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治中國”中的“中國”內涵
在我國憲法文本中出現了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國、全國、國家等不同的術語。“中國”在憲法和不同法律話語體系中具有特定的含義。如在憲法上，中國有時指國家概念，如憲法序言說，“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悠久的國家之一，……，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在1949 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一詞有時可轉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在涉及主權與領土問題時，通常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如序言指出：“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圣領土的一部分”，這里通常不用“中國”一詞。當對外表明中國的主權、國家價值觀與國家公民關系時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國家”的詞匯。可以說，中國與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相同涵義時，“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的價值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3．“法治國家”的規范內涵
“法治國家”概念經過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經過18世紀、19世紀的發展，法治國家概念進入到市民的法治國家階段，即以市民社會為基礎建立法治國家，如成文憲法的制定、權力的分立、基本權的保障、行政的合法性、憲法裁判制度的功能等都是市民社會中法治起到的功能。二戰后，隨著社會矛盾的出現與沖突的加劇，法治國家從形式主義法治國家向實質主義法治國家轉變，出現了實質的法治國家形態。
我國憲法規定的“法治國家”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法治國家”發展的新形式，既體現中國特色，又反映了人類憲法發展的普遍規律。這里的“法治國家”既包括實質意義的法治國家，也包括形式意義的法治國家，是一種綜合的概念，體現一種客觀的憲法秩序。
同時，我國憲法上的“法治國家”內涵中包括了法治社會。有學者對“法治國家”內涵做了字面和廣義上的解釋。從字面上，法治國家指政治國家范疇內的治國理政通過法治實現；廣義的法治國家是把國家與社會合而為一，既包括法治國家，也包括法治社會。{2}社會作為組織化的人類共同體，其本質是遵循著一種自律原則，靠社會成員的非強制性的規則來維持社會組織，體現了社會自治精神。但在憲法體系中，國家與社會并不是相互獨立的，憲法既規定國家生活，也規定社會生活，兩者統一于憲法規范之中，沒有必要把法治社會從法治國家概念中剝離出來，否則會影響法治國家的整體性價值體系。
三、以法治國家為基礎，推動“法治中國”建設
如前所述，“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是針對不同話語而提出的，反映不同的命題與原則。“法治中國”的提出在當下的中國有其政治與社會意義，但它畢竟不是法律命題，也不具有規范的依據，自然對國家生活的約束力是有限的，也不能夸大其界限與功能。推動 “法治中國”的發展，必須回歸憲法文本，以“法治國家”的憲法規范為基礎，進行話語體系的轉換，使之具有明確的法律與學術意義。
在我國的公共生活中，根據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需要，經常出現不同的話語體系或者特定的政治命題的表述。它一方面體現了政治生活中主流價值的調整或者變化，但另一方面容易給公眾的法治社會帶來不確定性與話語的混亂，需要合理地轉化為學術命題與法律命題。“法治中國”的政治意義是不可否認的，但學界應該考慮如何使其轉化為學術命題，如何在現有的憲法文本范圍內論證其命題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隨著法治的發展，人們對 “法治國家”形成了基本共識，這是來自不易的。我們需要穩定法治話語，保持公眾法律生活的可期待性，努力在政治、學術與法律命題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
注釋:
[1]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對法律文本中使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等用語的統一理解做了規定。如附件三第8項規定: 任何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等相類似名稱或詞句的條款，應解釋為包括臺灣、香港和澳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基本法附件也做了相同的規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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