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禮樂文化為主要內容，而禮樂文化中“樂”之形成，經歷漫長的時期，從巫覡時代的巫術手段，到祭祀時代的儀式媒介，奠定“樂”形成的文化基礎，及至西周初年周公的“制禮作樂”，才讓兼具審美意涵與社會功能的“樂”成型。一方面，作為藝術形式的“樂”，雖然可以給人以感性和直觀之美，但是古人更重視其中蘊含的審美特質及道德理性；另一方面，具有社會功能的“樂”，通過審樂知政、樂以和同、移風易俗、樂以殖財等方式，在社會治理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梢哉f，“樂”所兼具的“美”和“善”兩大品格，深刻塑造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
【關鍵詞】禮樂文化 樂 審美 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禮樂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作為一種綜合性的文化體系，其不但是古人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價值觀念乃至精神氣質的凝煉和呈現，更是中華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僅就禮樂文化中的“樂”而言，是具備多重意涵的概念。在儒家音樂理論著作《樂記》中，曾對“樂”之概念有所論述：其一，“樂”是包括聲音、詩歌和舞蹈在內的綜合性藝術形態，所謂“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其二，“樂”可以作為理想的道德倫理符號，在現實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等。由此可見，“樂”兼具藝術上的“優美”和政治上的“崇高”兩大品格。①這兩大品格互補共生，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
樂之起源與演進
據研究，上古三代的文化模式經歷了從巫覡文化到祭祀文化，再到禮樂文化的演進歷程。②而音樂的起源與發展，就是在三種文化模式的演進中逐漸完成的，并承擔著重要的角色。音樂起源于巫覡時代，是上古巫師改造自然、溝通天地的重要方式；在祭祀時代，音樂是祭祀上帝和昭顯先祖之功的儀式媒介；在禮樂時代，樂與禮相輔相成，成為治國理政、風化天下的重要手段。
關于音樂的起源，一般以為，上古音樂的興起，與巫覡的關系非常密切，近代學者王國維就指出：“歌舞之興，其始于古之巫乎！”（《宋元戲曲史》）。早期巫覡確實將歌舞作為巫術儀式中的情緒表演?！墩f文》釋“巫”：“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說明“巫”字象征女子舞蹈之形。而在甲骨卜辭中，巫與舞本就是同一字。
此外，《呂氏春秋·古樂》還記載了從上古朱襄氏直至西周初的音樂發展史。其中提到早期樂的創作，都是巫覡控制自然、溝通神靈的巫術手段。如樂器的發明，相傳在朱襄氏時代，士達發明了五弦之瑟，用來招致陰氣，安定眾生。又如樂歌的創制，在葛天氏時代，創作八闕樂歌，包括《載民》《玄鳥》《遂草木》等。這些樂歌多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神靈之間的關系，屬于先民應對自然的巫術咒語。再如舞蹈的創作，在陰康氏時代，陰氣凝聚過多導致筋骨瑟縮而不得舒展，因此創作樂舞來宣導之。
及至五帝時期，上古社會進入祭祀時代。而樂舞的文化功能也逐漸從巫覡對自然神靈的控制手段，轉變為崇敬至上神和昭示先祖功績的象征體系。據《呂氏春秋·古樂》載，歷代圣王創制古樂的目的主要是為祭祀上帝。如顓頊“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在這一時期，上帝成為控制一切的至上神，同時也是一切政治權力的來源。故歷代圣王通過祭祀上帝，一方面可以論證自身權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上帝的名義來整頓社會秩序。
進入夏商時期，社會形態由“公天下”部落聯盟體制轉變為“家天下”的早期國家體制。隨著帝王權威的進一步加強，樂舞的文化功能又一次發生轉變，“昭功”開始成為樂舞創制的主要目的。如大禹因治水之功，獲得極大的政治威望，“于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則因討伐夏桀，護民有功，“乃命伊尹作為《大護》，……以見其善”。需要指出的是，禹和湯是夏、商開國祖先，故這些樂舞又與祖先崇拜有著密切的關聯。
祭祀時代還有著完善的樂教體系。帝舜曾命夔典樂，教胄子，試圖通過樂教的方式培養執政者們“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尚書·堯典》）的道德品質。此外，音樂還是教化民眾的重要方式。劉師培就說：“上古教民，六藝之中樂為最崇，固以樂教為教民之本哉。”③由此可見，樂在當時所發揮的作用，猶在禮之上。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殷商時期，殷人重視“以樂造士”，設有稱為“瞽宗”的學校，即取自樂師瞽矇之名。
禮樂文化的形成，是以周公的“制禮作樂”為標志的。據《禮記·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認為周公攝政六年，完成了制禮作樂的工作。
可以說，周公的“制禮作樂”，既構建出一種新的政治制度，又奠定了一種新的文化價值傳統。周公之“作樂”，很大程度上是以殷商的音樂文化作為參考的。在此之前，周人基本上是“修商人典”，即主動學習殷商的禮樂之典，并將之作為舉行典禮的依據。但在政治局勢穩定之后，開始在對殷鑒的反思中完成“作樂”：其一，有感于紂王“斷棄先祖之樂”，周人完善其祭樂系統，構建了“六代之樂”。這其中，既有承襲自歷代的古樂如《云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又有新作的《大武》，并將其用于不同的祭祀典禮中，完成了古樂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二，借助于殷樂官奔周帶來的“祭樂器”，周人確立新的樂官系統和器樂體系。樂官方面，周人繼承商代以瞽矇為重要組成的樂官體系；器樂方面，完善以八音為主的樂器體系。其三，在損益殷商樂制的基礎上，周人構建新的樂制體系，如在奏樂程序上，在借鑒商人樂次的基礎上，形成更為穩定的樂次等。
盡管在具體內容上，周人對殷商的音樂文化有所繼承和損益，但在精神品格方面，卻徹底扭轉殷商音樂文化的宗教意義，一方面樂為禮所統攝，“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④。另一方面強化音樂與政治倫理之間的關系，將“德”作為禮樂的價值內涵，構建出一套完整的政教倫理體系，并深刻地影響到之后的社會秩序。
樂之審美意涵
樂在形式上包括很多內容，據《樂記》載：“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詩、歌、舞是組成樂的三大基本要素，樂器又可以起到輔助的作用。這其中，每一個要素都可以獨立為古人提供審美價值。而作為綜合性的藝術形態，樂又是情感和形式的統一，“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因此，要掌握樂的審美內涵，需從形式到情感都要有所了解。
樂之美是通過音律、歌舞等形式來表現的，故古代士君子對樂的欣賞，是從形式之美開始的。如孔子對音樂的欣賞，據《論語·述而》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深嘆《韶》音之美?？鬃釉鴮Ρ冗^《韶》樂和《武》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佾》）都將樂舞的聲容之美作為評價的首要標準。另外，《泰伯》載：“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古樂的演奏往往有著固定的程式，包括升歌、笙奏、間歌、合樂。故師摯之始，指的是升歌三終，《關雎》之亂，或以為是合樂之用。孔子贊嘆，樂之演奏從始至終都有音聲之美充滿耳朵。可見，孔子對樂的形式之美特別關注。
不過，具備形式之美的音樂并非都可以稱為“樂”。因為在《樂記》中，聲、音、樂代表不同的審美層次：“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這里的“音”是有規律的聲響，是人內在情感的外化，具有一定的審美意義，但因缺乏深刻的思想內涵，所以還不能稱為“樂”。如某些具備華美形式的音樂，只能稱為“音”或“聲”，像儒家所批評的鄭衛之音，就因為音調繁縟，容易刺激人的感官，使人走上逾矩之路。
因此，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樂并不僅是單純的形式之美，而是有所節制，具備中和之美。在早期典籍中，多將“中和”或“和”視為樂的基本特征。如《荀子·勸學》載：“《樂》之中和也。”《莊子·天下篇》說：“《樂》以道和。”其實，“中和”也是中國哲學的重要概念之一。不過，表現在音樂上主要指形式的節制、有序、和諧與情感的適度抒發。
就形式而言，樂之形成，是不同音樂元素的相互配合，所謂“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逾曰平”（《國語·周語下》）。這其中，“樂極”“聲”“和”“平”等音樂名詞，都是“中和”的不同表現。故在欣賞樂舞時，要體會其中所蘊含的中和之美。眾所周知，《周頌》是周樂的典范，季札在觀樂時就表揚其中和之美：“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其實，從“自而不倨”到“行而不流”，這十四事都是對音聲特征的描述，正說明《周頌》樂聲不過分、不偏頗的中正平和風格。
就情感而言，《中庸》曾對“中和”作出解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指的是情感的平衡與節制。而音樂本就是情感的表達，《樂記》載：“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不同的情感，則會表現為不同的聲音：“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而雅樂的特點，是以音聲為媒介，讓情感歸于中正平和。孔子評價《關雎》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蛾P雎》是《詩經》首篇，所詠是君子思得淑女為配偶，故其情感基調，有哀有樂。但孔子認為，樂不至于過分，哀不至于損傷，才是性情之正。
此外，要把握樂的審美意涵，還需要挖掘其更深層次的理性精神、價值意義和歷史意蘊。《樂記》記載子夏與魏文侯討論古樂：“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于是語，于是道古”是說在古樂演奏結束后，君子還要對其中所蘊含的道德價值進行論說和闡述。“語”是古代典禮中的固定儀節，據《儀禮·鄉射記》：“古者于旅也語。”《禮記·文王世子》：“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旅指旅酬，是古代飲酒禮相互敬酒的環節。在敬酒時，有“合語”之禮。“道古”則是指合語之時，論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并道古代先王之事⑤。這使君子對樂舞的欣賞不止局限在感性審美的層面，更要深入到理性的層面。
可以說，周代“合語”“道古”之禮中的樂義闡釋，奠定了之后禮樂審美的價值取向，即重視德義價值。故季札觀樂時，在對音聲特征進行總結的基礎上，著重突出周樂所蘊含的德義，如稱《大雅》是“其文王之德乎”等，最終將樂的審美特性提升到倫理政治層面。
樂的社會功能
樂在古代社會中，除了具備審美價值，還在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妒酚?middot;樂書》載：“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在《樂記》中，將樂與禮、刑、政四者作為實現王道的必備手段，認為四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但不同于禮、政、刑等剛性治理手段，樂是以柔性的方式來維護社會秩序，完善社會治理。
審樂知政。在古代社會，音樂與社會政治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稑酚洝份d：“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可見，音樂是社會治亂最為明顯的反映。古代君子可以從藝術接受的角度來了解政治的得失，所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也。至于“審樂知政”的具體操作路徑，《呂氏春秋·音初》有過具體論述：“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上文所提及的季札觀樂，就是“審樂知政”最典型的例子。
樂以和同。在《樂記》中，禮和樂時時并稱。但其實，兩者有著很大的不同：“樂者為同，禮者為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可見，禮和樂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并不同，如禮重視貴賤等級的區分，但過于強調區分則會導致上下之間的疏離，這就需要樂來發揮和同的作用。
樂的和同作用主要表現在：其一是合和社會倫理秩序，即《樂記》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其二是合和神人關系。在先秦時期，可稱為國之大事者，在祀與戎。其中，祭祀不僅是宗教禮儀，更是政權合法性的象征。故歷代作樂的首要目的是用于祭祀。如《周易·豫卦》：“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在祭祀儀式中，所追求的理想狀態即“神人以和”。如《尚書·舜典》載：“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即通過樂可以實現與天帝祖先的溝通，并以神靈為號召，起到凝聚天下的作用。
移風易俗。早在上古時期，樂就是教化民眾的根本。在禮樂文化確立后，這一功能得到進一步加強。樂的教化功能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針對國子的教化，二是針對民眾的教化。前者試圖通過樂德、樂語、樂舞之教，將國子培養為優秀的君子，從而成為民之表率。后者則是將樂作為化民變俗的重要方式?！稑酚洝份d：“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在儒家看來，人心是感于物而動的，因此會形成好惡。好惡如果沒有節制，就會使人追逐欲望。因此，先王作樂的目的，一方面是節制民之好惡，使之導向德行，如《荀子·樂論》載：“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另一方面又可以感染人之善心，《荀子·樂論》和《禮記·樂記》都提到，先王制作《雅》《頌》之聲，是為“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傊寮覍芬暈閷崿F教化最為有效的途徑，有助于建立良風美俗，促進社會和諧，因此孔子才會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孝經·廣要道章》）
樂以殖財。樂之中和特征，還體現在與天地自然之氣的互動感應上。《樂記》載：“樂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認為樂是效法天地之和而來，而樂又可以反過來贊天地萬物的化育。換句話說，樂有著調節天地自然之氣的作用。對此，東周樂官伶州鳩曾說：“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系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故在古人的觀念中，樂可以使八方之風按時而至，以此來促進萬物的繁殖生長，從而讓人民生活和利。在這一背景下，伶州鳩進一步提出“樂以殖財”的觀點：“圣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據韋昭注：“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國語·周語下》）是說古人可以通過樂來省土候風，助力農業，進而增加百姓的財用。
總之，“樂”不僅有著優美的藝術形式，而且是貫通倫理、政治的綜合文化體系。一方面，樂具有審美價值，從外在形式，到旋律節奏，再到思想內涵，都可以讓人得到美的享受、精神的熏陶乃至思想的升華；另一方面，樂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審樂知政、樂以和同、移風易俗、樂以殖財等社會功能，讓其成為構建理想社會的重要途徑。不過，樂的審美意涵和社會功能并不是一分為二的，而是和諧共生的。故中國禮樂文化中的“樂”，以“美善相樂”為目標，構建出極具中國特色的音樂政治美學和話語體系，并深刻塑造中華文化的內核。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樂經》衍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1BZW08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朱承：《<禮記·樂記>與儒家政治美學》，《人文雜志》，2009年第4期。
②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2頁。
③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89頁。
④《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384頁。
⑤付林鵬：《兩周樂官的文化職能與文學活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07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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