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作為亞洲文明的傳承者與創新者，提出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既是對亞洲傳統智慧的濃縮和升華，又是對經濟全球化時代區域治理價值追求的回應。亞洲價值觀源自亞洲深厚的傳統文化，擁有和平合作的基因、開放包容的品格、互學互鑒的特質、互利共贏的理念。亞洲價值觀承載著亞洲文明深厚積淀，開創文明互鑒與制度創新的新路徑，為新時代中國周邊外交的理論構建賦予新內涵，為推動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亞洲智慧與實踐方案。

【關鍵詞】亞洲價值觀 亞洲文明 內涵 理論 實踐

【中圖分類號】D091 【文獻標識碼】A

亞洲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亞洲人民經過幾千年的社會實踐，創造和積累了許多寶貴的思想智慧，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亞洲價值觀。習近平主席指出：“亞洲各國人民要從悠久的歷史文明中汲取養分，凝聚對亞洲價值的集體認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實睦鄰友好的社會民意基礎，把‘和’、‘合’的傳統理念付諸彼此相處之道，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傳承下去。”①亞洲價值是亞洲各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世界人民思想寶庫中的璀璨明珠，與其他地區文明價值互鑒會通，共同匯聚成全人類共同價值。

亞洲話語構建：創新理念引發集體共鳴

20世紀90年代，關于亞洲價值觀在政界和學術界初有討論。“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引發國際社會關注，一些人認為儒家思想發揮很大作用。新加坡時任總理李光耀、馬來西亞時任總理馬哈蒂爾等政治家，認為亞洲人民不需要完全照搬西方價值觀行事，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來指導經濟和社會發展，照樣能成功。90年代中后期，“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亞洲奇跡受挫，關于亞洲價值觀的討論陷入低谷。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印度及東盟整體崛起，關于亞洲價值觀的討論再次興起，儒家文化、中國模式、東亞文化與亞洲價值觀等成為國際關系熱頻詞。2019年，中國舉辦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演講，倡議建設一個“和平安寧”“共同繁榮”“開放融通”的亞洲，將關于亞洲價值觀的討論推向新高度。2021年，在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強調共同維護和弘揚亞洲價值觀。2023年，習近平主席在向紀念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表書面致辭中，首次提出“弘揚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為核心的亞洲價值觀”②，概括亞洲價值觀主要內涵，亞洲價值觀成為習近平外交思想關于周邊外交理論的重要標識概念。2025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周邊工作會議上強調“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為基本遵循”③，進一步豐富亞洲價值觀內涵，凸顯亞洲價值觀在我國與周邊國家關系中的重要性。

亞洲價值觀作為中國周邊外交的新理念，為凝聚地區國家對亞洲價值、亞洲方式、亞洲傳統的集體認同作出新貢獻。這一理念認同度持續提升，在亞洲各國已引發廣泛共鳴。近年來，中國與馬來西亞、老撾、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等國家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都提及亞洲價值觀。亞洲價值觀正在以正式和非正式文件確定下來，成為指導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重要遵循。亞洲價值觀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認同，大大地提升亞洲文明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鑒中的作用和影響。

深刻內涵：東方文明的哲學基因與當代轉化

中國作為亞洲文明的傳承者與創新者，提出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既是對亞洲傳統智慧的濃縮和升華，也是對經濟全球化時代區域治理價值追求的回應。和平、合作、開放、包容四大要素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緊密聯系、相互滲透，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其內在邏輯體現亞洲文明的深層思維模式與實踐智慧。

和平是亞洲價值觀的倫理基石，是其他要素實現的前提。“和平”理念烙印在亞洲各國思想文化之中，深刻影響亞洲人民行為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儒家文化強調“禮之用，和為貴”，主張通過道德約束而非武力擴張實現秩序穩定。道家提倡“無為而治”，堅決反對暴力和戰爭。佛教文化也強調和平與非暴力。“慈悲”是佛教教義的重要概念，即對所有眾生的無私關懷和愛，強調眾生平等、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伊斯蘭文明崇尚和平，“伊斯蘭”一詞的意思就是“和平”。《古蘭經》處處強調和平，共有155處講到“色倆目”，即和平，要求人們“親愛近鄰、遠鄰”。緬甸人民建立和平塔，用來祈禱世界和平。朝鮮半島學者提出“義命相敬”，阿拉伯學者主張“城邦（國家）合作”，都體現了和平外交的思想。④亞洲人民經歷過殖民入侵戰亂帶來的痛苦，深知和平的寶貴，期待和平安寧的亞洲。20世紀50年代，中國、印度、緬甸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自主探索出鄰國間的相處之道，成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就是亞洲和平文化基因的傳承和發揚光大。

“和”的理念，對于今天中國處理周邊外交、國際關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中國創新性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強調發展與安全并重，通過合作與對話，實現普遍、平等、包容的安全，就是對傳統“和合”思想的重要轉化，為亞洲國家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提供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合作是亞洲繁榮的必由之路，是將和平紅利轉化為共同發展的路徑。亞洲的哲學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合作理念。儒家的“和而不同”，強調在保持個性的同時，追求和諧共存，認為個體之間存在差異，應尊重并欣賞這些差異，通過相互理解和包容，達到和諧共處的境界。道家的“道法自然”，認為萬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強調在遵循自然之道的基礎上，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共處。佛教的“緣起性空”，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緣起的、互相依存的，人與人之間的相遇、相知、相助，都是因緣際會的結果。印度教思想強調個體靈魂的修行和解脫，但在這個過程中，也離不開與他人的合作，要團結互助。

“合作”價值觀強調在尊重個體基礎上的集體協作。馬來西亞諺語“遇山一起爬，遇溝一起跨”，強調面臨困難時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共同克服。印尼諺語“甘蔗同穴生，香茅成叢長”，寓意團結一致才能共同繁榮。印度諺語“多一個鈴鐺多一聲響，多一支蠟燭多一分光”。這種團結合作的精神體現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之中。70年前，萬隆會議以“團結、友誼、合作”為核心精神，提供了“求同存異”的東方智慧，通過宣言，共倡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項原則，包含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部內容，顯示出亞洲“合作”價值觀促進國際關系發展的實踐偉力。

開放是亞洲進步的動力源泉，是保持生機活力的關鍵。任何一種文明，不管其產生于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社會土壤之中，都是流動開放的，這是文明傳播和發展的客觀規律。亞洲文明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其開放吸收其他文明的積極因子，彼此之間互學互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共同進步。亞洲文明的開放性并非單向度的吸收或輸出，而是基于文明自信的雙向互動，共同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伊儒會通”就是一個典型的文化交匯，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在開放交流中融合發展。通過“以經詮儒”，伊斯蘭教經學思想補充和豐富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通過“以儒詮經”，吸收儒家思想解釋伊斯蘭教內涵，奠定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哲學思想基礎。2019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主旨演講中指出：“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⑤當今亞洲已經成為世界最具發展活力和增長潛力的地區，顯示出“開放”的亞洲文化價值理念的生命力。經濟全球化以不可逆之勢繼續向前，亞洲國家積極敞開大門、主動融入世界。

包容是亞洲文化的價值內核，是實現和諧共處、和合共生的保障。不同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亞洲文明的包容性、共生性，是其數千年文明演進的重要特質。這種特質不僅體現在物質交換與藝術融合的表層，更深刻植根于不同文明對“他者性”的接納機制與價值重構能力。包容的核心是“求同存異”，強調不同文化不因差異而對立，而是求大同而存小異，和平相處，文明共生。中國儒家“和而不同”的智慧，體現為多樣共存。朱熹闡釋“理一分殊”，將多樣文明視為“天理”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的具體展現和變化。這種認知模式促成東亞漢字文化圈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柔性處理。佛教講究以佛釋心和緣起性空，身心是相互影響的，自己對待他人與他人對待自己是一樣的，所以要講究包容與互相理解。⑥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宣揚“達摩”（即正法）觀，提出“正法”隨地域、時間、種姓而變，承認不同文明存在差異化的宇宙秩序。⑦這種相對主義倫理觀，為東南亞印度教王國接納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多宗教和諧共處提供哲學基礎。

亞洲文明包容性本質，在于始終將“他者”視為自我完善的鏡像而非威脅，從敦煌藏經洞的多語文獻到新加坡組屋區的多宗教建筑，這種共生智慧為人類文明應對身份政治等現代困境提供歷史參照。

理論突破：對西方國際關系范式的超越

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有著不可磨滅的文化印記，國際關系理論也是如此。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從其文化中汲取營養，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建構也需要從文化中得到啟迪，并在對話和論爭中演進。⑧亞洲價值觀源自亞洲深厚的傳統文化，擁有和平合作的基因、開放包容的品格、互學互鑒的特質、互利共贏的理念，在助推亞洲發展過程中得到升華，成為國際關系“亞洲學”的重要概念。這一概念為深化亞洲區域合作理論研究提供重要的分析工具，為應對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沖突加劇、全球治理失范等挑戰，提供亞洲解決方案。

認識論突破：從“原子本體”到“關系本體”。亞洲價值觀的提出為國際關系本體論的討論提供新視角，將“關系認知”引入國際關系元理論分析框架之中，從而挑戰個體主義認識論根基。西方現代性科學背后的世界觀是原子本體論視野下的世界觀。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單位民族國家，就是這樣的原子，每個國家都具有獨立自在的身份。而依照“關系本體”的視角，構成世界的不是獨立原子，而是萬物眾生的關聯和互系。亞洲價值觀的“關系本體”，消解了西方主權國家“孤立實體”預設，突破原子化個體窠臼，建構“天人共生”的整體思維。

西方價值觀的個人主義過度強調個人自由，實現個人價值最大化，導致人與人之間關系疏遠，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網絡。新自由主義核心邏輯是最大限度地激發個人潛能，推動市場和效率的提升。新自由主義造成“個體原子化”，促使人們日益脫離傳統的群體聯系，成為孤立個體，即使有合作，也是基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合作。這種認識論投射到國際關系領域，就是強調本國利益至上，集體主義精神消解。“沒有永久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某種程度上表現為情感、意識乃至價值觀的孤立，舍義而取利。

與西方思維不同，亞洲文化重視集體，并把以集體為重的思想作為價值觀的重要理念。在亞洲價值觀里，個人是家庭、鄰里、社會關系環節中的組成部分，個人與集體是相互依存的辯證統一關系。從遠古時期起，亞洲各地區先人們就從農業生產實踐中，認識到集體力量的巨大。中國歷史典籍中所闡述的“民齊者強”“天下為公”，哈薩克斯坦諺語中所說的“一片土地的歷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歷史”，印度的《奧義書》所勸誡人們的“拋棄各種私欲，跳出個人利益小圈子”，都是倡導人們要樹立重視集體、克己奉公的思想。⑨東南亞文化認為個人幸福和成功離不開集體支持和幫助，強調社區和家庭的紐帶關系。從“關系本體”視角看亞洲國家間關系，可以發現集體主義精神能夠提振亞洲合作，這種精神強調義利結合、互惠互贏，成為國家之間處理不同利益的道義原則。

方法論創新：非對抗性治理的范式突破。亞洲價值觀強調動態平衡，用“太極圖式”替代“二元對立”思維，建立包含矛盾張力的分析模型，超越“零和博弈”的線性分析框架。“二元對立”是西方文化的思維傳統，按照非此即彼的“標準”創造“西方與非西方”“守城大國與崛起大國”的對立范式。這種“零和博弈”關系慣性思維最終造成的是“中心—邊緣”的文明分裂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國悲劇。亞洲價值觀強調“美美與共”的文明發展新格局。所謂“和合共生”，富含對立統一的哲學思辨，反對“非此即彼”。中華文明“陰陽調和”辯證思維為亞洲價值觀的提煉提供哲學基礎。這種思維強調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既相互依存又動態轉化。其核心概念包括“動態平衡”“互根互化”。陰陽的對立性體現在事物的兩極屬性上，對立面相互制約，形成微妙的張力，但陰陽的對立并不是簡單的沖突，而是互補和共生。兩者在彼此的制約和支持中共存。陰陽消長變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始終處于持續量變之中，這種此消彼長的變化維持著整體動態平衡。陰陽相互滲透、相互化生，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

亞洲價值觀傳承亞洲文化“和合一體”的思想，主張和而不同，不走極端。儒家經典《禮記·中庸》強調“天人合一”的“中和之道”。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思想家提出的“非同非異”的“和諍”之說、“人與自然親和”之說，也闡述了“天人合一”思想。印度《奧義書》中提出“梵我同一”，也體現“和合”思想。⑩“中道”是伊斯蘭教的正道。“中正”一詞是阿拉伯語“瓦索托”的漢譯，具有“不偏不倚”之意。《古蘭經》中蘊含著大量“中道”思想內容。“萬事中為上”至今仍是阿拉伯人民恪守的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條。“中和”處事方式表現為“協商對話，求同存異”。這種非零和思維是對西方現實主義權力觀的揚棄，融入亞洲區域和次區域合作之中，就是靈活通過差異化或者過渡期安排，尋求最大公約數。

價值論重構：從“普世價值”到“共同價值”。亞洲價值觀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局限性，重構多極化世界的倫理共識基礎，推動從“普世價值”到“共同價值”的范式轉型，為構建新型國際秩序提供東方智慧。

“普世價值”以西方民主制度為理論依托，所描述的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被奉為超階級、超國家、超時空的，是一種絕對化的思維方式。在應對國際問題的過程中，所謂“普世價值”常常陷入二元對立思維陷阱。比如，制造“民主—威權”“自由—專制”的二元框架。“普世價值”在實踐上內在性排他，推行制度輸出，張揚意識形態滲透的合法性。“普世價值”以抽象的人性論為依據，借助強勢話語霸權，將西方價值觀說成是代表整個人類社會普遍利益，因此“愈發下降為唯心的詞句、有意識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虛偽”。?這種虛偽性投射到國際關系，為推行霸權秩序提供合法外衣。

亞洲價值觀強調共識、和諧、團結，關注的是大多數的人，考慮的是集體利益而不是少數人利益，主張亞洲人民應該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來指導經濟和社會發展。亞洲價值觀的探討始于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強調集體、自律責任、多元包容、協商共識、和諧有序。亞洲共同價值的覺醒，解構“個人本位”倫理，確立“和而不同”的國際關系倫理坐標。

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是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在亞洲的具象化。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地域、民族、膚色等差別，以人類共同利益為交匯點，凝聚不同文明的價值共識。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所承載的核心價值理念，是全人類共同價值大花園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亞洲文明的突出特點是多元共生、和諧包容。亞洲價值觀是對亞洲地區國家和人民共同價值的詮釋和升華，傳承亞洲悠久文明傳統，體現亞洲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為推動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提供理念遵循。亞洲價值觀不排斥世界其他地區的核心價值觀，而是與其相互補充，共同豐富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內涵。

實踐創新：區域治理范式的變革

亞洲價值觀承載著亞洲文明深厚積淀，不僅超越“普世價值”局限性，更開創了文明互鑒與制度創新的新路徑。其以和平為根基、合作為路徑、開放為動力、包容為特質，在百年變局中為新時代中國周邊外交的理論構建賦予新內涵，為推動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亞洲智慧與實踐方案。

發展安全協同：區域綜合治理新突破。亞洲價值觀通過重構安全與發展的辯證關系，創造了不同于西方對抗性思維的治理范式。亞洲國家堅持經濟與安全雙輪驅動，形成以發展促安全、以合作促融合的新型區域治理理論框架，統籌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協同推進地區綜合治理，共同邁向現代化。

上海合作組織深刻總結國際關系實踐，創造性提出并踐行“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基本內容的“上海精神”。這一精神是亞洲價值的當代實踐創新。20多年來，上海合作組織始終高舉“上海精神”旗幟，開創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國家間團結協作、開放共贏、包容互鑒的全新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組織在成立時就明確將打擊“三股勢力”作為核心目標之一，現在這一合作從傳統邊境安全向數字經濟、能源安全等發展領域拓展。上海合作組織已經成為地區安全“穩定錨”和區域發展“加速器”。

瀾湄六國秉持“發展為先、平等協商、務實高效、開放包容”的瀾湄精神，滲透著亞洲價值。瀾湄合作成立之初就確立“3+5”合作框架，即政治安全、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社會人文三大合作支柱，以及互聯互通、產能、跨境經濟、水資源、農業和減貧五個優先合作方向，三個支柱并行推進，五大領域協調發展。通過五年行動計劃項目，瀾湄合作將瀾湄流域經濟發展帶建設與地區非傳統安全治理統籌協調，對區域合作引領作用更加明顯，已成為地區合作的“金色平臺”。

秉持亞洲價值觀，地區公共危機管理不斷進行制度創新。一方面，突破傳統國家中心主義范式，構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三維參與結構。比如，東盟災害管理人道主義救援協調中心的運作，既包含成員國政府應急部門，又吸納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與本土非政府組織。另一方面，突破臨時性緊急援助，進入機制化合作新時代。中國與東盟強化應急領域合作，創立了中國—東盟災害管理部長級會議機制，持續深化中國—東盟應急管理合作基地建設。

共同價值轉化：凝聚區域合作新動力。亞洲價值觀深刻影響亞洲區域合作方式，正在轉化為推動實踐合作的動力。

儒家“禮之用，和為貴”原則，強調相互尊重、協商一致，為地區合作提供了價值根基。東盟根據自身的特點和需要，創建獨特的“東盟方式”（ASEAN Way）。其價值不在于實現地區的高度一體性，而在于強調以合作為出發點，在保持多樣性的前提下，推進協商與合作。東盟通過每年組織各類會議，構建廣泛和多層次的“溝通渠道與網絡”。《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體現的“協商一致”原則，正是對傳統“東盟方式”的現代轉化。

關注各方舒適度的“中庸之道”，在區域合作中強調平衡、和諧與共贏。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堅持循序漸進、先易后難、求同存異、凝聚共識的原則，妥善處理三方利益訴求和敏感關注，以推動實現中日韓自貿區的早日建成。《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尊重成員國多樣性，充分考慮各成員國間的不同發展水平，給予最不發達成員國以特殊和差別待遇，最大限度兼顧各方訴求。

文化合作中彰顯“和而不同”價值魅力。敦煌研究院與韓中文化友好協會以及韓國“一帶一路”研究院聯合舉辦“中韓緣·佛教藝術展”，展出中韓佛教美術作品，進一步加深中韓文化交流。中國舉辦亞洲文明對話大會、“良渚論壇”等，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應對全球共同挑戰貢獻亞洲智慧、激發精神力量。

共生融合路徑：通向命運共同體必由之路。亞洲國家價值共識，既承載著歷史傳承，更關注著現實需求。從鄭和下西洋的“和平互惠”到“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亞洲始終以文明互鑒為紐帶，將文明差異轉化為融合發展動力，邁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康莊大道。

亞洲國家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構建起從次區域到跨區域的多層次合作機制，形成“小多邊”與“大多邊”互補的立體網絡，為破解全球治理僵局提供靈活務實的可行方案。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等跨文化交流機制，以“和而不同”的亞洲智慧為內核，通過構建文明交流對話平臺，增強彼此理解，為化解全球治理中的文化沖突提供參考借鑒。在共建“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同共建國家成立一系列多邊對話國際合作平臺，樹立跨文化合作典范。區域一體化深入推進，從互聯互通到規則共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的標準化建設，數字絲綢之路引領的規則對接，標志著區域融合從物質層面向制度層面深化。

亞洲融合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發展階段，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和社會制度差異，正在凝聚構建命運共同體共識，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今，周邊命運共同體不斷落地生根，中國已同周邊17國達成構建命運共同體共識，在中南半島和中亞地區形成命運共同體“兩大集群”。?這些國家中既有人口大國，也有人口小國；既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非社會主義國家；既有以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的國家，也有以佛教或基督教為主要信仰的國家。這充分體現中國雙邊命運共同體外交的包容性。雙邊命運共同體建設為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打下堅實基礎。中國同周邊國家政治互信與利益融合不斷深化，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的吸引力、感召力日益增強，亞洲價值觀在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實踐中熠熠生輝。

亞洲價值觀反映出亞洲各國和地區發展與制度建設的亞洲文明性，是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價值基礎。亞洲價值觀通過激活文明基因、重構理論范式、創新實踐路徑，實現了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系統性超越。其以關系理性突破原子化思維、以發展正義替代霸權邏輯、以和合共生重構文明對話實踐，不僅為新時代關于周邊外交的理論注入新內涵，更在世界變亂交織之際，為凝聚命運與共的共識、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東方智慧。

【注釋】

①《習近平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中國政府網，2015年11月7日。

②《習近平向紀念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國際研討會發表書面致辭》，新華社，2023年10月24日。

③《中央周邊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5年4月10日。

④⑨⑩《加強對亞洲價值和東方智慧的研究》，《紅旗文稿》，2016年第19期。

⑤《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新華網，2019年5月15日。

⑥《構建人類共同新倫理》，《光明日報》，2014年5月28日。

⑦侯傳文：《從〈摩訶婆羅多〉看印度以“正法”為核心的價值觀》，《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

⑧秦亞青：《文化與國際關系理論創新——基于理性和關系性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4期。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1頁。

?《聚焦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努力開創周邊工作新局面》，新華社，2025年4月10日。

責編/李丹妮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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