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發現來看，交流互動、碰撞融合，在文明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推動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重要因素。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是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故宮博物院所做的文物遺產保護、研究、傳承和弘揚工作，不僅是對歷史與文化最好的守候，也是在凝聚新的文化力量，使文明光芒熠熠生輝，為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不同文明和合共生貢獻智慧和力量。

【關鍵詞】中華文明 世界文明 故宮博物院 交流互鑒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底色，和而不同是人類文明傳播和發展的規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明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和發展的重要動力。”①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中華文明包容四海兼容并蓄的特征，在文明的起源、形成以及演進過程中，得到有力彰顯和印證。而今，歷史的云煙已然散去，歷史的遺跡依然留存，歷史文化遺產不僅生動述說著過去，也深刻影響著當下和未來。故宮博物院收藏珍貴文物已達195萬余件（套），是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鮮活檔案，也是全人類共同珍視的文化遺產。故宮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匯聚地和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歷史見證，又是追溯文化根脈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場域，更是開展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共同繁榮進步的會客廳。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科學指引下，故宮博物院堅持守正創新，更好地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動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互相理解，彼此包容、相互借鑒、共同繁榮，將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產生深遠影響。

文明起源、形成期中華大地各區域的交流互動

我國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充分說明，無論是物種、技術，還是資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斷傳播、交流、互動中得以發展、得以進步的。”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發現來看，交流互動、碰撞融合，在文明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推動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重要因素。

距今1萬年前，長江中下游地區先民開始稻的栽培，華北地區先民則開始栽培粟和黍。此后，稻作農業向北傳播，到距今8000多年前傳播至淮河流域，后來傳到黃河中下游地區。距今8000年前，粟作農業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發展起來，并陸續向南傳播到東南沿海和西南地區。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制陶、琢玉等手工業取得顯著進步。在黑龍江省饒河小南山遺址，出土了距今9000至8500年前的玉玦、玉吊墜。在距今8000多年前內蒙古赤峰興隆洼文化中，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玦和玉墜等裝飾品，顯示出琢玉工藝技術的進步。在長江下游地區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遺址中，出現了與北方興隆洼文化形制和制作方法相似的玉玦和玉墜的玉器組合。距今七八千年前，中華大地各個區域出土了種類、制法如此相似的玉質裝飾品，暗示當時各地的史前先民們已發生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作為輔證，在長江中游地區距今8000年前的遺址中，出土了來自長江下游地區跨湖橋文化風格的陶器和淮河上游地區賈湖遺址風格的陶器。這些發現表明，在距今8000年前，中華大地各區域之間的先民們已經發生交流。

大約5500年前，分布于遼寧西部和內蒙古東南部的紅山文化晚期史前信仰中心——遼寧喀左牛河梁遺址的高等級墓葬中，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龍、玉鳥、玉龜、玉人等玉器。在同時期的長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的高等級墓葬中，出土了與遼寧牛河梁遺址種類和形制非常相似的玉龍、玉鳥、玉龜、玉人，且兩地出土玉人的姿勢都是雙臂并攏于胸前。相聚1500公里之遙的這兩處遺址出土的玉器竟然如此相似，很難以偶然來解釋。特別是玉龍、玉鳥、玉龜等玉器是只在尊貴身份的墓葬中隨葬，且都與當時的信仰有關，或可說明當時在相當廣闊的地區的社會上層之間已經有了交流互動。

約距今5500年前，黃河中游地區的仰韶文化中期的陶器表面流行出現以花和鳥為主題的紋飾簡化為圓點和弧線三角的圖案，并向黃河上游、黃河下游、長江上中下游，以及遼河流域擴散傳播。在如此廣闊區域內，第一次形成中原文化對周圍地區影響強烈的局面，說明在5500年前這一中華大地各區域文明孕育形成的關鍵時期，生活在以上地區的人們交流十分活躍，已經形成龍的崇拜、以玉為貴的理念等若干共同文化因素，出現了早期中華文化圈，為形成商周時期以中原地區為引領的歷史趨勢奠定基礎。

大約4300年前，長江下游曾經盛極一時的良渚文明衰落。黃河下游、長江中游等地區的文化面貌也發生顯著變化，文明化進程出現重大轉折，黃河中游地區的史前文化在繼承仰韶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出現了以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為都城的強大勢力集團。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遺址除了自身文化傳統的因素，還吸收很多其他地區的文化因素。例如，來自黃河下游地區的三足陶制酒器陶鬶和陶盉、一段平齊另一端呈尖狀的玉圭、以多重木質棺槨顯示墓主人尊貴身份，來自良渚文化極有特色的玉琮、玉璧和玉鉞，來自長江中游地區的雙翅形玉飾等。正是因其以開放包容的態度，兼收并蓄各地先進因素，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才能在與各地區集團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縱觀中華文明早期演進，中華大地各區域文明異彩紛呈，對中華文明的形成作出積極貢獻。其中，中原地區以開放的心態，創造性吸收融合各種文明因素，得以發展壯大。由此可見，多元融合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先人的智慧、創造和精神，沉淀在一件件文物中，無聲地詮釋著中華文明的來時路、訴說著中華文明的綿延傳承。在國家文物局指導下，故宮博物院曾在文華殿舉辦“何以中國”展覽，展覽匯集全國30家文博機構的130余件（套）珍貴文物，將中華5000多年文明比擬為一條大河，將文明的起源、傳承、發展比擬于河水的“源”“流”“匯”，并以這三個單位為脈絡，描繪一幅中華文明長河奔涌向前的歷史畫卷，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歷史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展覽的每一件參展文物都有精彩的故事、深遠的意義，同時又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通過嚴密的展覽邏輯串聯在一起，以物記事、以事敘史、以史啟思。②參觀者面對的不僅是珍貴館藏文物，還有與古人對話、與先賢交流的主觀想象和體驗，在甲骨書簡中感受“弦歌不絕”的傳承，在水墨丹青中品味“寧靜致遠”的風韻，在經史子集里讀懂“修齊治平、經世致用”的家國情懷，體認“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洞察中華民族“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的綿延傳承。

中華文明與域外古老文明發生交流、碰撞與融合

在漫長的歲月中，中華民族不僅域內各民族交融匯聚，形成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的文化認同和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一性，而且與域外其他文明相遇、對話、交流、互動。歷史和現實證明，文化交流、文明交往從來不是單行道，而是有來有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結果表明：中華文明既是在自身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在形成過程中，也與域外其他古老文明發生交流、碰撞與融合，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

中華先民與域外的交流，具有悠久的歷史。在新疆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發現距今4.5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層，出土上千件打制石器，出土了采用典型歐洲舊石器中期文化——莫斯特文化的打制技術形成的勒瓦婁哇石核、莫斯特尖狀器等器物，和3處灰堆（可能為新疆最早用火遺跡），以及犀牛、棕熊等動物骨骼（帶切割、灼燒痕跡）。同類的石器在內蒙古金斯泰洞穴和寧夏水洞溝等遺址也有發現，表明當時華北地區的先民與歐洲的先民發生了交流。莫斯特石器組合（舊大陸西側典型技術）提示亞歐人群遷徙可能路徑，為研究更新世晚期東亞與西伯利亞、中亞人群互動提供線索。

通天洞遺址的中文化層發現石圍墻、灶坑、灰坑及陶器、銅管殘件、石磨盤，浮選出距今5200-5000年的炭化小麥和炭化黍，小麥源自西亞，黍則源自華北。說明當時來自西亞的小麥傳入新疆地區，源自華北地區的黍也傳到新疆地區。此后，小麥的栽培技術繼續傳入中原地區，成為五谷之一；黍的栽培技術也傳到西亞地區。和小麥的傳入同時，還出土了迄今我國境內年代最早的青銅器殘片。這表明，同為源自西亞的小麥與銅器一道傳入新疆。

小麥與黍的發現證實，距今5200年歐亞草原存在著東西方交流的通道。西亞小麥和青銅器經中亞傳入阿爾泰，華北的黍向西傳播至中亞西亞，早于漢代的“綠洲絲綢之路”。大約5000年前，發源于西亞地區古代文明的農作物——小麥和家畜黃牛、綿羊等經中亞傳入我國西北地區，并繼續向中原地區傳播。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就出土了源自西亞地區，經中亞和我國西北地區傳入的小麥、黃牛、綿羊。與此同時，銅的冶煉和制作技術也從西亞經中亞地區至河西走廊傳入黃河中游地區。粟和黍的栽培技術，也向中亞西亞傳播。

大約4000年前，家馬由歐亞草原傳入我國新疆地區；距今3300年左右，家馬和馬車經由歐亞草原地帶傳入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在距今約3000年前，冶鐵術經由中亞地區傳入我國西北地區。在河南省三門峽市發現的西周晚期虢國墓地中，出土了玉柄銅芯鐵劍和銅骹鐵矛和鐵援銅戈，均為人工冶鐵的制品。冶鐵術起源于距今3400年前的西亞赫梯。較多學者認為，我國的冶鐵術及其制品是從西亞經中亞地區傳入。春秋趙國時期，冶鐵術在我國取得顯著進步，吸收了此前已很興盛的銅器鑄造，發明了鐵器鑄造技術。大約在春秋末期，距今3400年前起源于古埃及的玻璃技術及其制品玻璃珠傳入我國。因其很像蜻蜓的眼睛，故被稱為“蜻蜓眼”。在戰國時期的高等級墓葬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以鈉鈣為原料制作的玻璃珠。此后，中華先民發明了以鉛鋇為原料制作的玻璃器。

西亞地區上述外來文明因素的融入，豐富了中原地區農作物和家畜的種類，在黃河流域形成了粟、黍、稻、麥、大豆構成的五谷農業體系和以豬、狗、牛、羊、馬為主的家畜飼養體系。來自西亞地區的冶金術經我國西北地區傳入黃河中游地區后，與此前仰韶和龍山時代已經掌握的高溫燒制陶器的技術相結合，經過創新，誕生了青銅容器鑄造技術，在堯舜時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銅容器，為夏商周王朝時期輝煌的青銅文明的產生奠定了基礎；馬和馬車的傳入，則豐富了黃河流域人們的交通手段，擴大了人們活動的范圍。冶鐵術傳入中原地區，發明了鐵器鑄造技術后，針對鑄鐵韌性差的特點，中華先民發明了鑄鐵脫碳技術，使鑄造鐵器的韌性大大增強，使鐵器在生產和戰爭中發揮巨大作用，為秦漢時期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戰國時期，來自西亞的制品及其制作技術傳入我國境內的同時，原產于我國的絲綢和玉器也向西傳到中亞和西亞地區，以及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

西漢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后，東西方的文化交流迎來繁榮的局面，極大地促進了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交流互鑒，促進了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歷史與文化的發展。東漢明帝時期，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原，但本土的道教并未被擯棄，而是兩者長期并存，都成為信仰的對象。唐代是我國古代歷史上十分繁榮的時期，也是對外開放、文明交流非常興盛的時期。唐王朝的開放包容，體現在各個方面。在唐王朝的宮廷樂舞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舞蹈，如高麗樂、天竺樂、龜茲樂等。在唐朝，世界各地的人來到長安。2004年，在西安出土了日本第十次遣唐使井真成的墓碑，還有來自中亞的粟特人在唐長安城經商做官。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到唐三彩俑中胡人牽駱駝的形象。唐代，從西亞等地區引進種植的水果、蔬菜、香料等更是數不勝數。此后，我國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先進的文化因素向西傳播，同時也接受了佛教等域外文明的因素，并與中國本土的文化相融合，使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充滿活力，不斷發展。

到了明清時期，一度閉關鎖國的政策使中外文化交流受到影響，但文化交流實際上并未終止。西方工業革命的技術、理念和制品，通過各種途徑傳入我國。在故宮可以看到來自西方的大量實物資料，西方的鐘表、天文儀器、琺瑯等技藝精湛的手工工藝品、繪畫、琉璃建筑構件、西洋式裝飾元素等，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還有北京圓明園里各種中西合璧的建筑和園林景觀，也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明證。

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學民主的思想傳入中國，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為中國知識分子帶來全新的思想，使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民族復興的道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吸收借鑒歐美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將其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取得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

以上這些歷史事實充分證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是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即使在史前時期，交流就已經普遍存在，持續的跨區域、跨族群的交流，記錄了文化互鑒的歷程，促進了文明的發展。這是中華文明持久興旺的關鍵，是中華文明魅力永恒的支撐。

交流互鑒促進世界文明發展，故宮在促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發揮重要作用

開放包容是文明發展的動力源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③放眼世界各種文明，無一不是在吸收其他文明的基礎上豐富發展。無論是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皆是如此。文明間的交流互鑒，使各種文明能夠充分吸收融合其他文明的先進因素，豐富文化內涵，促進文明發展。至于世界各地非原生文明地區，更是由于接受周圍地區業已成熟的文明影響，從而加快本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發展，甚至實現跨越式發展。例如，日本列島的史前文化自身發展緩慢，進入公元前四五世紀，中國周代的稻作與粟作農業技術和青銅器，經由朝鮮半島傳至日本列島西部。進入公元1世紀后，日本列島西部九州地區的一些小國向東漢王朝朝貢，與漢王朝建立直接聯系。由此，中國漢文化傳入日本，稻作技術、銅器和鐵器的制作技術陸續被其接受，有力促進了日本古代歷史的發展。

從世界文明發展歷程來看，世界各地先后誕生各具特色的古老文明，大多數古老的文明曾輝煌燦爛于一時，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貢獻，但最終未能擺脫衰落甚至消亡的命運。無法有效應對發展過程中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挑戰、沖突，是諸多對人類歷史產生過深刻影響的古老文明湮滅不存的重要原因。中華文明歷經5000多年的風霜淬煉，也曾面臨自然災害、戰爭等危機挑戰，也曾遭到重創，但從未中斷，而是化危機為生機，在不斷的變革與更新中實現自我發展。歷史學家許倬云認為，“因能容納，而成其大；因能調適，而成其久”，并且日益浸潤更廣闊的地域，惠及更具多樣性的人群。無論是古代的歷史經驗，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變化都充分說明，開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化保持活力、社會強盛發展的法寶。一切生命有機體都需要新陳代謝，否則生命就會停止。文明也是一樣，如果長期自我封閉，必將走向衰落。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取長補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要堅持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④這是對中華文明在5000多年發展史形成的突出特性和歷史經驗的精準概括，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故宮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承載者，其文物藏品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實物見證，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印記。在故宮文物所構成的連綴不斷的文明史跡間，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歷程得以生動展現，中華民族與周邊國家以及不同文明和平共處、友好往來的一貫傳統得到有力佐證。百來年，故宮博物院始終肩負著守護中華文明瑰寶，促進文明對話的重要使命，通過系統化、多維度的創新實踐，以文物保護為基礎，以學術研究為核心，以展覽展示為窗口，以教育傳播為紐帶，持續深化中華優秀文化傳承與國際對話交流合作。⑤以博物館推動文化交流的最直觀形式展覽展示為例，2012年以來，故宮博物院先后組織赴外及港澳臺地區文物展覽79次，參與境外合作機構及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組織的文物展覽29次。在展地選擇上，除與英、法、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博物館界保持良好合作關系外，故宮博物院還積極拓展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合作。無論是絲路經濟帶上的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卡塔爾等，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拉丁美洲地區國家，故宮博物院均積極開展交流與合作，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促進民心相通，推動文明交流互鑒。

除了持續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故宮博物院還積極開展外國文化“引進來”工作，實現文化交流“雙向互動”。例如，2012年與墨西哥政府合作舉辦的中墨玉石文明主題交換展，將兩個玉文化發達的文明古國的玉器進行交換展覽，在兩國政府與民間社會反響熱烈、好評如潮。再如，2024年4月至6月，故宮博物院于文華殿展廳舉辦“紫禁城與凡爾賽宮——17-18世紀的中法交往”展。該展在兩國元首見證下簽約，以精彩文物向內地觀眾展現了百年間雙方彼此尊重、相互欣賞的政治交往史，彼此借鑒、相互學習的文化交流史。展覽結束后，大綱和部分文物展品經調整，以“當紫禁城遇上凡爾賽宮——十七、十八世紀中法文化交流”為題于2024年12月赴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引進展覽的落地為后續出國（境）展覽的推動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礎，增加了巡展或交換展實施的可能性，也為國（境）外合作單位了解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情況與策展水平提供了窗口。黨的十八大以來，故宮博物院引進近30個來自亞洲、歐洲、美洲地區的文物展覽，實現跨地區、跨國家、跨文明的雙向交流對話，促進了參與國之間的文明交流與相互理解。除了舉辦各種展覽，故宮還舉辦“文明交流互鑒對話”、第一個“文明對話國際日”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活動。

“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回望歷史，百余年前的1921年，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而后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因一系列重大的考古發現，而不斷地被實證、被刷新、被激活。百年前的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一代代人所做的文物遺產保護、研究、傳承工作，不僅是對歷史與文化最好的守候，也是在凝聚新的文化力量。在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上，要創造更加輝煌的成就，就要增強歷史自覺、尋根固本、鑒往知來。期待故宮博物院繼續堅守文化使命，在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實踐中，將文化自信的力量，深深地熔鑄于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當中，使文明光芒熠熠生輝，努力成為文明交流互鑒的中華文化會客廳，為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不同文明和合共生貢獻智慧和力量。

【注釋】

①習近平：《在會見出席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70周年紀念活動外方嘉賓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24年10月12日。

②故宮博物院編：《何以中國》，北京：故宮出版社，2022年9月第1版，第11頁。

③《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新華社，2019年5月15日。

④《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動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新華網，2022年5月28日。

⑤《故宮院長王旭東詳述：百年博物院的全球文明倡議踐行之路》，中國日報網，2025年3月14日。

責編/常妍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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