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楓橋經驗”是中國原創性本土經驗，也是中國國家治理自主知識體系的一個重要標識性概念。隨著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革，人民內部矛盾發生變化，群眾工作環境日趨復雜，基層治理也面臨一系列新要求和新挑戰。在此背景下，以源頭治理消解矛盾、化解風險，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健全黨組織領導的基層治理體系，成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杠桿支點。唯有如此，才能盡快根除基層治理體系的碎片化，走出基層“小馬拉大車”的困局。
【關鍵詞】社會結構 國家治理 基層治理 “楓橋經驗”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0.001
【作者簡介】宋世明，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公共行政學經典理論、公務員法比較，主要著作有《共治論——中國政府治理體系建構之路》《中國公務員法立法之路》等 。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1]“楓橋經驗”本身是中國原創性本土經驗，[2]也是解碼中國基層治理的重要樣本。從2013年10月，在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召開前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到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及時有效化解各種矛盾糾紛”，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批示、重要論述，[3]提出了若干關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尤其是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具有原創性貢獻的重大論斷。
新時代“楓橋經驗”成為黨領導人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條重要經驗
從20世紀60年代“楓橋經驗”形成，到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發展，“楓橋經驗”樣態迭變折射出基層治理邏輯從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時代跨越。基于對社會領域新形勢新任務的深刻洞察，習近平總書記把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為創新基層治理、促進社會平安和諧的重要法寶，將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提升至黨領導人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高度。
“楓橋經驗”的內涵演變是由特定時段治國理政內在需求決定的。“楓橋經驗”形成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這一時期“楓橋經驗”是教育人改造人的經驗。“楓橋經驗”發展于改革開放新時期，這一時期“楓橋經驗”成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平安建設的經驗。“楓橋經驗”創新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楓橋經驗”的內涵是“堅持和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解決群眾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4]在“制度之治”的首要價值下，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成為治國理政的內在需求。新時代“楓橋經驗”高度契合已經發生且正在發生的中國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實現管理到治理的轉變，包括更加注重以人民為中心，更加注重維護和創造公共利益，更加注重對活力與秩序相統一的追求，更加注重協同共治的各類主體，更加注重科學治理、民主治理、依法治理，更加注重依靠人民群眾工作治事，等等。
新時代國家治理須適應社會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就需要關注新時代社會結構發展態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尤其是新興領域迅速發展，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大量涌現，新就業群體規模持續擴大，社會工作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必須展現新擔當新作為”。[5]首先，新興領域的拓展。中國經濟正經歷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根本性轉變，戰略性新興產業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優化產業結構的核心引擎，這構成社會結構變遷的生產方式基礎與經濟基礎。2024年，我國“三新”經濟增加值為242908億元，比2016年的113719億元增長一倍以上，占GDP的比重達到18.01%。[6]在“雙碳”背景下，新能源產業增長迅猛，綠色產業成為新增長極。新產業孵化出眾多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分享經濟、平臺經濟、雙創經濟等新經濟模式方興未艾。其次，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大量涌現。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迅猛發展，依靠“單位制”進行社會管理的傳統模式逐步弱化，構建更加開放、多元、協同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鄉基層治理新格局，已成為必然趨勢。再次，新就業群體規模持續擴大。伴隨著互聯網技術應用和數字經濟發展，新就業群體規模迅速擴張，根據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結果，2023年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左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為8400萬人，占全國職工總數的20.9%，[7]成為職工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傳統雇傭關系相比，新就業群體具有就業方式靈活、職業門檻低、勞動時間長、流動變化快等新特點，這對于擴大就業容量、調節勞動力市場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去雇主化、去組織化的趨勢，新就業群體工作的不穩定性、收入的波動性以及社會保障的缺失也帶來新的治理挑戰。這種非標準化的就業形態，與我國現行的、主要基于傳統標準雇傭關系建立的勞動法律關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之間，形成巨大的張力。
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成為黨治國理政的一條重要經驗。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必然帶來人民內部矛盾的深刻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在國家治理層面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必然使群眾工作環境更加復雜，這就要求我們深入研究和準確把握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特點和規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必然對基層治理體系提出新挑戰，要盡快走出基層“小馬拉大車”的困局，這就要求我們通過健全黨組織領導的基層治理體系，提升群眾工作水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簡言之，正是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推動“楓橋經驗”從一項地方性的工作經驗，提升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要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寫入黨的一系列決定、決議、報告等，“楓橋經驗”的政治地位和權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2019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隨后其被陸續寫入《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及黨的二十大報告等中央文件。值得關注的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部署中，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是置于“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這一板塊之中，著力點在于“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
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以源頭治理消解矛盾、化解風險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突出價值就是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努力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在矛盾性質上，新時代“楓橋經驗”處理的是人民內部矛盾；[8]在矛盾對象上，新時代“楓橋經驗”主要適用于更好解決群眾合理合法利益訴求；在矛盾特點上，全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渴望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一些矛盾糾紛如果長期得不到化解，積累到一定程度被激化，導致當事人選擇極端方式解決，會對社會秩序造成危害；在工作方式上，新時代“楓橋經驗”更加注重立足預防在前，立足調解優先，立足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立足就地解決。習近平總書記深入分析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提出“社會治理的最好辦法，就是將矛盾消解于未然，將風險化解于無形”。[9]
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新變化給基層治理帶來新挑戰。對人民內部矛盾的認識，需要置于歷史和現實的交匯視角下進行動態考察。
從縱向演變看，依據人民內部矛盾的宏觀態勢變化，及時作出新判斷，從而進行相應的制度安排。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進一步指明矛盾時段特征和社會管理應對方向，強調“我國進入了社會矛盾多發期，各種人民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較多，而我們的社會管理工作在很多方面還跟不上”。[10]2016年10月，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各種矛盾疊加，風險隱患集聚。”[11]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強調要“加強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機制建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2]2019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納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布局?；鶎邮歉母锇l展穩定的第一線，是各種矛盾和問題的集聚地。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強調要以源頭治理理念應對矛盾，指出要“堅持好、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從橫向演變看，人民內部矛盾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包括類型多樣化、誘因復雜化與訴求實現方式強烈化。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社會矛盾類型發生變化、數量有所增加。2012年全國法院受理各類案件1324萬余件，[13]而2024年這一數字增加到4600余萬件。[14]從類型看，人民內部矛盾的種類更加多樣化，日趨向經濟、金融、勞資、房地產、征地拆遷、生態環境、交通安全、教育、衛生、物業等領域集中。從誘因看，引發人民內部矛盾的誘因往往是多重因素交織疊加，經濟利益訴求、個人權利主張、社會價值觀念沖突和歷史文化因素等相互交織纏繞，導致矛盾的溯源和調解變得異常困難。從訴求實現方式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在為訴求表達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通道的同時，也增加了訴求表達方式的非合理化風險。小概率的個體事件在網絡上容易被放大和發酵，形成網絡輿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往往會扭曲事實、激化對立，擠壓基層社會的理性對話空間，讓矛盾解決偏離法治和理性的軌道，給基層治理帶來巨大挑戰。
源頭治理是社會治理的最好方法。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提出“社會治理的最好辦法，就是將矛盾消解于未然，將風險化解于無形”，也指出其源頭治理之道，即“要把好矛盾風險源頭關、監測關、管控關，提高預測預警預防能力，努力做到防范在先、發現在早、處置在小”。
在“三關”中，源頭關最為根本。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在出臺法規、制定政策和推進重大項目時，充分考慮社會風險，預判可能引發的社會矛盾，提出規避或緩釋方案。監測關旨在捕捉社會矛盾的萌芽信號，以便及時發現問題。這就需要建立一個高效、靈敏的社會風險監測網絡，需要依靠神經末梢的網格員、人民調解員、志愿者等充分感知人民群眾訴求，做好服務群眾的工作，也需要運用好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手段對信訪信息、網絡輿情進行實時感知和智能分析。管控關是避免“小事拖大”的重要關口。這要求基層組織提高矛盾調處和快速響應能力，及時介入。一旦監測到矛盾苗頭，須迅速啟動干預和化解程序，反之事態容易發酵和升級。
在“三預”的能力中，預測能力指的是基于歷史數據和實時監測信息，提高對社會矛盾的精準預測和對相應化解矛盾資源精準部署的能力。預警能力是指通過建立分級分類的預警機制，預先識別風險，并能夠及時采取行動和措施。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15]抓早、抓小、抓苗頭是源頭治理的內核。與依法治理相比，源頭治理能使絕大多數矛盾不必進入對抗性司法程序，從而以更低成本、更易為雙方接受的方式化解矛盾。依法治理往往在矛盾糾紛激化、雙方對立嚴重時才啟用，處理過程時間長、成本高，更強調終局性和事后性。而源頭治理能夠有效降低司法系統的案件數量，讓法治資源集中處理真正疑難重大的案件，從而更好彰顯社會主義法治的威嚴。
與系統治理相比，源頭治理可以在矛盾萌芽狀態就采取相應措施，防止問題復雜化，可以與系統治理相配合，成為系統治理的“前哨站”和“偵察兵”，能夠大大降低大規模系統治理的難度。而系統治理更加強調社會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綜合運用多種手段解決復雜矛盾問題。系統治理啟動往往需要一定的響應時間，協調機制也相對復雜。對于瞬息萬變、分散性、爆發性的基層社會矛盾，系統治理偶爾會反應遲緩或鞭長莫及。
創新源頭治理的制度安排。健全立足預防在前的制度安排?！吨泄仓醒朕k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提升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能力的意見》已經印發實施。各地在暢通和規范群體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方面作出有益探索，人民群眾治理主體的地位進一步凸顯。如北京“‘吹哨’報到、接訴即辦”改革，創新基層對轄區職能部門的調度權，讓人民群眾的訴求能夠得到快速反應和協同辦理。各地普設社會綜合治理中心，讓矛盾糾紛“一站式接收、一攬子調處、全鏈條解決”，為人民群眾帶來極大便利。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楓源村以“三上三下”決策機制實現民主治村，2014年合村以來“群眾零鬧事、干部零違紀、百姓零刑事、全村零事故”。健全立足調解優先的制度安排。各地通過創新性探索，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如重慶市江北區觀音橋街道通過“老馬帶小馬”發展壯大調解隊伍，提高調解能力。健全立足就地解決的制度安排。治理重心下移，權責、資源和力量配備持續向基層傾斜，夯實平安穩定基本盤。2023年以來成立的各級黨委社會工作部應突出抓好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在新興領域的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抓好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抓好凝聚服務群眾工作。健全鄉鎮（街道）職責和權力、資源相匹配制度是當務之急?；鶎狱h組織是領導核心，網格化管理是基礎底盤，基層站點是平臺樞紐，治安保衛組織是重要力量。
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創新群眾工作方法
相對于立足預防在前、立足調解優先、立足就地解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最大增量是“立足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16]
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創新群眾工作方法的時代要求。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堅持好、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不變主線。“現在，群眾工作對象更加多元，群眾訴求更加多樣，群眾工作環境更加復雜。這就要求我們深入研究和準確把握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特點和規律，改進群眾工作方法，提高群眾工作水平。”[17]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提升群眾工作能力作了充分論述，[18]其中強調群眾工作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充分體現時代要求。
什么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法治思維是基于法治的固有屬性和對法治的信念來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法治方式是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和行為習慣。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不僅僅是立法者、執法者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每個公民都應以法治思維規范自己行為。作為治理主體，“越是疑難復雜問題，越是重大緊急情況，越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分析解決，為全社會立‘明規則’、破‘潛規則’，讓遵法守紀者揚眉吐氣，讓違法失德者寸步難行”。[19]作為公民，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便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體現與運用。簡而言之，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一種內化于心、長期積淀于社會主體的法治意識，并自覺外化于行的較為穩定、持久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
為什么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首先，要運用法律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為有效遏制小事拖大，必須堅決依法處置，不能讓“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心態滋生蔓延。其次，“法、理、情”在城鄉治理中的優先序選擇存在差異。在鄉村治理中，特別強調“情”和“理”的運用。因此，運用調解的方式解決矛盾糾紛是在鄉村運用“楓橋經驗”的首選做法，也是普遍做法。但在城市治理中僅僅運用“情”和“理”通常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而是必須綜合運用“法、理、情”，必須把“情”和“理”納入法治軌道。以“調解”為例，調解協議生效之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使之具有法律效力，這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做群眾工作的一個典型體現。再次，這是維護全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要求。當前，全社會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渴望比任何時候都強烈?；鶎尤罕娪嘘P利益、權利意識的覺醒愈加明顯，群眾維權意識增強，認為“事不在小，公平為大”，社會公平公正成為衡量群眾幸福感和滿意度的重要指標。“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20]新時代“楓橋經驗”充分發揮法律定分止爭的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
完善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糾紛的制度安排。把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全面納入法治化軌道。一方面，我國深入推進源頭治理的法治化，將“法治化”的“觸角”不斷向糾紛化解的前端延伸。2021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加強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意見》指出，“加強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前端化解、關口把控”。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印發《關于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基礎性作用 推進訴源治理的意見》提出，“健全完善訴調對接工作機制”。另一方面，推進各類矛盾糾紛化解方式的法治化，把和解、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各類矛盾糾紛化解方式全面納入法治軌道。此外，我國持續深入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創建，完善和落實“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制度、“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
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及時有效化解各種矛盾糾紛。”[21]信訪是送上門的群眾工作，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既要引導解決合法訴求，維護群眾利益，也要引導群眾依法表達訴求，維護社會秩序。近年來，我國出臺一系列關于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的制度性文件，著力破解“信訪不信法”的困境。2022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信訪工作條例》，推進預防、受理、辦理、監督追責、維護秩序等“五個法治化”。2025年2月，司法部、國家信訪局印發《關于進一步深化人民調解參與信訪工作對接 推進信訪工作法治化的意見》，推動“訪調結合、調解先行”。此外，我國還加快推進信訪工作信息化建設。2024年，70家中央和國家機關接入國家信訪信息系統、實現互聯互通。各地目前正在積極推動信訪工作法治化，深化鎮、村（社區）合法性審查全覆蓋，完善警調、訴調、訪調、檢調、律調對接聯動體系等，有效推動矛盾糾紛依法化解，讓法治精神貫穿基層治理全過程。
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這是運用法治思維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的源頭治理法治化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22]預防性法律制度，主要是為防范各類矛盾糾紛發生、升級和訴訟化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規范和制度文件。公證制度、法律顧問制度、公職律師制度、公司律師制度等法律制度日益完善，在預防矛盾糾紛發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23]調解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預防性法律制度。為預防國家安全領域風險，2022年6月，國家安全部出臺《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獎勵辦法》，這是從激勵機制的角度探索破解維護國家安全中的信息不對稱等問題。
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黨組織領導的基層治理體系
2024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座談會時強調：“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24]2024年7月，《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進一步明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25]新時代基層治理要準確把握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原則，匯聚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合力。社會治理的重心在基層，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突出特點也在于牢牢抓住基層基礎這一本源。[26]
健全黨組織領導的基層治理體系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杠桿支點。從強化基層基礎維度考察，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只有破解基層治理體系的碎片化難題，才能做到基層治理體系化，才能將資源和力量的重心下移，更好解決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的問題。何謂“楓橋經驗”基本精神？就是強化基層基礎，就地解決問題。只有強化基層基礎，才能把服務群眾、造福群眾這一基層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落到實處。從解決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維度考察，在社會矛盾凸顯期，只有健全黨組織領導的基層治理體系，才能使得基層更有時間、精力、資源踐行群眾路線，提升群眾工作能力，才能有效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同步實現維護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經濟秩序的內在統一。
把握基層治理納入縣域治理之內、而非縣域治理之下的工作定位。明確基層治理體系的定位?；鶎又卫硎菄抑卫淼幕巧鐣卫淼闹匦?，是政府治理與基層群眾自治的接合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基層是一切工作的落腳點，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實到城鄉、社區”；[27]“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優勢就是把城鄉社區基礎筑牢”。[28]因此，應把基層治理納入縣域治理之內，而不是縣域治理之下。“縣域治理最大的特點是既‘接天線’又‘接地氣’。對上，要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中央和省市委的工作部署；對下，要領導鄉鎮、社區，促進發展、服務民生。”[29]“縣委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一線指揮部’，縣委書記就是‘一線總指揮’。”[30]由此觀之，要強化縣（市、區）在基層治理體系中的統籌協調牽頭抓總角色，抓好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健全“一個口子下去、一個口子上來”領導制度。強化鄉鎮（街道）在基層治理體系中的任務承接基點角色，鄉鎮（街道）是基層治理重心，條線部門事項任務只能布置到鎮街一級，由鎮街統籌分配；強化鎮街黨（工）委抓黨建、抓治理、抓服務的主責主業。強化城鄉社區在基層治理體系中的社會服務整合角色，以城鄉社區黨組織為主渠道落實投向基層的各類資源和服務；網格是基層治理的作戰單元，推進基層治理全科網格建設。
堅持和加強黨組織對基層治理的領導?！吨袊伯a黨章程》第三十二條規定：“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三十三條規定：“街道、鄉、鎮黨的基層委員會和村、社區黨組織，統一領導本地區基層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加強基層社會治理，支持和保證行政組織、經濟組織和群眾性自治組織充分行使職權”；“社會組織中黨的基層組織，宣傳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領導工會、共青團等群團組織，教育管理黨員，引領服務群眾，推動事業發展。”[31]因此，應把基層治理與基層黨建結合起來，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構建黨組織領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鄉基層治理格局。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25年10月2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5/1029/c1001-40591736.html。
[2]本書編寫組：《改革開放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300頁。
[3]根據筆者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至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重要論述至少33次。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4頁。
[5]《習近平對社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 推動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2024年11月6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41106/c9bf54c4c2ea4062a02287fe1ad68d0e/c.html。
[6]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統計摘要》等。“三新”經濟指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核心內容的經濟活動的集合。
[7]《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2023年3月27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7/content_5748417.htm。
[8]《習近平：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2022年8月1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1501564390498484&wfr=spider&for=pc。
[9]《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42頁。
[10]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于基層治理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59頁。
[11]《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2017年1月3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995008。
[1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頁。
[13]《二〇一二年全國法院審理各類案件情況》，2012年，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845e61faec8aaf0fa47ac8247ab80a.html。
[14]《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24年司法審判工作主要數據》，2025年1月26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53701.html。
[15]《習近平：推進上海自貿區建設 加強和創新特大城市社會治理》，2014年3月6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4541425。
[16]《習近平：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 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2013年10月12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3172357。
[17]習近平：《努力成長為對黨和人民忠誠可靠、堪當時代重任的棟梁之才》，《求是》，2023年第13期。
[18]作者將習近平總書記歷年來關于群眾工作的563段重要論述，通過機器學習進行主題模型分析，最終得到了7個方面的主題分類：群眾工作以人民為中心，要貫徹到政策全過程；群眾工作要做實事，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群眾工作要用群眾喜聞樂見、易于接受的方法宣傳群眾、教育群眾，讓他們心熱起來、行動起來；群眾工作要注重法治，充分發揮信訪的作用，注重網上信訪工作；注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完善聯系群眾、服務群眾機制；群眾工作以人民滿意為評判標準。參見宋世明、黃振威：《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
[19]《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2025年2月24日，http://www.shanxizx.gov.cn/llyj/art/2025/art_9bb44c84f71445208ae8c2eea99d7afb.html。
[20]《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2014年10月28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926150。
[21]《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把平安中國建設推向更高水平》，2025年3月2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40428850。
[22]《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2021年2月28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038656。
[23]參見潘劍鋒：《有的放矢：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人民日報》，2021年1月19日，第9版。
[24]《習近平主持召開新時代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座談會強調 在更高起點上扎實推動中部地區崛起》，2024年3月21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40200131。
[25]《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2024年7月21日，https://www.12371.cn/2024/07/21/ARTI1721551217863166.shtml。
[26]馬雪松：《深化對社會治理規律的科學認識——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治理的重要論述》，《人民論壇》，2025年第10期。
[27]《習近平：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實到城鄉、社區》，2016年3月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305/c1024-28174494.html。
[28]《習近平在湖北武漢考察時強調 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斷提升我國發展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2022年6月29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460493。
[29]許寶健：《習近平關于縣域治理的重要論述及其實踐基礎》，《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8期。
[30]《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7年8月23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489862。
[31]《中國共產黨章程》，2022年，https://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
責 編∕肖晗題 美 編∕梁麗琛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Song Shiming
Abstract: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represents an original indigenous Chinese approach and stands as a landmark concept within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state governance. As societal structures undergo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evolve, and the environment for mass work grows increasingly complex, grassroots governance now confronts a series of new demands and challeng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mitigating risks through source governance, innovating mass work methods with a rule-of-law mindset and approach, and improving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Party organization leadership have become pivotal levers for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ra.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swiftly eliminate the fragment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s and overcome the predicament of grassroots units struggling to pull heavy load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Keywords: social structure, national governan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Fengqiao Exper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