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1980~1986年間陸續頒布了一些政策取消存款利率，利率上限的放松使得美國更好地培育了多層次信貸市場的發展，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維護了社區的穩定。中國香港地區則參照美國模式，在《放債人條例》中規定：任何人（無論是否放債人）以超過年息60%的實際利率帶出款項或要約帶出款項，即屬犯罪。可見香港制定了高額的民間借貸利率規則，2001～2009年間，其基準利率維持在3%上下波動，與規定的60%年利率相距甚遠，這為其資本市場和信貸機構保留了巨大空間，但其利率規則的局限性也一直飽受爭議。
依據上文對規則和案件的描述結果可以看出，四倍利率規則在實踐的運用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雖遵循四倍規則，卻也會得出不同結論，并且，法官重視民間借貸市場實際情況傾向可窺一斑。二十年如一的規則顯然已不能應對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但若取消規制，立即步入利率市場化對于我國當下的經濟狀況來說并不理智。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德州風險”和天津濱海新區“港股直通車”叫停事件都是激進實施利率市場化的教訓。時值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設立，若嘗試讓溫州地區率先突破四倍規則，提高借貸利率上限可能會引發類似的羊群效應，導致全國資金流向不平衡。利率市場化改革在沒有存款保險制度的情況下反而可能造成銀行的大面積倒閉破產。
綜上，筆者認為首先可以先把目光投向民間借貸立法上，在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做出率先嘗試。由于不同主體本身資本能力、信用等級、資金需求時限的情況不盡相同，可根據借貸主體（區分自然人和企業）及借貸期限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借貸利率。還需注意的是，管制上限在全國范圍內應統一，以防引發資金分配不均的局面。就溫州地區而言，民間金融有長期的歷史淵源，民間資本充足，民間金融活動活躍，已形成較為成熟完善的市場利率機制，給予民間借貸市場更廣闊的利率制定空間將更有利于其市場化發展，為利率市場化進程奠定堅實的基礎。借此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的機會，可以在溫州地區現行先試。結合溫州地區近期的民間借貸危機問題，我認為一方面可以根據借貸主體（自然人與企業）的不同、借貸期限的不同以及借貸金額的不同進行區別對待。例如，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貸數額在5萬元以下、借貸期限在6個月以內的，借貸利率可以由借貸主體進行協定，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5倍；以上情況之外的，規定貸款利率不得高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4倍，如此設置為梯階型的規則。
結語
總體而言，四倍利率規則在二十多年的實踐運用中對民間借貸利率曾起到了積極的規制作用，但經濟環境的發展變化和民間借貸活動的穩健發展引發人們對這一規則的頻頻質疑，民間借貸利率與管制規則不匹配問題亟待立法者的關注。此次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對利率市場化步伐的暫緩暗喻了民間借貸的市場化改革切不可盲目突進，而應在依據不同因素分別制定規則的前提下，給予民間借貸利率水平一個積極、正面、長期有效的指引。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
【注釋】
①筆者擇取的所有案例均來自北大法意數據庫。在北大法意案例數據庫中，涉及到《意見》第六條的案件共5220起（最后訪問時間：2012年5月1日）。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有1個。本文摘錄相關度較高的精品案例19個（包括最高院的案例）。另外，以并列關系檢索詞“審理法院—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案由—民間借貸糾紛”搜索出相關的溫州市中院審理的3個案件；“審理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和“案由—民間借貸糾紛”搜索出相關的浙江省高院的4個案件；“審理級別—高級人民法院”、“案由—民間借貸糾紛”和“學理詞—利率、民間借貸”搜集出河南省高院和云南省高院的案例各一個，共28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