經濟。著有《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的推進機制分析》《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舉措》《更加注重高質量發展推動城鎮化行穩致遠》等學術論文。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策略與重點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徐康寧
制度型開放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標志，其特征是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擴大制度型開放，是我國對外開放進程必然經歷的新發展階段，是適應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戰略舉措。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從更深層面審視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異同，推動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的相通相容，以適應新的發展需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應同時實施向內向外維度的雙向推動策略。一方面，向內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經濟體制改革，提升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相容度，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向外積極推動國際經濟制度建設，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從制度的接受者、接軌者轉向制度的提供者，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產品。
基于制度型開放的雙向推動策略，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力，在穩步實施的前提下，積極擴大制度型開放：第一，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促進重點領域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相通相容；第二，建設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標準，進一步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第三，擴大自主開放，進一步推動商品、服務、資本、勞務市場開放；第四，積極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第五，有效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建設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第六，積極穩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完善國際貨幣制度增加中國分量。（選自《學術前沿》2024年第22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徐康寧，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東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長期從事世界經濟、國際經濟學、宏觀經濟和區域經濟等方面的研究，發表論文300余篇，在《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數十篇理論文章。
數字貿易異質性與國際競爭新優勢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沈玉良
數字貿易的出現及其異質性正在改變國家競爭格局，成為重塑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新動力。現有的貿易理論能部分解釋數字貿易的來源，但由于數據的特征以及數字企業的范圍經濟使數字貿易來源更具多樣性和差異性。其中，數據科學家在國際競爭優勢的形成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正改變全球價值鏈格局，數據要素已經成為國際競爭格局的新要素。與同等經濟發展階段和規模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在數字貿易上具有明顯優勢，為提升國家競爭優勢提供了機會。
要構建國家競爭新優勢，首先，要加快研發數字核心技術，瞄準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前沿趨勢，充分利用中國廣闊的應用場景優勢，吸引國內外一流科學家，培養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數據科學家，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學、生物信息科學等領域進行超前研究。其次，要攻克芯片和基礎軟件等技術難題，縮小與發達國家在數字核心技術領域的差距。再次，要支持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參與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數字標準、規則的制定，使中國在數據領域的優勢轉化為數字貿易的優勢。此外，要加快國內數字貿易法律體系建設。以數據服務、貨物貿易數字化、服務貿易數字化為依據，針對細分行業，形成與國際數字標準和規則相匹配的具體領域的國內數字規則。（選自《學術前沿》2024年第24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沈玉良，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長期從事國際貿易理論規則與政策、數字貿易理論、規則和政策等研究工作，出版《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研究》等五本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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