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在位20多年，勤政愛民，勵精圖治，開創“開皇之治”，為國家治理奠定了穩定富足的良好局面。但隋煬帝楊廣即位后驕奢淫逸，好大喜功，統治殘暴，在短短的十幾年內就葬送了王朝統治，身死、家滅又國亡。
隋王朝的迅速覆亡是由隋煬帝殘暴統治直接造成的。隋亡唐興，貞觀年間(627-649年)，唐太宗和他的大臣們對隋煬帝因暴政而亡國的教訓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討論，形成了若干十分深刻的認識和總結。
其一，“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
這是一個原則性的認識和總結，強調治理國家“必須先存百姓”，深刻認識到存養老百姓對于政權統治的極端重要性。而這正是來自對隋煬帝暴政教訓的總結。史載貞觀初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己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九年(635年)，唐太宗又說：“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凈，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凈，百姓何得不安樂乎?”唐太宗依據耳聞目睹，回顧總結了隋煬帝因暴政虐民、驕奢淫逸、窮兵黷武而亡國的教訓，并要“深以自誡”。唐太宗還說：“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
由上可見，唐太宗對“存百姓”的極端重要性有著切身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認為這是皇帝治理國家的重要職責。魏徵是唐太宗的重要大臣，多次引用《荀子》里的話，反復強調“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深刻認識到政權能否穩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貞觀十年(636年)，魏徵說很多王朝打下天下后，“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貞觀十一年(637年)，大臣馬周也說：“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
魏徵和馬周以史為鑒，均明確主張存養百姓的極端重要性。在“存百姓”思想的指導下，唐太宗君臣在貞觀年間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剝削壓迫過甚，照顧廣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注重緩和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出臺實施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多項積極政策和措施。史載當時“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有力推動了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社會穩定，為唐王朝的長久統治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二，“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
這也是一個原則性的認識和總結，強調最高統治者“正其身”對于國家安危的重要性，即所謂“修身治國”的重要性，特別注重自身的品德修養和所作所為。這一認識和總結也來自于對隋煬帝亡國教訓的總結。貞觀初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又對大臣們說，隋煬帝“奢華無道，遂致滅亡”，指出隋煬帝驕淫奢侈，剛愎自賢，結果是作為一國之君而身死匹夫之手，為天下人恥笑。貞觀四年(630年)，魏徵對唐太宗說：“隋煬帝志在無厭，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貞觀十一年(637年)，魏徵又對唐太宗說：“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后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提醒唐太宗要以隋煬帝窮奢極欲以致亡國為警誡。史載，當時君臣們共同認識到了“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唐太宗還明確地說：“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于此，不覺惕焉震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