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這種深刻認識，唐太宗君臣謹嚴自律，躬行節儉，力戒奢侈，杜絕驕縱，從多個方面采取了切實行動，以求“正自身”，帶動營造了當時良好的政治風氣和社會風氣，減輕了對老百姓的剝削和壓迫，使民眾能夠穩定、積極地勞作和生產生活，從而鞏固了唐王朝的統治基礎，史載貞觀“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饑寒之弊”，社會發展呈現出富裕和諧之良好局面。
其三，“務弘仁義”者國祚長，“專任詐力”者國祚短
這是唐太宗君臣探討更多朝代興亡經驗教訓后所形成的又一原則性認識和總結。史載“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仆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任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茲乎!’”這里，君臣們討論了周朝和秦朝國祚長短的原因，唐太宗明確地指出，周朝得天下后“務弘仁義”，所以國祚長，而秦朝得天下后“專任詐力”，所以國祚短，國家政策的不同才是導致國祚長短相差懸殊的原因，提出了“務弘仁義”者國祚長，“專任詐力”者國祚短的重要認識和結論。
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對這一重要認識和結論又作了一次清晰闡述，他對大臣們說：“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享年不永?……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唐太宗的這段話，還是比較了周朝和秦朝國祚長短的原因，認為周朝“能保八百之基”，是因為“惟善是務，積功累德”;秦朝所以“不過二世而滅”，是因為“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唐太宗這次說的“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是對以前說的“務弘仁義”的進一步說明;“恣其奢淫，好行刑罰”，是對以前說的“專任詐力”的進一步說明。這表明唐太宗的認識和結論更加具體、明確和豐富了。
唐太宗的這一重要認識和結論，成為貞觀君臣的共識和共論。貞觀十一年(637年)，魏徵在上疏中說：“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銳，三十余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后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于匹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在這段疏文中，魏徵列舉了隋煬帝不行“仁義”的種種表現，其結果是“殞于匹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 魏徵還說：“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魏徵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必積其德義”的認識，與唐太宗“務弘仁義”者國祚長的認識，其實是一致的。貞觀十一年，馬周在上疏中也說：“臣歷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于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后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馬周的視野悠長深邃，縱覽歷代興衰，探究個中原因，闡述強調的也是治理國家要“務廣恩化”，要行仁義和仁政，以“積德累業，恩結于人心”，如此國家統治才能長治久安。
余論：唐太宗君臣認識和總結的進步性和局限性
唐太宗君臣所形成的這些原則性的認識和結論，對于貞觀時期的國家施政發揮了很強的指導作用并得到了認真執行，也成為此后唐王朝長期施政的指導性方針和原則，有力推動了“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的形成。從中國古代政治理論發展史來看，唐太宗君臣的這些認識和結論，具有重要的政治智慧，是中國古代國家統治政策和政治理論的優秀組成部分，對于后世封建王朝治理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現代學界對于唐太宗的“存百姓，正自身”認識給予了高度評價。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唐太宗君臣的認識和總結有其明顯的局限性。其一，他們的認識和總結，本質目的是為了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以維護鞏固唐王朝的統治，而不是真正地為了天下老百姓的福祉。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這就充分表露了其本質目的。其二，唐太宗君臣踐行“存百姓”、“正自身”等認識和結論，也有其迫于實際的壓力。他們親眼目睹了隋朝的迅速滅亡，目睹了隋煬帝“以萬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目睹了老百姓“覆舟”的壯舉，對老百姓產生了畏懼恐怖的心理。在這種心理壓力下，他們才去保民重民和端正自身，并非真正出于完全自覺。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對立矛盾，使得封建統治者不可能做到真正自覺。當然，對于這種局限性不宜苛求，在唐代前期的歷史時期，唐太宗君臣能夠形成上述原則性認識和結論并予以認真踐行，無疑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
(劉玉峰：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趙霞單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標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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