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在變亂交織的國際環境中如何取得長足發展，考驗著各個主權國家的治理能力與智慧。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實行的開放戰略，首要特征是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其次是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再次是不斷拓展單邊開放的范圍和領域，以自身開放促進共同開放。高水平開放不僅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也為全球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市場機遇、投資機遇、增長機遇。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同世界其他國家分享發展機遇，促進合作共贏，成為推動全球穩定與進步的重要力量。中國所強調的共同繁榮發展，符合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的利益。
【關鍵詞】中國 高質量發展 穩定性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共享發展是建設美好世界的重要路徑。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始終將自身發展置于人類發展的坐標系，以自身發展為世界發展創造新機遇。”①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與“十四五”規劃一脈相承，繼續把推動高質量發展確定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發展是硬道理，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②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如何在變亂交織的國際環境中取得長足發展，考驗著各個主權國家的治理能力與智慧。中國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的五年規劃，無疑為世界發展再次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
發展歷程三步走：先經濟后社會再政治
什么是21世紀全球最大難題和共同追求？發展，依然是發展。為什么發展如此重要？因為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如果一個國家處在發展進程中，之前的老問題會得到妥善解決，發展本身產生的新問題也會通過繼續發展得以解決。縱觀全球各個國家的發展歷程，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寫了一本書，叫做《新加坡賴以發展的硬道理》。他認為，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發展都非常重要。盡管政治制度不同，但如果發展好了，社會是穩定的，老百姓也是滿意的。
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哪怕自認為是最好的，如果發展陷入停滯甚至倒退，即使是發達國家也會出現問題。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以后，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所著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一書中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美式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好的政體，也是最后的政體。到現在30多年過去，面對政治秩序危機，很多美國人擔心，美國會不會再一次內戰。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美國億萬富翁瑞·達利歐（Ray Dalio）認為，由于美國出現“異常嚴重的兩極分化”，未來有可能陷入內戰。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不是沒有取得發展，而是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所創造的財富，只有少數人享有，大多數人沒有獲得感。隨著收入差異越來越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社會變得越來越分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70年的20多年間，美國中產階層比例最高時達到70%，從里根革命開始，盡管美國經濟繼續發展，但中產階層不僅沒有擴大，反而顯著下降，到現在不到50%，有的估算甚至可能都不到40%。在社會結構中，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隨著美國中產階層占比持續縮減，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收入差距過大、財富分配不均，社會不平等愈發明顯，由此帶來的系列問題導致民粹主義的崛起。這對美國的經濟、社會以及對外政策，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阻礙美國的持續發展。
經濟、社會、政治，是影響一個國家發展質效的三個大的變量。有一種觀點認為，西方國家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是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事實上并非如此。從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經歷了三步走：先經濟后社會再政治。日本等亞洲的一些國家，同樣經歷了這三個階段。西方通過資本原始積累，推動經濟發展起來后，開始注重社會權利。自德國首相俾斯麥主導創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后，美國、英國等相繼開始發展和完善社會保障。真正的發展政治，是從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在完成現代化之后，開始引入一人一票這樣一種民主制度。
經濟是發展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只談政治，只談民主，事實證明是完全行不通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發展不起來，原因就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實行了西方的體制，經濟還在低度發展，政治就民主了，實行多黨制，本來蛋糕就很小，各個黨派還喜歡分蛋糕，發展就更加難以為繼。現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喜歡西方的發展模式，因為西方國家發展起來后，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貿易提出很多附加條件。可這些附加條件加上去，發展中國家根本發展不起來。
近代以來，國家發展與工業化、產業化密切相關。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關鍵。中國持續以自身發展成就帶動世界發展，盡管還處在提升高端制造業的階段，但擁有制造業從中端到低端的技術，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中經濟體實現工業化。據統計，中國“十四五”時期貨物和服務進口將超過15萬億美元，對外投資累計為東道國納稅3000多億美元，帶動大量就業，促進了當地工業化和現代化。③
高水平對外開放帶來全球發展新機遇
封閉導致落后，開放帶來發展，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充分表明，開放是推動世界各國繁榮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一個國家而言，開放是其融入世界、推動現代化進程以及實現經濟社會轉型的重要途徑。開放意味著資源、技術、人才、思想觀念的流動與交融，能夠打破封閉的體制壁壘，激發內部活力，形成內外聯動的發展格局，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必要條件。對世界而言，開放更是促進國際社會和平穩定、推動共同繁榮以及人類文明向前發展的核心動力之一。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已成為全球157個國家和地區前三大貿易伙伴，貨物貿易連續8年世界第一，服務貿易突破1萬億美元，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國際合作共贏優勢凸顯。
高水平開放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習近平主席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永遠不會關上。”⑤這一重要論述，鮮明地表達了中國對未來開放的堅定態度和信心。“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拓展國際循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同發展。”⑥相較于西方的開放更多以經濟利益為導向，強調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市場的主導地位，中國的開放則更加強調“共贏”和“合作”的理念。這不僅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也反映出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對和平發展、共同發展的執著追求。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實行的開放戰略，首要特征是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個別西方國家也在推動多邊主義，像奧庫斯、“四方”軍演，拼湊排他性“小圈子”，奉行零和博弈，針對第三方國家，針對其認定的“戰略對手”進行無底線的遏制打壓，威脅他國安全。不同于西方排他性的多邊主義，中國實行的是開放包容的多邊主義，是針對成員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尋求解決方案進而實現發展，不針對任何一方，也不會針對任何國家。
其次，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這是推進高水平開放的重要舉措。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以規則為基礎，遵循國際貿易規則的開放，是在市場型開放的基礎上實現制度型開放，進而以開放、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
再次，不斷拓展單邊開放的范圍和領域，以自身開放促進共同開放。中國的單邊開放并不是對雙邊或多邊合作的替代，而是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下，通過主動開放，為國際合作提供新動能。習近平主席在致中非合作論壇成果落實協調人部長級會議的賀信中表示，中方愿通過商簽共同發展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落實對53個非洲建交國實施100%稅目產品零關稅舉措，同時為非洲最不發達國家對華出口提供更多便利。⑦2024年，李強總理在第27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宣布：“中方愿探討面向東盟國家實施單邊開放等舉措，逐步邁向更高水平的雙向開放，助推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⑧中國和東盟作為有14億多和6億多人口的兩大市場，總人口規模占全世界的1/4。如果中國對東盟10國實行單邊開放，馬上就會形成一個超大規模的市場，那就是“10+1”中國—東盟共同市場，這將會形成更為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產業集聚效應、發展外溢效應。可以說，中國基于多邊主義至上的單邊開放政策產生的深遠影響，將會重塑國際秩序。
中國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倡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努力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以共創繁榮發展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確定性。世界各國發展階段不同，發展程度也不均衡，如果發展程度高的國家，只是一味地吸納周邊國家的人才、生產要素，一味強調本國利益至上，而不愿帶動周邊國家發展，甚至不擇手段阻礙其他國家發展進步，那么就會時常產生矛盾，加劇國家間的摩擦與分歧，全球秩序難以穩定有序。在人類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的今天，當零和博弈思維抬頭、分裂對立增多時，動蕩的國際形勢阻滯全球發展，各方都將普遍受損。因此，中國強調的共同繁榮發展，符合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的利益。
開放合作為動蕩的世界注入穩定性
任何國家的發展，都需要比較穩定的良好的有利的國際環境。當前，大國間博弈愈加激烈，世界變革動蕩加劇，國際組織的權威性和協調性作用有所削弱，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上升，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面對變局、亂局，各國之間的開放合作顯得尤為重要與可貴。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聚焦推動國內高質量發展，還持續推進范圍更大、領域更寬、層次更深的開放，“十五五”時期，中國將拓展雙向投資合作空間，讓中國大市場成為全球大機遇，讓外資愿意來、留得住、發展好，共享中國新機遇。
中國與各個類型的國家開展合作。“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各國發展離不開開放合作的國際環境，誰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⑨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盡管在經貿、科技等領域難免存在競爭，但是中國所倡導和踐行的是良性競爭。中國對美國的政策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原則，并且保持著穩定性和連貫性，不會輕易翻烙餅，這體現了大國的戰略定力和國際信譽。
大國關系牽動國際形勢，中美社會制度不同，任何想要改造甚至顛覆對方都是不現實的，也是阻礙世界繼續向前發展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從來不去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幾千年來都是如此。古代中國的貢賦體系，被一些西方學者謬稱為朝貢體系，認為古代中國只想要其他國家表面上的服從，這其實是不對的。朝貢是西方的做法，意味著小國要臣服于大國，大國來統治小國，這在中國是從來沒有的。如果用現代的概念看，“貢賦”體系更像現在的“單邊開放”。外國使者向中國朝廷獻上禮品之后，可以從中國皇帝那里獲得價值更大的禮物，并且往往獲得在中國經商的權利。幾千年來，中國從來沒有把哪個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也從不干涉他國事務。這與西方早期推進全球貿易先是殖民主義，然后是帝國主義，是完全不同的。
中美關系可以說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但并不是唯一的關系。我們與其他西方國家同樣有許多合作共贏的空間，如中歐經濟具有高度互補性。2025年是中歐建交50周年，50年來，中歐年貿易額從24億美元增長到7858億美元，增長了300多倍，投資額從幾乎為零增長到近2600億美元。⑩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南方的合作，前景更為廣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如何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經濟體要經濟起飛的前提條件，共建“一帶一路”，推動硬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歡迎和好評。
建構符合亞洲價值觀和實踐經驗的自主知識體系
當今世界盡管經濟發展全球化，但主權國家依然很重要。無論經濟區域化，還是一體化，都不能過多地損害一個國家的主權性。一旦損害到國家的主權性，那么這個國家內部的治理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例如，緬甸治理失序，亂象頻發。一些國際組織，如非政府組織（NGO）干預很多非洲國家發展，甚至比主權國家的政府力量還要大。現在國際關系秩序還是建立在主權國家之上，一旦主權國家內部出現問題，那么國際秩序也會問題迭出。
過去對于經濟體如何發展，人們的目光會看向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會看向歐盟，認為它們是一體化發展程度最好的。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洲都出現問題，歐盟有共同的貨幣歐元，但是沒有共同的財政政策，這就像一家人擁有一個共同的賬戶，但是對于誰用錢、用多少，卻沒有約束力，所以總是產生矛盾。盡管亞洲所謂的制度化水平，不如以前的北美自由貿易區，或者歐盟，但是沒有必要盲目照搬照抄西方，而是需要慢慢探索亞洲國家獨具特色的，符合亞洲和而不同文明之上的制度安排。西方宗教文明是封閉的，而我們世俗文明本質就是開放包容，和而不同，這是我們的特色。
現在的問題，并不是沒有實踐探索，而是如何看待亞洲的發展，如何把亞洲故事講好。我們擁有豐富的實踐，但尚未把實踐進行系統地理論提煉和總結。如果參照西方經驗來總結亞洲實踐，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要有信心把亞洲發展故事講好，這是非常重要的。1993年，世界銀行組織編撰并發布《東亞的奇跡：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研究報告，探討日本、亞洲“四小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共8個亞洲經濟體取得發展的原因。這緣起于日本銀行認為日本的發展與西方不同，西方是完全自由市場，而日本、亞洲“四小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與市場同時發生作用，就像今天我們所說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日本銀行認為很有必要總結東亞的發展經驗，于是邀請西方學者來總結，結果用西方的理論和經驗沒法系統全面地總結亞洲的實踐。
亞洲發展故事需要從亞洲實踐的角度重新講，實踐是理論創新的源頭活水，亞洲具有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和悠久豐厚的發展經驗，完全可以形成一套符合亞洲價值觀和實踐經驗的自主知識體系。從價值觀看，東亞是儒家文化圈，“儒家學說對東亞的經濟發展有積極意義。因為東亞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充分暴露其單純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時起飛的，西方的價值觀念的危機和道德淪喪使它們力圖避免重蹈覆轍，比較成功地應用儒家學說對市場經濟下個人主義導向一定程度的抑制，對血緣關系的親近和家庭道德的鞏固、對人際關系的和諧、對物質欲望無止境的追求的遏制等作用，形成有利于經濟發展的較好的文化和道德氛圍。”?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們照顧彼此重大關切，尊重各自發展路徑，以真誠溝通增進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異妥處分歧和問題，共同維護和弘揚亞洲價值觀。”?
從實踐上看，東亞經濟體，是過去40多年發展最快、最穩定的區域。東盟國家處理國際事務不同于西方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而是強調所有成員國達成共識后再行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從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已經是3.0版，中國連續16年保持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連續5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如何把亞洲發展故事講好，是我們學術界理論界的重要使命。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實踐經驗概念化理論化體系化，不僅可以產生各種不同的國際關系和外交理論，而且可以形成真正能夠解釋和預測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的理論工具。這對于推動變亂交織、動蕩加劇、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的世界，走向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習近平向全球共享發展行動論壇首屆高級別會議致賀信》，《人民日報 》，2023年7月11日。
②《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社，2020年11月10日。
③《中共中央舉行新聞發布會 介紹和解讀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圖文實錄》，國新網，2025年10月24日。
④鄭永年：《論單邊開放——全球劇變下的中國開放新命題與新思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第1版，第1頁。
⑤習近平：《弘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4年6月29日。
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25年10月29日。
⑦《習近平同剛果（布）總統薩蘇分別向中非合作論壇成果落實協調人部長級會議致賀信》，新華社，2025年6月11日。
⑧李強：《在第27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社，2024年10月10日。
⑨《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線上峰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人民日報》，2025年9月9日。
⑩《歐洲各界期待歐中合作為世界提供更多確定性》，新華社，2025年7月25日。
?陳先達：《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十二講》，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第1版，第99頁。
?《習近平出席并主持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人民日報》，2021年11月23日。
責編/常妍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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