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投資和融資是資本交易的一體兩面，健全投資與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對暢通資本市場良性循環意義重大。“十四五”時期，我國資本市場發揮投融資功能成效顯著，規模擴張與結構優化并進，科技型企業成為投融資主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股債聯動深化且配套金融產品日趨完善，創新工具突破助力存量資源盤活。但仍存在基礎制度和監管體系尚不完善，投資端和融資端結構失衡制約資本配置效率提升等問題。展望“十五五”時期，需從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和法治建設、推進投資端與融資端協調發展、全面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和投資者水平等方面綜合施策，進一步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
【關鍵詞】 資本市場 投融資相協調 實體經濟 金融結構
【中圖分類號】F83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0.010
【作者簡介】胡海峰，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比較金融制度、公司融資理論與政策、資產定價與企業價值評估，主要論文有《推進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與政策構想》《資本市場透明度研究新進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從自發演進到政府制度設計》等。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深入分析了“十五五”時期我國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對未來五年發展作出頂層設計和戰略擘畫，提出“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1]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路徑，資本市場在金融體系運行過程中發揮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作用，完善更加適配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的金融服務體系，資本市場大有可為。在新的形勢下，構建以資本市場為樞紐的創新生態、提升創新資本形成效率，對于加快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意義重大。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防風險、強監管，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這一要求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需要、階段特征和結構特點，面對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和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緊迫任務和長遠目標，對資本市場定位、功能、作用提出的新期待、新要求和新部署。“十五五”時期，我國資本市場要緊扣防風險、強監管、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工作主線，進一步深化投融資綜合改革，持續增強我國資本市場的包容性、適應性和吸引力、競爭力，更好服務“十五五”發展目標和金融強國建設。
資本市場不僅是滿足企業融資、支持國家科技創新戰略的主戰場，也是引導市場預期、助力居民財產保值增值的重要渠道。[2]融資功能作為資本市場資金供需的“轉換器”，借助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實現資金的募集，為企業擴大生產規模、技術研發、轉型升級等注入源頭活水；投資功能作為資本市場資金供需的“調節器”，通過投資者對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的自主選擇與科學配置，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優質標的，推動資本向更具效率和潛力的領域匯聚，進而實現資本市場資金供需的動態平衡與優化配置。[3]通過構建投融資兩端高效聯動的運行機制，資本市場能有效破解資金供需錯配與低效等結構性矛盾。[4]以改革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破解資本市場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進一步增強我國資本市場抗周期、抗風險能力，優化金融聚集、配置、分配資金的功能，更好地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5]
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啟幕這一承上啟下的關鍵節點，深入審視我國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的演進邏輯、實踐效能和機制障礙，對于夯實資本市場根基、暢通資本市場良性循環、更好發揮資本市場樞紐功能以服務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基于此，本文系統梳理了我國資本市場在“十四五”時期發揮投融資功能的主要進展與成效，并針對當前資本市場發揮投融資功能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挑戰，提出“十五五”時期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的政策建議，以期為建設更具包容性、適應性和吸引力、競爭力的資本市場，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更好服務“十五五”發展目標和金融強國建設提供決策參考。
“十四五”時期我國資本市場發揮投融資功能的進展與成效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資本市場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核心樞紐，其投融資功能的有效發揮對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創新資本形成、服務實體經濟具有重要意義。在此期間，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投融資效率與服務質能持續提升。
投融資規模持續擴張，結構優化成效顯著。“十四五”以來，我國資本市場在投資端與融資端呈現“量質齊升”的發展趨勢。從投資端看，各類投資主體的資金不斷涌入市場，專業機構投資者規模不斷壯大。根據中國金融信息服務商萬德（Wind）數據，“十四五”期間（截至2025年6月，下同）我國資本市場新增各類投資資金（不含外資）累計22.85萬億元，較“十三五”時期（15.84萬億元）增長44.26%，[6]總體規模穩步增長。從資金類型來看，公募基金、養老金、保險資金等中長期資金合計持有A股流通市值達15.9萬億元，較“十三五”時期（6.4萬億元）增長148%，[7]反映出長期投資、價值投資理念逐漸深入人心，資本市場穩定性逐漸增強。從投資者結構來看，境內專業機構投資者持股市值占比達23%，較“十三五”時期（16%）增長7個百分點，體現出資本市場投資者結構趨向機構化、專業化，市場成熟度與理性程度有所提升。
從融資端來看，我國資本市場的股權融資功能持續增強。根據Wind數據，我國A股市場在“十四五”時期累計募資總額已達5.02萬億元。[8]從社會融資結構來看，股權融資募資總額占“十四五”時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3.57%，其中IPO募資1.57萬億元，占總股權融資總額的31.28%，較“十三五”時期（1.25萬億元）提升14.83%，[9]反映出股票市場對實體經濟賦能支持與規范引導作用的加強。從融資主體結構來看，“十四五”時期民營企業在A股市場的融資總額達2.32萬億元，占全部股權融資總額的46.19%，較“十三五”時期增加9個百分點以上，[10]充分彰顯資本市場對民營經濟的支持力度持續加大。同時，資金配置的精準性顯著增強。“十四五”時期A股年均首發超募比例由“十三五”時期的3.82%降至-0.23%，[11]反映出募集資金與企業實際需求的匹配度大幅提升，有效避免資金閑置與浪費。
科技型企業成為投融資主力，產業結構向“新”而行。自全面注冊制改革推行以來，資本市場對企業的包容性顯著增強，多套上市標準的構建為科技型企業開辟更為順暢的融資渠道，創業投資活躍度也得以提高。從股權融資來看，科技型企業已逐步成為融資主力軍。以科創板為例，“十四五”時期其在全部A股募資中的占比達16.05%，較“十三五”時期提升約3倍，[12]充分彰顯科創板在支持科技型企業股權融資方面的突出貢獻。從債券融資來看，截至2025年6月末，科技創新債券發行主體已達288家，累計發行規模約6000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4%，且連續三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13]反映出資本市場對科技創新領域的直接資金供給持續加碼。從私募股權投資市場來看，硬科技領域已成為“吸金”能力最強的板塊，2024年以硬科技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賽道在整個私募股權投資市場中的占比已超過65%。其中，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三大領域更是呈現“三足鼎立”的態勢，領跑“吸金”榜單。
通過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持，大量科技型企業成功獲得發展所需資金，加速企業的成長與技術突破，進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向以新質生產力為核心的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深度轉型。一方面，科技型企業的壯大推動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如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通信等領域，逐漸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另一方面，傳統產業在科技型企業的帶動下，加速數字化、智能化轉型，通過引入新技術、新模式，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實現產業的提質增效。例如，在制造業領域，眾多傳統制造企業借助科技型企業提供的先進智能制造技術，實現生產流程的自動化、智能化改造，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市場競爭力。
“股貸債保”聯動持續深化，金融產品日益完善。“股貸債保”聯動的投融資服務模式通過整合股權融資、信貸融資、債券融資和保險保障等多種金融資源，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14]有效提升“十四五”時期我國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在政策層面，國務院、證監會等部門先后出臺《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業融資行動方案》等一系列文件，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以股權投資為主、“股貸債保”聯動的金融服務支撐體系，強調把支持初創期科技型企業作為重中之重，為金融機構開展聯動業務提供明確的指導方向，促進金融資源優化配置。在實踐層面，中關村等國家級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等試點通過政府引導基金，吸引社會資本共同參與投資早期科技項目，引導金融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地方政府也依托國資平臺，聯合頭部機構設立產業基金群，以股權投資帶動產業引入培育，助力企業順利渡過研發和臨床試驗階段，推動科技、產業、金融的良性循環。
圍繞“股貸債保”完善的一系列金融產品在聯動中發揮了重要的風險保障作用。可交換債、可轉債等金融產品通過嵌入轉股條款，實現債權融資與股權融資的靈活轉換。“十四五”時期可交換債等金融產品發行規模達8900億元，較“十三五”時期（3225億元）增加176%，[15]有效滿足企業階段性融資需求。此外，科創主題交易所交易基金打通科創領域股權與債券市場的連接，為股債聯動提供高效的橋梁。截至2025年7月，科創債ETF規模突破1000億元，[16]可為投資者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科創領域配置工具，同時提升科創債券的二級市場流動性。金融產品體系的完善不僅能豐富資本市場投融資工具箱，更通過精準匹配科技創新企業的風險特征與資金需求，夯實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微觀基礎。
創新金融工具取得突破，存量資源高效盤活。“十四五”時期，我國資本市場中的創新型金融工具不斷涌現，為盤活存量資源提供了有力支撐。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試點穩步推進，成為盤活基礎設施存量資產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首批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項目成功啟動以來，我國相關領域市場持續擴容，截至2025年6月，我國滬深證券交易所已發行66只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產品，募集資金總額超過2000億元，[17]涵蓋交通基礎設施、產業園區、倉儲物流等多個領域。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的發展不僅能拓寬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的途徑，還可促進基礎設施資產的優化配置和高效運營，推動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融資良性循環。
為支持資本市場穩定發展，中國人民銀行于2024年10月創新推出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SFISF）與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兩項重要工具。截至2025年5月，互換便利已順利開展兩次操作，累計金額達1050億元，參與機構范圍不斷擴大，2024年12月31日，備選機構池由首批20家增至40家。[18]通過豐富質押資產類別、降低互換費率等優化措施，有效提升參與機構的綜合成本優勢與操作效率。同時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工具成效顯著，截至2025年5月，全市場591家上市公司累計披露628單回購增持貸款，擬使用貸款額度上限合計1207.55億元，其中四成以上為市值100億元以上公司，擬用額度占比73%。兩項工具額度合并使用，總額度達8000億元，并下調利率至1.5%，[19]顯著激發市場主體運用貸款回購增持的積極性，有效維護資本市場穩定，增強市場內在穩定性。
“十四五”時期我國資本市場發揮投融資功能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十四五”時期我國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的有效發揮，顯著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并促進創新資本的形成和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然而，當前我國資本市場在基礎制度建設、投融資結構、投融資主體行為以及協調性金融工具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問題與挑戰，制約我國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的協調發揮，其對資本市場內在穩定性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構成的挑戰必須引起重視。
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和監管能力建設尚不完善。在發行上市層面，盡管注冊制改革已取得階段性突破，但市場化機制仍待深化。一方面，部分板塊發行審核標準的市場化適配性不足，對新興產業企業的差異化特征考量不夠充分，導致發行條件與企業實際融資需求存在一定錯位。以人工智能領域為例，現行審核標準對“核心技術”的界定仍側重于硬件設備與專利數量等顯性指標，而人工智能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更多體現在數據資產積累、算法迭代效率等隱性維度，這種統計口徑的結構性錯位，使得不少具備技術潛力的人工智能企業難以符合科創板的上市要求。另一方面，主板、創業板、科創板雖名義上形成“金字塔”結構，但實際功能存在交叉，多套上市標準差異化程度也有待強化，部分傳統行業企業通過科創名義“打擦邊球”開展假科創實現上市，導致板塊特色難以充分體現。
在轉板與退市層面，當前多層次市場體系的流動性銜接存在一定障礙。一方面，轉板機制尚未形成高效順暢的路徑，不同層級資本市場之間的轉板標準不統一、程序較煩瑣，導致企業難以根據自身發展階段靈活選擇融資平臺，進而削弱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協同效應。另一方面，退出制度執行力度仍待提升，退市程序周期長、環節多，加之退市標準中財務指標占比過高，對持續經營能力、合規性等維度的考量不夠全面，使得“退市難”問題仍然存在，這導致部分經營不善的“殼價值”“殼資源”企業長期滯留市場，不僅降低資源配置效率，也會扭曲市場定價機制。
在監管能力建設層面，亟待從制度設計與執行協同等層面提升對投資者權益的保護力度。一方面，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監管仍存短板，發行人財務造假、中介機構“看門人”責任履行不到位等問題時有發生，對投資者權益造成威脅。另一方面，部分現行制度對誤導性陳述、重大遺漏等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與違法收益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導致部分上市公司利用信息不對稱進行利益輸送，而投資者因舉證難、認定標準模糊，難以獲得有效救濟。民事賠償機制存在一定結構性缺陷，集體訴訟制度雖已落地，但在實踐中仍存在程序啟動門檻高、賠償范圍界定狹窄等問題，加之證券糾紛調解與司法裁判的銜接機制仍有待完善，這使得投資者維權成本與收益存在錯配。此外，監管懲戒的威懾力有待強化，行政監管與刑事追責的銜接存在時滯，部分違法主體通過轉移資產、跨市場規避等方式逃脫制裁，客觀上縱容“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逆向選擇。上述現象綜合表明當前我國資本市場在發行上市、轉板退市和對投資者權益的保護方面仍存在短板，在促進投融資功能有效發揮及其相互協調方面尚有優化空間。
投資端和融資端結構失衡制約資本配置效率提升。在投資端，盡管我國資本市場的專業機構投資者隊伍不斷壯大，但個人投資者在市場交易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其投資行為往往具有短期化特征，易受市場情緒波動影響而出現“追漲殺跌”的操作，導致市場換手率偏高、價格波動加劇，難以形成基于企業內在價值的長期定價機制。相比之下，以公募基金、保險資金、社保基金等為代表的專業機構投資者規模仍顯不足，其在市場中的話語權與引導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專業投資者憑借專業研究能力和長期投資理念，本應成為穩定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力量，但當前其占比偏低的現狀，不僅會削弱市場的定價有效性，也使得優質企業難以獲得持續穩定的資本支持，進而制約資本向高效領域集中。
在融資端，盡管我國資本市場股權融資的功能顯著增強，但間接融資占比較高而直接融資占比偏低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變。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融資主要依賴銀行信貸等間接融資方式，這種融資結構不僅使企業面臨較高的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也因銀行信貸更偏好抵押擔保和成熟企業，導致創新型、輕資產的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比較突出。相較而言，直接融資尤其是股權融資在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仍較低，資本市場在服務企業股權融資、促進資本與技術深度融合方面的功能未能充分釋放。直接融資的不足使得企業資本結構難以優化，也會限制居民通過資本市場分享經濟增長紅利的渠道，同時導致金融風險過度集中于銀行體系，不利于形成多樣化、多層次的融資支持體系，進而制約資本在不同行業、不同發展階段企業間的高效配置。
此外，盡管我國資本市場呈現一級（發行）市場融資與二級（交易）市場投資的雙層分工架構，但兩個市場長期混為一體，從而導致二級市場的價值發現功能有待進一步發揮。資本市場的有效性主要反映在一二級市場的價格能迅速反映信息，前者依賴機構詢價，后者依靠市場競價。[20]信息質量、信息的透明度以及價格形成機制，是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相協調的關鍵內容。但現實中，部分券商既參與一級市場承銷又在二級市場坐莊，打破市場分層的防火墻，降低了二級市場的定價效率；加上部分企業通過“帶病上市”將一級市場的合規風險轉移至二級市場，導致信息質量失真、透明度不足，最終使我國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存在一定程度失衡。
綜合來看，投資端以短期化、散戶化資金為主導，與融資端新興產業的長期資本需求形成期限錯配，導致硬科技等高成長性領域面臨“融資歧視”；融資端過度依賴銀行信貸會限制股權融資功能的發揮，進而扭曲一級市場定價機制，放大效率損失；加之一二級市場長期混合導致二級市場缺乏風險定價能力，價格偏離企業內在價值，最終削弱資本市場的信號傳導功能，制約資本配置效率的提升。
投資端和融資端主體行為失范擾亂市場秩序。從融資端看，部分上市企業質量不高，形成資金錯配和“劣幣驅逐良幣”的潛在風險。一方面，一些企業為實現上市融資目標，存在粉飾財務數據、信息披露不完整甚至虛假陳述等行為，通過操縱利潤、隱瞞重大風險等方式誤導投資者，破壞市場信息的真實性與對稱性；另一方面，部分上市企業在融資后偏離主業，將募集資金違規用于房地產投資、金融投機等非主營業務，或通過高比例分紅、股權質押等方式侵占中小股東利益，導致資本未能流向實體經濟急需的領域。此外，部分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一股獨大”現象普遍，內部監督機制失效，關聯交易不規范等問題頻發，進一步加劇市場信任危機。
從投資端看，個人投資者專業知識水平存在提升空間且非理性行為顯著，削弱資本市場對優質企業的篩選功能。多數散戶投資者缺乏系統的金融知識和風險識別能力，對企業財務報表、行業發展趨勢等專業信息的解讀能力不足，投資決策易受市場傳言、短期行情等非理性因素影響，形成“盲目跟風”“炒小、炒差、炒新”等投機性交易習慣。這種行為不僅導致市場價格偏離企業內在價值，引發過度波動，還為部分機構利用信息優勢操縱市場提供可乘之機。同時，部分投資者維權意識薄弱，在自身權益受損時難以有效主張權利，客觀上縱容了融資端的不規范行為。
長期來看，投資端與融資端主體行為失范引起的市場秩序紊亂，會削弱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阻礙優質企業獲得合理融資支持，同時滋生“尋租空間”，扭曲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邏輯，對資本市場的穩定性和實體經濟的投融資環境造成持續性損害。
推動投資端和融資端功能相協調的實用工具亟待進一步充實。從實踐層面來看，制約我國資本市場投資端與融資端功能相協調的關鍵因素，是適配性金融工具的供給不足。在我國資本市場發行和交易環節長期混合的背景下，二級市場定價效率的有效發揮能使證券價格反映真實價值，既保證企業融資公平合理、投資者回報有保障，又能促進一二級市場聯動、吸引更多資金參與，還能引導資金流向優質企業、防范炒作風險，從而使融資和投資功能相互支撐、良性運轉，推動市場健康發展。[21]然而在當前二級市場中，有助于提升價格發現效率的實用性工具仍相對有限，做市商制度的覆蓋范圍有限且運行機制有待優化，做市商的報價能力與流動性提供效率難以充分滿足市場需求，導致部分標的資產價格偏離其內在價值。同時，針對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工具創新有待進一步加強，缺乏能夠有效降低信息獲取成本、提升信息透明度的專業化工具，這使得投資者難以基于充分信息理性決策，融資主體的真實價值也難以通過市場價格得到準確反映。定價效率偏低不僅扭曲資本在不同融資主體間的配置方向，也使得投資端的資金難以精準流向優質標的，最終導致投融資功能的協同效應難以有效釋放。
長期資金配置工具的供給不足加劇投資端與融資端的功能失調。長期資金配置工具可通過專業化機制整合短期化、散戶化的社會資本，緩解結構失衡對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協調的制約。[22]然而當前資本市場中能夠適配長期資金風險偏好與收益訴求的工具品類和有效性仍有待提升。一方面，工具品類相對單一，不僅難以適配投資端保險資金、養老金、社保基金等長期資金的風險偏好與收益訴求，也無法滿足融資端對資本的多樣化需求。另一方面，現有工具在期限結構設計、收益穩定性保障及風險對沖機制構建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導致其難以有效銜接投資端的資本供給特征與融資端的實體經濟發展需求，造成長期資金入市渠道不暢、資本配置與實體融資需求錯配。此外，缺乏引導投資端與融資端長期穩定對接的激勵性工具，使得資金短期化配置傾向難以扭轉，既削弱投資端對資本市場的穩定支撐作用，也會降低融資端獲取適配資本的可得性，最終制約投資端與融資端功能協同效應的發揮。
“十五五”時期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資本市場功能的政策建議
“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健全投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既是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的核心要求，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提升市場韌性、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為此，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持續疏通制約我國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發揮及相協調的機制障礙和卡點堵點。
以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和法治建設為主體，促進資本市場健康運轉。健全的基礎制度能為資本市場主體提供穩定、透明的行為預期，減少非理性交易和市場波動，提升資本市場的定價效率和資源配置能力；完善的法治建設則能通過明確權利義務邊界、強化違法違規懲戒，有效遏制欺詐發行、內幕交易等行為，維護市場公平秩序，增強投資者信心。二者協同發力，不僅是資本市場健康運轉的基石，更是服務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助力國家戰略實施的重要支撐，對“十五五”時期實現投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具有根本性、長遠性意義。
首先，完善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發行制度，提升投融資效率與質量。一方面，持續深化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優化各板塊上市標準。在主板進一步明確對企業成熟度和規模的要求，吸引大型優質企業上市；創業板聚焦創新成長型企業，細化對企業創新能力和市場前景的評估標準；科創板則持續完善科創屬性評價標準，嚴格審核企業的核心技術、研發投入等關鍵指標，防止“偽科創”企業混入；對新興產業企業的標準要建立差異化清單。另一方面，健全新股發行定價機制，進一步擴大機構投資者詢價范圍，優化配售規則，加強對詢價機構的監管，使新股價格更合理地反映企業價值，為投資者提供更具投資價值的標的。此外，強化報價行為監管，防止“高報低買”等套利行為；引入差異化跟投制度，要求保薦機構按比例跟投科創板、創業板企業，增強其定價審慎性，試點適度放寬科創板、北交所漲跌停限制，提升市場流動性和定價效率。
其次，優化和嚴格執行轉板與退出制度，暢通市場循環。明確各層次資本市場之間的轉板條件和流程，如新三板掛牌企業若在市值、盈利、規范運作等方面達到創業板或科創板標準，可便捷轉板；簡化轉板審核程序，降低企業轉板成本，促進企業在不同層次市場間有序流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進一步規范強制退市標準，除現有財務指標外，將企業的信息披露違規、重大違法等行為納入強制退市考量范圍；嚴格執行和實施退市制度，對觸及退市標準的企業堅決予以退市，杜絕“僵尸企業”長期占用市場資源，暢通市場出口，實現資本市場的優勝劣汰，提升市場整體質量，增強市場活力與吸引力，為投融資相協調創造良好環境。
再次，健全投資者權益保護制度，切實增強投資者信心。一方面，有效優化投資者維權支持制度。推動代表人訴訟向常態化發展、進一步優化股東代位訴訟制度，以及完善代表人訴訟相關制度，如允許某個相同適宜群體只由個人作為代表便可提起集團訴訟，以降低投資者訴訟成本。另一方面，加強維權宣傳，提升投資者法治意識和依法維權能力。在普法宣傳中加強投資者維權教育，大力普及投資者權利義務和民事損害賠償法律知識，支持投資者運用訴訟、仲裁和調解等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圍。此外，完善維權救濟渠道，在信息披露違法案件中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建立監管數據共享平臺以降低舉證難度，推動調解與司法裁判規則銜接。
以推進投資端與融資端協調發展為抓手，助力市場結構平衡匹配。健全投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本質是解決融資端與投資端的結構失衡問題，既要讓企業“融得到、用得好”，也要讓投資者“投得放心、賺得合理”。融資端的高效運轉依賴于投資端提供的資金供給，而投資端的健康發展則需要融資端提供優質的投資標的，二者互為依存、相互促進。“十五五”時期，要讓資本市場投資端與融資端的結構相互適配、協同推進，提升資本市場的整體效能。
針對投資端，要以壯大專業機構投資者規模和營造有利于耐心資本發展的良好生態為抓手優化投資者結構。一方面，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持續引導公募基金、保險資金、社保基金、養老金等長期資金入市，完善長期資金投資資本市場的制度安排，如優化考核機制、放寬投資范圍等，提高其在市場中的占比。另一方面，建立對機構投資者的長周期考核機制。以《關于引導保險資金長期穩健投資 加強國有商業保險公司長周期考核的通知》為依據，強化長期業績導向，形成長期資金堅持理性投資、長期投資、價值投資、穩健投資的良性循環，更好發揮長期資金市場穩定器和經濟發展助推器的作用。此外，支持私募基金規范發展，發揮其在投資創新型企業、中小企業等方面的優勢。針對創新型企業早期投資風險高的特點，可設立“創新投資稅收優惠專項計劃”，對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科技企業的私募基金，給予占投資額一定比例的所得稅抵免。
針對融資端，要以提升直接融資比重為抓手優化社會融資結構。一方面，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明確各市場板塊的定位，為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提供差異化的融資渠道。主板要突出大盤藍籌特色，創業板聚焦成長型創新創業企業，科創板堅守“硬科技”定位，北交所則致力于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形成各板塊相互補充、協同發展的格局。另一方面，加大對企業通過首次公開發行股票（IPO）、再融資、并購重組等方式進行股權融資的支持力度，持續優化企業資本結構。對于高新技術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等，在融資審核、發行定價等方面給予適當傾斜，助力其快速發展。此外，積極發展債券市場，豐富債券品種，如公司債、企業債、可轉債、資產支持型證券（ABS）等，滿足不同主體的融資需求。完善債券發行、交易、托管、清算等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和效率。加強對債券市場的監管，防范債券違約風險，維護債券市場的穩定。
同時，分立發行和交易市場結構，提升資本市場定價效率。一方面，平衡一二級市場定價機制，使一級市場發行定價更加合理反映企業價值和市場供求關系。規范新股發行詢價、定價、配售等環節，避免出現一級市場定價過高、二級市場破發等現象，保護投資者利益。另一方面，加強一二級市場監管協同，建立健全跨市場監管機制，防止監管套利行為。對于一級市場的發行、承銷等行為與二級市場的交易、減持等行為進行統籌監管，嚴厲打擊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違規行為，維護市場公平公正的秩序。此外，合理調控一二級市場的供給與需求，根據二級市場的承受能力，科學安排一級市場的發行節奏和融資規模，避免過度融資對二級市場造成沖擊。引導二級市場資金合理流向一級市場，支持優質企業融資發展，形成一二級市場相互促進、良性循環的局面。
以全面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和投資者水平為保障，穩定市場秩序。高質量上市企業與高水平投資者是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協調發揮的堅實基礎，既增強市場吸引力，也為經濟持續增長與創新提供支撐。雙管齊下提升二者質量與水平，可夯實市場運行微觀基礎，降低信息不對稱，進而提升定價效率、穩定交易秩序，為“十五五”時期投融資功能協調發揮筑牢保障。
針對融資端，要全面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強化源頭把控，健全常態化監管機制。一方面，把好資本市場“入口關”，嚴格上市審核標準，構建“能進能出”的良性生態。在入口端，加大股票發行環節現場檢查和督導力度，重點核查業績異常增長等可疑情形，嚴防企業“帶病闖關”；對債券發行人實施分類監管，聚焦已違約及高風險主體，嚴格落實“申報即擔責”原則，從源頭遏制風險傳導。在出口端，完善退市后持續監管與風險處置機制，明確退市企業信息披露、剩余資產處置等規范。另一方面，強化上市公司內控建設與監管協同，筑牢信息披露基石。倡導上市公司在內部控制體系方面建立健全內部審計制度，加強對財務報表真實性和準確性的審核，確保信息披露的質量。同時健全常態化監管機制，加大對財務造假、欺詐發行等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壓實控股股東與管理層的合規責任。此外，在監督“關鍵少數”方面，嚴格執法與監管，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嚴厲打擊欺詐發行、財務造假、內幕交易、違規減持等違法行為，提高違法成本，發揮有效的震懾作用。嚴格限制大股東，尤其是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減持行為，并責令違規減持主體重新購回減持股份、上繳差價。通過嚴格的限制措施，促使大股東在減持時更加審慎地考慮公司長遠發展和中小投資者利益。
針對投資端，要提升投資者專業素養，夯實市場理性運行基礎。一方面，開展多層次投資者教育，提升個人資金精準化賦能水平。依托交易所、證券公司等機構的一線服務優勢，按投資者風險承受能力、投資經驗實施分層培訓，針對專業投資者則需強化行業分析方法、財務指標解讀等進階內容的培訓。利用短視頻平臺開發“典型違規案例拆解”“財報解讀實操”等互動課程，解決中小投資者“看不懂、學不會”的現實痛點。另一方面，強化信息披露的可讀性與針對性，降低投資者信息獲取成本。將年度報告中的核心財務數據、重大事項影響轉化為可視化圖表與通俗說明，避免專業術語堆砌。鼓勵第三方機構開發信息聚合工具，幫助投資者快速抓取關鍵信息，緩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決策困境。此外，引導投資者樹立理性投資理念，培育長期投資、價值投資文化，從根本上減少非理性交易行為對市場秩序的干擾。通過媒體平臺常態化宣傳“追漲殺跌”“炒小炒差”的典型風險案例，將社保基金、保險資金等機構的長期投資業績作為正面樣本解讀，強化“短期波動不改變長期價值”的認知。證券公司在客戶服務中應履行“適當性匹配”義務，對頻繁短線交易的投資者進行風險提示，引導其結合自身資金用途與風險偏好制定投資計劃，從行為源頭上減少非理性交易對市場秩序的沖擊。
以推動金融工具創新和常態化使用為著力點，促進投融資功能相協調。創新型金融工具是實踐層面促進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相協調的重要驅動力。當前，我國資本市場產品的同質性問題相對突出、差異化小。“十五五”時期，應豐富創新型金融工具供給并夯實應用基礎，幫助資本市場投融資主體更有效地應對風險，減少市場波動。
在完善資本市場定價功能方面，要重點聚焦二級市場的定價工具供給。一方面，建立由人力資本計股的無面值股票機制。已有的面值股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力資本在培育新質生產力中的價值貢獻，人力資本價值實際上成為資金股東的一種利益讓渡，不利于精準評估人力資本價值，也不利于協調資金股東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在公司注冊資本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增加人力資本的股份來實現人力資本價值，有利于激勵研發團隊的研發積極性。另一方面，在推廣人力資本計股無面值股票的基礎上，擴大創新權益工具覆蓋范圍。鼓勵企業發行可交換債券、附認股權證公司債等“股債結合”產品。此外，豐富衍生品體系，完善股指期貨、期權等工具的合約設計與交易機制，推動其與現貨市場協同發展，提升價格發現效率。探索推出基于新興產業、中小企業的特色定價工具，增強市場對不同類型資產價值的定價能力，為投融資雙方提供更精準的價格參考。
在完善資本市場資金配置方面，要健全長期資金配置工具體系。一方面，完善制度框架與基礎設施，夯實創新型金融工具常態化使用基礎。加快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期貨和衍生品法》等法律法規，明確互換工具的法律屬性和交易規則，將現行互換便利操作中的質押品范圍動態調整、風險指標豁免等靈活機制納入長期制度安排。參考美聯儲推出定期證券借貸便利工具（TSLF）的相關經驗，制定標準化操作指引，簡化審批流程，允許符合條件的機構自主申請額度，實現“按需使用、動態調整”。另一方面，優化市場基礎設施與清算機制。依托上海清算所等現有平臺，完善標準利率互換集中清算體系，擴大參與者范圍至中小銀行、信托公司和境外機構，降低交易對手方信用風險。同時，推動做市商制度創新。設立專項做市商激勵基金，對提供雙邊報價、維持市場流動性的機構給予交易手續費減免和風險資本優惠。鼓勵商業銀行、證券公司聯合組建做市商聯盟，針對超長期限互換和掛鉤等新品種提供持續報價，縮小買賣價差。優化做市商評價體系，將報價質量、市場覆蓋率等納入機構分類監管指標，形成正向激勵。此外，大力發展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私募股權基金、養老目標基金等，拓寬長期資金進入資本市場的渠道。優化工具的運作機制與退出路徑，降低長期資金的流動性風險，引導資金向基礎設施、科技創新等重點領域傾斜，實現長期投資與長期融資的有效對接。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資本市場韌性的影響因素、測度與提升路徑研究”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發展格局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金融結構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1AJL012、21&ZD111）
注釋
[1]《受權發布｜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25年10月28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1028/08920d9f557c432e99459f8f468504db/c.html。
[2]劉健鈞：《構建保障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運行機制》，《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5年第8期。
[3]F. J. Fabozzi and P. P. Drake, Finance: Capital Markets,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9.
[4]王國剛、羅煜、孫增：《建立增強資本市場內在穩定性長效機制研究——以A股市場為例》，《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5年第3期。
[5]胡海峰、宋肖肖、竇斌：《打造有韌性的中國資本市場》，《理論探索》，2021年第2期。
[6]根據Wind數據庫對資本市場投資資金的分類，我國資本市場各類投資基金主要分為股權融資、保險資金、社保與養老金、公募基金和外資資金，除去外資資金，“十四五”時期股權融資、公募基金、保險資金、社保與養老金四類資金按次序新增規模分別為5.02萬億元、10.53萬億元、2萬億元、5.3萬億元，加總約為22.85萬億元；“十三五”時期四類資金按次序新增規模分別為7.76萬億元、4.8萬億元、1.08萬億元、2.2萬億元，加總約為15.84萬億元；46.67%的增長比例根據上述數據計算得出。
[7]《證券日報：中國中長期資金入市潛力大，更多險資、社保基金有望入市》，2024年1月24日，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4-01-24/doc-inaepxcz7094712.shtml。
[8][10][11][12]《透過數據看“十四五”答卷：資本市場投融資新生態加速形成》，2025年6月11日，https://www.peoplecen.com/html/2025/jinr_0611/19985.html。
[9]根據Wind數據庫中的數據，2021至2024年累計IPO募資分別為5367億元（2021年）、5869.66億元（2022年）、3418億元（2023年）、673億元（2024年），疊加2025年上半年募資380億元，五年累計約1.57萬億元；2016至2020年累計IPO募資分別為1496億元（2016年）、2301億元（2017年）、1378億元（2018年）、2532億元（2019年）、4793億元（2020年），五年累計約1.25萬億元；結合股權總融資規模數據，“十四五”期間IPO占比為31.28%（1.57／5.02），“十三五”期間IPO占比為16.45%（1.25／7.60）。
[13]《中國人民銀行：截至6月末已有288家主體發行科技創新債券約6000億元》，2025年7月14日，https://www.cnfin.com/hb-lb/detail/20250714/4268005_1.html。
[14]楊子暉、張平淼、林師涵：《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的風險聯動與預測研究——基于機器學習的前沿視角》，《金融研究》，2024年第1期。
[15]《科創債年內發行已超8893億元》，2025年6月20日，https://finance.china.com.cn/kc/20250620/6250931.shtml。
[16]《上市僅兩天 科創債ETF整體規模逼近千億元》，2025年7月21日，https://app-web.chnfund.com/jx/202507/t20250721_4513102.html。
[17]《我國REITs市場總市值破2000億元 產品數量為亞洲第一》，2025年6月21日，https://finance.cnr.cn/gundong/20250621/t20250621_527222603.shtml。
[18]《財經聚焦｜落地逾7個月，支持資本市場的兩項新工具有何進展？》，2025年5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50528/6e9558fcfc554daeb83f3164597967e0/c.html。
[19]《股市特別報道·財經聚焦｜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超1200億元，龍頭公司占比超四成》，2025年5月18日，https://stock.10jqka.com.cn/20250518/c668241802.shtml。
[20]譚小芬：《提升資本市場服務新質生產力與新型工業化的水平》，《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5年第8期。
[21]林晚發、郭雅婷、楊大宇等：《債券注冊制實施與市場高質量發展：以取消債券余額比例上限為視角的分析》，《經濟研究》，2025年第3期。
[22]張占斌：《建設金融強國迫切呼喚強大的資本市場作支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5年第8期。
責 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
Improving the Capital Market Function with
Coordinate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 Review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Prospect for the 15th Five-Year Plan
Hu Haifeng
Abstract: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re two inherent aspects of capital transactions. Enhancing the capital market function featuring coordinate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facilitating the virtuous cycle of the capital marke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capital market delivered notable outcomes in fulfilling it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functions: it expanded in scale while advancing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technology-driven enterprises emerged as the primary players i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fuel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ynergy between equities and bonds was strengthen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upporting financial products; and breakthroughs in innovative tools contributed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existing stock resources. Nevertheless,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inadequate basic systems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as well as structural imbalances between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ides, which have constrained the improvement of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Looking ahead to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essential to adopt a holistic approach encompassing measures such as refining the capital market's basic systems and rule of law, advanc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ides,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investors. These efforts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capital market function with coordinate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Keywords: capital market, coordinate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real economy, financial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