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國民經濟統計核算體系關鍵構件之一的金融統計核算體系，能夠綜合反映金融經濟運行情況，是國家金融基礎設施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我國金融統計核算面臨新的挑戰。為了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應立足國情、放眼世界，參考國際金融統計核算的新標準，加快推動我國金融統計核算體系創新，完善金融業綜合統計，健全資金流量核算體系，建立數字金融統計制度，推動國際金融統計核算標準中國化，構建金融強國統計測度體系，完善金融穩定統計監測系統，推進現代信息技術賦能金融統計核算。

【關鍵詞】金融強國 金融統計 資金流量核算 現代信息技術

【中圖分類號】F22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7.009

【作者簡介】朱啟貴，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庫）副院長，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特聘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民經濟核算、經濟統計、國民經濟理論與政策，主要著作有《金融調控與資金流量核算》《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論》等。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2023年10月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宏偉目標，強調“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完善金融體制，優化金融服務，防范化解風險，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推動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1]202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金融強國應當基于強大的經濟基礎，具有領先世界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同時具備一系列關鍵核心金融要素，即：擁有強大的貨幣、強大的中央銀行、強大的金融機構、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強大的金融監管、強大的金融人才隊伍。”[2]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指明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前進方向，為做好新時代金融工作、建設金融強國提供行動指南。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統計工作，著眼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對統計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統計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綜合性基礎性工作，統計數據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依據，必須防范統計造假、弄虛作假，確保統計資料真實準確、完整及時。[3]作為國家統計核算制度體系的關鍵構件之一，金融統計核算體系綜合反映金融經濟運行狀況，是國家金融基礎設施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完善金融統計核算體系不僅有助于全面監測與評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成效，而且還為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優化政策調控提供關鍵支撐。其作用具體體現在以下五方面：其一，精準評估政策效能。通過標準化數據采集與統一指標口徑，金融統計能夠動態反映科技金融、綠色金融等關鍵領域的資金流向與使用效率，為政策效果評估提供量化依據。其二，前瞻性風險防控。綜合統計覆蓋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全業態，通過高頻數據監測交叉性金融活動、金融控股公司等高風險領域，增強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識別與預警能力。通過對不良貸款率、逾期還款率等核心指標的動態跟蹤，幫助金融機構及時調整風險敞口。其三，支持經濟轉型升級。通過納入互聯網金融、碳金融等新業態的統計核算，金融統計體系推動完善金融產業鏈，助力經濟結構優化。其四，提升資源分配效率。統計數據的多維分析支持金融機構優化資源配置，如通過客戶交易數據與儲蓄習慣分析，精準匹配區域性和個性化金融服務需求，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其五，強化國家治理能力。國家金融基礎數據庫整合分散的金融數據，形成全鏈條數據供給體系，既服務于貨幣政策制定，也為宏觀審慎監管提供統一的信息底座。當前，我國金融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外部沖擊和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國內金融風險防控壓力、金融科技與數字化轉型挑戰、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瓶頸、金融機構治理能力不足等。為了統籌金融發展與安全，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應創新金融統計核算體系，筑牢金融強國的統計基礎。

完善金融業綜合統計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要“開展國有經濟增加值核算”，“優化服務業核算”，“健全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統計指標核算體系，加強新經濟新領域納統覆蓋。加強產業活動單位統計基礎建設，優化總部和分支機構統計辦法，逐步推廣經營主體活動發生地統計”，“構建碳排放統計核算體系”。[4]這一系列戰略部署對推進統計現代化事業，切實發揮統計工作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作用提出更高要求。金融統計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基礎設施，是平衡金融創新與風險防控、連接微觀運營與宏觀戰略的核心工具。其重要性既體現在對傳統領域政策的支撐作用，也凸顯于對新興業態的動態適應能力。

金融業統計體系的主要問題。當前，我國金融業統計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統計范圍與指標體系存在一定缺陷。一是覆蓋范圍狹窄。現有統計主要集中于銀行業金融機構，缺乏對證券、保險及影子銀行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系統性統計，難以全面反映社會整體金融運行狀況。二是指標設置不完善。統計指標偏重存貸款等傳統業務，對資金上存、中間業務分類、消費貸款細分領域（如房地產、汽車行業）等關鍵指標覆蓋不足，影響對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客觀評估。其二，數據質量與系統功能仍有短板。一是數據銜接不暢。金融統計監測系統存在橫向分類與縱向分析功能薄弱的問題，報表科目口徑不統一，導致數據整合困難。二是會計與統計不同步。金融會計科目調整與統計指標改革不同步，核算時間差異進一步加劇數據失真風險。其三，新興領域統計相對空白。一方面，網絡金融監管缺失。對網絡銀行、金融科技等新興業態的統計監測尚未形成有效機制，相關數據采集與分析存在盲區。另一方面，現金收支統計滯后。現金收支統計制度未能適應電子支付普及后的貨幣流通結構變化，影響宏觀流動性管理的精準性。其四，功能定位尚存局限性。當前統計體系以機構監管為導向，缺乏與宏觀經濟聯動的綜合性指標設計，難以支撐金融風險預警和系統性風險防范需求。這些問題制約金融數據對政策制定和市場分析的支撐作用。

完善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的現實舉措。為全方位有效發揮金融統計核算體系的功能與作用，服務金融強國建設，應加快完善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確保金融統計數據的科學性、準確性和及時性。其一，應健全統計法規與標準體系。一是完善法律法規。適時合理修訂《金融統計管理規定》等法規，明確綜合統計的權責邊界，覆蓋銀行、證券、保險、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全業態。二是統一統計標準。制定跨部門、跨市場的統一統計口徑和分類標準（如資產分類、風險暴露、資金流向等），避免數據割裂。三是納入宏觀審慎框架。將金融業綜合統計與宏觀審慎評估掛鉤，強化統計對風險監測的支持。其二，應構建全覆蓋的統計體系。一方面，應擴大統計范圍。覆蓋傳統金融機構、非銀機構（如信托、理財、私募）、金融基礎設施（支付清算、交易所）及新型金融業態（如金融科技、數字貨幣）。另一方面，應深化重點領域。在資管產品統計方面，實現全鏈條資金流向追蹤，穿透至底層資產。在交叉性金融業務方面，監測同業、表外、嵌套交易的風險傳導。在地方政府債務與隱性債務方面，整合財政與金融數據，防范債務風險。其三，應強化數據共享與協調機制。第一，建立中央數據庫。由中國人民銀行或中央金融委員會牽頭搭建“金融業綜合統計信息平臺”，整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等部門數據。第二，打破信息孤島。通過立法或行政手段強制金融機構報送數據，明確共享權限和保密要求。第三，加強跨部門協作。建立定期會商機制，協調統計、監管與宏觀經濟部門的需求。其四，應提升數據質量與時效性。一是建立標準化數據采集。推廣自動化報送系統（如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減少人工干預。二是形成數據校驗機制。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進行交叉驗證（如比對交易記錄與報表數據）。三是加強高頻監測。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關鍵市場（如債券、外匯）實施實時或“T＋1”統計。其五，應加強科技賦能。一方面，應用金融科技。利用區塊鏈技術確保數據不可篡改，追蹤資金流向。運用自然語言處理分析非結構化數據（如輿情、監管文件）。另一方面，應用大數據分析。構建風險預警模型（如杠桿率、流動性錯配、傳染效應模擬）。其六，應完善風險監測與評估功能。第一，建立風險指標體系。開發綜合風險指數（如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聚合指標）。第二，加強壓力測試與情景分析。基于統計數據進行極端情景模擬（如房地產泡沫破裂、跨境資本流動逆轉）。其七，應強化國際協調與合作。一是對接國際標準。遵循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頒布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手冊》、金融穩定理事會提出的數據缺口倡議等國際準則。二是實現跨境數據共享。加強與其他國家監管機構的數據交換，監測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債風險。通過以上措施，可構建覆蓋全面、標準統一、高效安全的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為防范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提供堅實的統計數據支撐。

健全資金流量核算體系

我國資金流量核算體系面臨新挑戰。資金流量核算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通過描述整個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以及相伴隨的資金運動，提供宏觀經濟分析的重要工具，是國家金融基礎設施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資金流量表反映各機構部門收入的分配和使用、資金的籌集和運用情況，助力理解和分析經濟交易、社會資金的流向、流量、余缺及其調劑平衡等問題。資金流量核算在實際應用中，可以通過構建金融穩定監測系統和宏觀金融政策框架，支持貨幣政策決策與實施、維護金融穩定、實施金融監管等。

在我國，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統計局負責資金流量核算工作。其中，中國人民銀行負責編制金融交易表，國家統計局負責編制非金融交易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的經驗教訓深刻表明，金融統計體系在監測危機發生和影響的廣度、速度與嚴重性方面仍有不足。因缺乏新興金融工具的統計信息，復雜結構產品可引發交叉性金融風險；因早期預警指標的統計信息覆蓋不全，常用的金融穩健指標在危機狀況下不能示警，風險和波動率指標在危機前甚至處于低點；因部門間交叉關聯統計信息缺失，金融危機的影響范圍可能擴大，由金融體系快速擴散至實體經濟，并進一步向國外蔓延。防控金融風險，應當注重從全系統層面持續監測金融信息。國際上，為避免金融危機再次發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敦促各國及經濟體盡快建立及時、可比的金融統計體系。為了科學反映國家及經濟體的金融發展狀況、準確揭示資金如何在各機構部門中運行、全面展示經濟實體間債權債務關系，不僅要進一步細分資金流量賬戶中的機構部門和金融工具，而且要實現資金流量與存量協調一致。

隨著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的深刻變革和我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我國資金流量核算體系面臨新的挑戰。一方面，金融科技迅猛發展催生數字貨幣、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業態，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不斷創新，金融體系的結構和運行機制發生顯著變化；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跨境資本流動規模擴大、速度加快，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復雜性明顯增強。與此同時，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持續深化，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步伐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效率不斷提升。這些變化對傳統金融統計核算的理論框架、方法體系和實踐操作都提出新的挑戰。

加快健全資金流量核算體系。資金流量核算工作需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和完善，以更好地適應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特別是在當前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資金流量在監測貨幣金融政策效果、識別金融風險、優化資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顯。我們要錨定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與任務，參考國民經濟核算的國際標準，借鑒發達國家資金流量核算的經驗，加快健全我國資金流量核算體系。一要健全資金流量核算框架體系。完善資金流量核算的基本框架，改進編制準則，拓展核算方法。根據全球金融創新發展趨勢，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科學細分資金流量核算體系的機構部門和金融工具，務必包括機構部門的重要子部門和所有新型金融工具。二要完善資金流量核算“二維賬戶”。構建包含機構大部門和小部門，大類和小類金融工具的資金流量核算框架，充分體現全球金融發展的全貌和我國經濟金融特色。三要建立基于國際標準的資金流量核算體系的調和賬戶。根據國民賬戶體系重估價和資產物量其他變化的原則與方法，構建我國資金流量核算體系的調和賬戶。四要建立三維資金流量賬戶。通過三維資金流量賬戶，記錄交易對手方信息，全面反映機構部門的金融交易對象。這有助于分析新增融資的融資結構和資金流動路徑，提高風險監測能力。五要完善存量與流量協同機制。加快編制完整的國家資產負債表，并與資金流量表聯動，形成“存量—流量”一體化核算體系。六要提升資金流量核算數據的時效性。從全球看，發達國家及經濟體的資金流量賬戶的時效性強，能夠有效地服務宏觀經濟治理。比如，美國從1952年開始發布資金流量賬戶季度數據；歐洲資金流量季度賬戶滯后4個月發布，年度賬戶滯后10個月發布；日本資金流量賬戶數據按季度公布，初步數據于報告期3個月后公布，最終數據于報告期6個月后公布。我國要不斷提升統計能力，加快提高資金流量賬戶發布的時效性，以有效服務金融強國建設、支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建立健全數字金融統計制度

數字金融的內涵。數字金融是由金融科技發展而來的概念。2018年，世界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表的研究報告《全球視野下的中國普惠金融：實踐、經驗與挑戰》，其中將數字金融定義為傳統金融機構和新提供商在金融服務的交付中運用數字技術的業務模式。近年來，學術界掀起數字金融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熱潮，關于數字金融的內涵，黃益平和黃卓兩位學者將數字金融定義為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公司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融資、支付、投資和其他新型金融業務模式。[5]總括而言，數字金融是以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現代數字技術為基礎，融合數據要素與金融服務，通過線上化、智能化方式重構金融服務的業態模式。其內涵包括三個維度：其一，技術基礎與核心要素。依托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并將數據資源視為關鍵生產要素，形成科技與數據的雙輪驅動發展模式。這一模式推動金融組織架構、業務流程和服務形態的數字化轉型，以適應智能社會發展需求。其二，服務模式創新。表現為線上化、平臺化和智能化的多元服務形態，打破傳統金融服務壁壘。比如，通過數字應收賬款確權平臺或場景金融平臺，實現企業信用評估與融資服務的高效匹配。其三，業態屬性。數字金融既是數字經濟時代金融與科技深度融合的產物，也是傳統金融通過數字化手段重構服務邊界的過程。其范疇既涵蓋第三方支付、數字貨幣等新型服務，也包含金融機構自身的技術賦能轉型。從發展脈絡看，數字金融經歷從互聯網金融到區塊鏈技術驅動的范式躍遷，逐步形成“數字身份—數字貨幣—數字資產”的完整生態鏈，并上升為國家金融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區塊鏈、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快速發展、客戶需求發生明顯變化、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數字金融的出現可加強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有效配置，縮短金融機構與客戶之間的距離，使得原本無法享受到金融服務的群體能夠以較低的成本輕松獲得這些服務，從而大幅提高金融服務的普及性和便捷性，推動金融服務的創新和效率提升。

數字金融發展給全球金融體系帶來深刻變革。數字經濟構建金融新生態，[6]數字金融涉及數字技術創新、國際標準和規則制定、全球貨幣與支付系統變革、數據跨境流通與治理、數字貿易等領域，將深刻影響全球金融格局和經濟秩序。全球主要經濟體均大力支持數字金融發展，比如，美國、歐盟、英國、新加坡、韓國等都將數字金融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積極制定相關政策法規。數字金融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驅動力，正在重構金融服務模式與產業生態格局。發展數字金融將成為提高國家金融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角力場。

在我國，數字金融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基礎篇章，是金融強國戰略的重要抓手之一。金融“五篇大文章”對應實體經濟的五個領域，數字金融一方面對應數字經濟領域，服務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結合；另一方面要解決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領域的痛點和難點，重塑金融體系。2024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發布的《推動數字金融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確立數字金融高質量發展目標。這項行動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基本建成與數字經濟發展高度適應的金融體系。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取得積極成效，數字化經營管理能力明顯增強。形成數字金融和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協同發展的良好局面”，“推動數字技術在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實融合等‘五篇大文章’服務領域的應用，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提升重點領域金融服務質效”。[7]數字金融不僅可以為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實融合賦能，合力解決各自領域面臨的難點與痛點，促進這些領域協調發展，而且其融入數字經濟生態，可以促進數字與實體融合的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給傳統金融統計核算體系帶來深遠影響，既提升效率和數據豐富性，也提出新的挑戰和問題：其一，統計邊界模糊化。數字金融催生新型金融業態（如P2P網貸、加密貨幣、第三方支付），這些業務往往游離于傳統金融機構統計范圍之外，導致金融總量（如廣義貨幣總量、社會融資規模）的測算失真。比如，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臺的資金流動未完全納入中央銀行支付體系統計。其二，數據來源碎片化。數字金融數據分散于互聯網平臺、非銀機構及區塊鏈網絡中，以銀行為核心的傳統統計體系難以全面覆蓋。數據標準不統一，存在重復計算或遺漏風險（如跨平臺理財產品的嵌套投資）。其三，風險監測難度增加。數字金融的高頻交易、跨境流動和匿名性（如去中心化金融）加劇金融風險的隱蔽性和傳染性，傳統統計存在滯后性，難以滿足實時監管需求。比如，加密貨幣市場的劇烈波動可能通過杠桿效應傳導至傳統金融領域。其四，核算方法不適應。傳統金融統計以機構分類為主，而數字金融更強調功能和行為分類（如“場景金融”），現有核算框架難以準確反映金融活動的實質。

建立健全數字金融統計制度。為應對數字金融帶來的挑戰，亟須從以下方面建立健全數字金融統計制度：第一，重構統計邊界與分類標準。將數字金融業態（如互聯網貸款、數字資產）明確納入金融統計范疇，制定統一的業務分類標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第7版《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中明確將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歸類為“非生產性非金融資產”（類似黃金、藝術品），而穩定幣（如泰達幣）則被歸入“金融賬戶”（類似股票、債券）。第二，建立協同化數據共享機制。推動“監管科技（RegTech）”應用，打通金融機構、科技平臺與監管部門的數據接口，實現實時數據報送。第三，探索區塊鏈技術在數據確權與溯源中的應用，確保數據真實性。第四，完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引入高頻數據（如支付流水、網絡借貸違約率）構建動態監測模型，識別潛在風險點。利用大數據分析識別資金異常流動（如虛擬貨幣洗錢行為）。第五，革新核算方法論。從“機構法”轉向“功能法”統計，注重金融活動的經濟實質而非組織形式。比如，歐盟《數字金融包》提出按業務屬性（如支付、信貸）而非機構類型進行統計。第六，加強國際協調。數字金融具有跨境性，需推動統計標準與國際接軌（如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對虛擬資產的監管建議）。數字金融的滲透將加速金融統計從“靜態匯總”向“動態追蹤”轉型。我國需構建“全口徑、實時化、智能化”的統計體系，同時平衡數據覆蓋與隱私保護的關系。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統計機構需保持技術敏捷性，以應對持續演變的數字金融生態。

推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創新發展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演進歷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以國家或地區經濟整體為對象的宏觀核算系統，通過標準化賬戶、指標和分類方法，系統反映社會再生產各環節的經濟活動及其相互關系。其核心功能在于量化記錄生產、分配、消費等環節，為宏觀經濟管理提供數據支撐。歷史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推薦過兩種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一種是計劃經濟國家普遍采用的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另一種是市場經濟國家采用的國民賬戶體系。兩種體系最本質的區別是所依據的基本理論不同。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強調物質生產概念，只把物質產品生產作為生產核算的基礎；國民賬戶體系采用全面生產的概念，包括所有產品和服務的生產。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蘇聯解體和經濟互助委員會解散，計劃經濟國家紛紛改革轉向市場經濟，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失去生存土壤和發展空間，進而走向消亡。1993年，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第27屆會議通過取消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制度的提案，世界各國及地區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統一為國民賬戶體系制度。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1978年為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階段。仿效蘇聯模式，建立以五大物質生產部門為核心的社會總產值核算體系，1956年形成完整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第二階段，1978～1992年為過渡轉型期。我國逐步引入國民賬戶體系要素，1985年啟動國內生產總值核算，1987年建立投入產出表，實現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與國民賬戶體系雙軌運行；第三階段，1992年以來國民賬戶體系逐步標準化。1992年正式實施新核算體系《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方案）》，2002年發布《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規范化文本，2016年發布新版《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16）》，銜接國際標準。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當代發展。近年來，受全球化、數字化、金融創新、綠色轉型及國際協調等因素的影響，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面臨新挑戰、新問題。從2020年起，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盟委員會和世界銀行五個國際組織共同修訂2008版國民賬戶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修改第6版《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經過5年的修訂，形成第6版國民賬戶體系（簡稱“2025版國民賬戶體系”）。2025年3月，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第56屆會議通過并發布2025版國民賬戶體系。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第7版《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這兩份國際統計標準作為世界各國、經濟體及地區國民經濟核算工作的指南性文件，為經濟和金融統計核算提出新方案、新標準和新要求。為更好地了解金融風險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2025版國民賬戶體系建議對金融公司部門、特定金融工具進行更詳細的細分，并說明在需要單獨識別時，將其他子部門和工具作為補充項目進行劃分。2025版國民賬戶體系包括三種金融衍生品細分：第一，按市場風險細分——作為標準細分；第二，按工具細分——作為補充細分；第三，按交易場所細分——作為補充細分。此外，該體系指出掌握與外幣掛鉤的衍生品名義價值的貨幣構成信息，具有重要作用。對信托和類似安排增強指導，包括對房地產投資信托處理的具體建議。對保險和養老金的會計處理進行多項改進。除了2008版國民賬戶體系中的補充表格顯示所有養老金計劃的養老金權益金額（無論是否包括在經濟賬戶序列中）外，2025版國民賬戶體系還建議編制一份關于家庭退休資源的補充表格。引入明確的指導，以編制負債頭寸名義價值的債務證券存量作為補充項目，包括將其與資產負債表中相應的市場價值條目進行核對。作為補充表格，更加注重“從誰到誰表”，這些表格顯示經濟部門之間，以及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金融活動。

第7版《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正式將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納入國際收支平衡表。這一歷史性決策，標志著加密貨幣從邊緣實驗走向全球金融舞臺中央，或將重塑未來數十年的經濟格局。根據第7版《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標準，加密貨幣被劃分為兩類：一是可替代代幣（如比特幣），無對應負債，歸類為“非生產非金融資產”，在資本賬戶中單獨記錄；二是不可替代代幣（如非同質化代幣），需結合具體應用場景分類，可能被視作無形資產或金融資產。此外，由負債支持的穩定幣（如泰達幣）則被定義為金融工具，需與傳統金融資產統一監管。這一分類體系不僅為各國央行提供統一標準，更意味著加密貨幣正式獲得“官方認證”。未來，跨境交易、投資數據將更透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借此監測全球資本流動，防范系統性風險。隨著2025版國民賬戶體系和第7版《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的實施，國際金融統計核算將更加動態化、精細化，為政策制定和市場分析提供更精準的數據支持。我國要立足國情，參考國際標準，借鑒國外經驗，加快健全金融統計核算制度方法，推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創新發展。

構建金融強國統計測度體系

構建金融強國統計測度體系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信息職能、咨詢職能和監督職能是統計的主要職能，它們相互作用并構成有機整體。信息職能表現為通過科學的統計指標體系和調查方法，系統采集、處理、傳輸和提供以數據為特征的社會經濟信息，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咨詢職能體現在利用統計信息資源，通過綜合分析或專題研究，為決策和管理提供科學建議與對策方案。監督職能呈現為通過統計調查與分析，監測經濟、社會、科技運行狀態，實施定量檢查與預警，確保發展符合客觀規律。信息職能是基礎，咨詢職能是深化，監督職能是拓展，三者協同發揮統計在國家治理中的“晴雨表”“測量儀”作用。統計測度可以獲取豐富的信息、支撐決策、服務監督，因而是統計職能發揮的重要前提條件。

構建金融強國統計測度體系，有助于評價金融強國建設的進程與效果，因此具有重要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具體而言：其一，準確評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能。一方面，量化分析政策傳導效果。通過構建多維統計指標體系（如宏觀杠桿率、社會融資規模等），可動態監測貨幣政策和信貸工具對科技創新、綠色轉型等關鍵領域的支持效果，為優化資源配置提供數據支撐。另一方面，破解區域發展失衡問題。統計測度可精準識別城鄉、區域間的金融服務缺口，為普惠金融政策精準投放提供依據。通過中小企業融資覆蓋率、“三農”信貸滲透率等指標，能針對性調整信貸機制，縮小發展差距。其二，強化系統性風險防控能力。一是實行全鏈條風險穿透式監測。依托國家金融基礎數據庫和統一數據標準，統計體系可實時捕捉跨市場、跨機構的影子銀行、資產泡沫等風險傳導路徑，提升風險預警精度。宏觀審慎統計框架的完善，則為逆周期調節提供決策依據。二是實現監管協同性突破。綜合統計體系打破“數據孤島”，使監管機構可穿透式追蹤金融產品全生命周期風險，遏制監管套利行為。如資管產品統計制度的突破性進展顯著增強風險處置能力。其三，提升國際金融治理話語權。一方面，對標國際提升競爭力。基于國際可比較性指標的統計測度（如金融高質量發展指數），客觀展現中國金融體系效能，支撐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另一方面，引導跨境資本流動。透明、可比的統計數據增強境外投資者信心，推動人民幣資產納入國際指數，并通過監測跨境資本流向優化國際資源配置。其四，驅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升級。一是構建科學決策基礎。標準化統計數據處理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同提供量化依據。比如，通過宏觀杠桿率測算平衡穩增長與防風險目標。二是提升數字化監管能力。融合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構建實時動態監測系統，顯著提升對支付清算、數字貨幣等新興領域的監管效能。統計生產方式的數字化變革，推動全流程智能化升級。其五，加速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一方面，提高創新與綠色轉型驅動力。專項統計指標（如科技金融投入產出比、綠色信貸占比）可量化評估金融支持節能減排、技術研發的效率，加速“雙碳”目標實現。另一方面，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分析，識別傳統產業升級瓶頸與新興產業融資痛點，引導資金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傾斜，提升產業鏈韌性。

構建金融強國統計測度體系的實踐路徑。統計測度的基本作用是通過數據的系統性收集、整理與分析，客觀揭示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實際運行狀態及變化規律，為后續管理決策提供基礎性信息支撐。根據統計測度理論與方法，構建金融強國統計測度體系。第一，設計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標體系。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黨的二十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遵守中國人民銀行會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局聯合印發的《金融“五篇大文章”總體統計制度（試行）》，[8]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和“六個強大”[9]，運用統計指標理論，堅持科學性、可操作性、可比較性和可獲得性的原則，利用政府統計數據和大數據，設計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標體系。第二，實現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標無量綱化。將有量綱的統計測度指標通過數學變換轉換為無量綱指標，以便不同單位或量級的指標能夠進行比較和綜合。第三，編制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數。由于單個統計測度指標只能提供單方面的信息，不能全面反映金融強國建設的總體情況，因此，要在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綜合運用主觀賦權和客觀賦權方法，先為每個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標賦權，然后對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標體系綜合加權平均，建立金融強國統計測度指數。第四，綜合測度金融強國建設狀況。從靜態上，統計測度金融強國建設成效，既可進行國內地區間橫向比較分析，也可進行國際比較分析與評價；在動態上，統計測度國家金融強國建設成效，可進行動態比較分析與評價。通過比較分析與評價，既可以展示金融強國建設取得的成效，又可以發現存在的問題與不足，還可以明確進一步努力的方向，支撐黨和政府決策。總之，金融強國統計測度體系既是風險防控的預警“雷達”，也是資源配置的智能“導航”，其建設成效直接決定金融治理現代化水平。

完善金融穩定統計監測系統

近年來，全球金融體系面臨疫情沖擊、地緣政治動蕩與數字化創新的三重挑戰，金融風險的隱蔽性、傳染性顯著增強。金融風險的隱蔽性、復雜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需要早發現、早處置。當前，我國金融業正處于深化改革開放的關鍵階段，影子銀行擴張、跨境資本波動及金融市場互聯性升級，金融領域面臨著一系列新問題和新挑戰，風險隱患仍然較多，防范化解各類金融風險是金融強國建設的重點工作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立業之本”，“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10]深刻闡釋開放與安全之間的辯證關系，為統籌做好金融開放與安全指明方向。

為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安全，我國亟待構建科學高效的金融穩定統計監測系統。構建金融穩定統計監測系統是維護金融系統穩健運行、防范系統性風險的核心任務。應整合多維度數據、建立科學指標框架，并實現動態預警與政策聯動。完整的金融穩定統計監測系統由四個方面組成：其一，明確統計監測系統的目標。一是涵蓋銀行、證券、保險、影子銀行、金融市場等全領域；二是實時動態監測金融體系，及時捕捉風險苗頭；三是識別風險傳染路徑和潛在沖擊，加強前瞻預警；四是為宏觀審慎管理、貨幣金融政策制定等提供數據支持。

其二，設計核心框架。第一，確立統計監測維度。在機構維度上，重點監測銀行資本充足率、保險償付能力、券商杠桿率、影子銀行規模等；在市場維度上，重點監測股市／債市波動率、流動性指標、外匯市場壓力、衍生品風險敞口等；在宏觀經濟維度上，重點監測債務／GDP比率、房價收入比、信貸增速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偏離度等；在跨境維度上，重點監測外債期限結構、短期跨境資本流動、匯率預期等。第二，建立統計監測指標體系。流動性風險指標包括存貸比、流動性覆蓋率、凈穩定資金比率；杠桿風險指標包括宏觀杠桿率（部門債務／GDP）、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擴張速度。傳染性風險指標包括金融機構間資產關聯度、共同風險敞口（如房地產貸款集中度）；市場壓力指標包括VIX恐慌指數、債券利差、匯率波動率。第三，整合數據來源。主要包括機構報送數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的金融機構定期報表；市場交易數據：交易所、銀行間市場、外匯交易中心的實時行情；宏觀經濟數據：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國內生產總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社會融資規模等；替代數據：支付平臺資金流、衛星圖像（如夜間燈光監測經濟活動）。

其三，構建模型并應用。一是打造大數據平臺。建立統一金融數據倉庫，整合結構化（報表）與非結構化（輿情、新聞）數據，并應用自然語言處理分析政策文本和市場情緒。二是建立風險預警模型。主要包括早期預警模型：通過Logit/Probit模型預測危機概率（如貨幣危機、銀行危機）；網絡分析法：模擬金融機構間的風險傳染路徑（如用圖論建模銀行間借貸網絡）；機器學習：利用隨機森林、長短期記憶網絡等算法識別非線性風險模式。三是進行壓力測試與情景分析。設計極端情景，測試金融機構抗壓能力；結合氣候風險模型（如碳定價沖擊對資產估值的影響）。

其四，健全運行機制。第一，建立分層監測機制。在日常監測方面，按周／月生成標準化風險儀表盤；在重點盯防方面，對高風險機構／市場（如城市商業銀行、中小房企融資）專項跟蹤。第二，完善協調聯動機制。建立覆蓋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財政部等部門的跨機構數據共享平臺。明確風險事件分級響應流程（如流動性危機觸發中央銀行緊急干預）。第三，加強國際對標與合作。采用金融穩定委員會、國際清算銀行的標準指標，如“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評估方法。參與全球金融安全網，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部門評估規劃。總而言之，金融穩定統計監測系統的構建必須以“全覆蓋、智能化、可操作”為原則，通過“數據整合—模型分析—政策響應”的閉環，實現從風險識別到化解的全鏈條管理。隨著金融創新（如加密資產、人工智能交易）的演進，金融穩定統計監測必須持續迭代以應對新型金融經濟風險。

以現代信息技術賦能金融統計核算

金融統計作為金融體系運行的重要基礎，其技術方法正經歷從傳統計量分析向智能化方向的轉型。隨著金融數據呈現爆炸式增長，傳統統計方法在處理海量、高維、非結構化數據時面臨巨大挑戰。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憑借其強大的數據處理和學習能力，為金融統計提供新的技術路徑。隨著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快速發展，金融行業開始廣泛應用分布式計算、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以提高統計分析的效率和準確性。根據國際數據公司的預測，到2027年，全球金融業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支出將達到970億美元，復合年增長率為29%，[11]其中統計分析是重點應用領域。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在金融統計中的應用，不僅優化風險管理、投資決策等核心業務，還推動金融監管的智能化轉型。在風險管理與信用評估方面，其一，助力風險管理與信用評估更為精準。金融風險管理的核心在于實時監測和預測風險。大數據技術通過整合多源數據（如交易記錄、社交網絡、征信數據等），構建更精準的風險評估模型。其二，實時風險監測。利用流計算技術（如Apache Kafka、Flink）實時分析交易數據，識別異常交易行為（如欺詐、洗錢）。其三，信用評分優化。傳統信用評分主要依賴歷史信貸數據，而大數據技術可結合電商消費、移動支付等非結構化數據，提升信用評估的全面性。比如，螞蟻金服的“芝麻信用”利用多維度數據生成動態信用評分。

在市場分析與投資決策方面，大數據技術能夠處理海量市場數據，提高量化交易的精準度。一方面是量化交易。利用機器學習分析歷史市場數據，優化交易策略。另一方面是輿情分析。通過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分析新聞、社交媒體情緒，預測市場波動。比如，對沖基金利用推特數據預測比特幣價格走勢。在客戶畫像與精準營銷方面，金融機構通過大數據分析客戶行為，提供個性化服務。一方面是客戶分群。基于RFM（最近購買時間、購買頻率、消費金額）模型進行客戶價值分析。另一方面是智能推薦。協同過濾算法推薦金融產品（如信用卡、保險），提高客戶轉化率。

在反欺詐與合規監管方面，大數據技術可提升金融監管的效率和準確性。其一，圖數據庫技術。利用Neo4j等工具識別復雜欺詐網絡（如信用卡套現團伙）。其二，自動化合規。采用自然語言生成（NLG）技術自動生成監管報告，降低人工成本。大數據技術為金融統計核算提供更高效、精準和實時的數據處理能力，推動統計核算方法從傳統抽樣向全量分析、從靜態報表向動態監測的轉變。總之，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正在重塑金融統計的方式，使其從傳統的抽樣分析轉向全量數據挖掘，從滯后統計轉向實時預測。盡管面臨模型匹配度、算力成本、數據隱私與安全、監管合規等挑戰，但隨著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的發展，金融統計將更加智能化、自動化。金融機構需要從戰略高度規劃人工智能和大數據轉型路徑，加強數據治理，培養復合型人才，構建“數據＋算法＋算力”的協同體系，以提升競爭力并適應數字化金融時代的變革。未來的金融統計將呈現“數據驅動、智能決策、實時響應”的新特征，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將成為這一轉型的核心引擎。

綜上所述，創新我國金融統計核算體系，筑牢金融強國的統計基礎是一項重要的使命任務。統計、經濟與金融理論界的專家學者和實務部門工作者應攜起手來，立足國情，參考國際最新標準，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在理論與實際有機結合中加快推進統計各領域改革，大力推進統計工作現代化發展，對照聯合國統計委員會核準并發布的《2025版國民賬戶體系與第7版〈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手冊〉的實施戰略》（Strategy for Implementing 2025 SNA and BPM7），加快修訂《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16）》，盡快形成適應我國國情的新版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力求金融和經濟統計核算體系能有效發揮支撐金融強國建設的作用，推進高質量發展，助力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完善住戶部門資產負債表體系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ZD136）

注釋

[1]《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李強作重要講話》，2023年10月3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12992.htm。

[2]《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2024年1月16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1/content_6926302.htm。

[3]《規范提升統計工作 切實發揮服務支撐作用——農業農村部法規司、市場與信息化司負責人就〈農業農村部門統計工作管理辦法〉答記者問》，2024年5月16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5/content_6951385.htm。

[4]《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日報》，2024年7月22日，第1版。

[5]黃益平、黃卓：《中國的數字金融發展：現在與未來》，《經濟學季刊》，2018年第4期。

[6]劉曉欣：《從數字大國走向數字強國的關鍵》，《人民論壇》，2023年第17期。

[7]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聯合印發《推動數字金融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2024年11月27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1/content_6989645.htm。

[8]《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局聯合印發〈金融“五篇大文章”總體統計制度（試行）〉》，2025年4月15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4/content_7018886.htm。

[9]《第一觀察 |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深刻闡釋金融強國內涵》，2024年1月1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4/0117/c1001-40161037.html。

[10]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金融工作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4年，第16、52、76頁。

[11]《人工智能將如何重塑金融行業 專家熱議“AI＋金融”》，2024年10月25日，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2024-10/25/content_410799.html。

責 編∕方進一 美 編∕梁麗琛

Strengthening the Statistical Foundation for a Financial Power

Zhu Qigu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tatistical accounting system, the financial statistical accounting system comprehensively reflects the operation of the financial economy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system. In the new era, our country's financial statistical accounting faces new challenges. In order to coordinat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promote high-qual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nancial power, we must base ourselves on national conditions, look to the world, refer to the new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al accounting, 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of our country's financial statistical accounting system,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tatistics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mprove 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ing system, establish a digital financial statistical system,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and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China, build a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system for a financial power, improve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statistical monitoring system, and promot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mpower financial statistical accounting.

Keywords: financial power, financial statistic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