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道路越走越寬廣
中國走自己的路并迅速發展，令世界矚目。今天，西方有識之士反思自己制度問題時的參照系幾乎都是中國。2012年10月，西班牙前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訪華后在西班牙《國家報》上撰文說：“每一次訪問中國，無論時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勢的歷史現象都會令人感到驚訝：中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崛起，而歐洲人在掙扎著不要沉沒”，“我們不知道如何阻止這一進程，更不用說逆轉了”。
如果說西方一直在全世界推銷“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那么中國的成功恰恰是因為中國擺脫了這兩種迷思，大膽探索，走出了一條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成功之路，而且越走越寬廣。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核心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解決所有的經濟乃至社會問題。其實，“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機在非西方世界早已暴露無疑：西方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結果以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告終，西方90年代在俄羅斯推行的“休克療法”也以失敗告終，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執迷不悟，最終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從過去數十年的實踐來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把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結合起來，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結合起來，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發展。這個模式雖然還在不斷完善之中，但已經帶來了中國的迅速崛起。福山也承認：“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民主原教旨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唯有西方那種民主模式，特別是多黨制和普選制，才叫民主，一個國家成功與否都取決于它是否采用這種民主模式。但實踐證明，今天這個模式在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都陷入了極大的困境。在西方國家，這個模式最大的困境是無法“與時俱進”。在非西方國家，這個模式最大的困境是“水土不服”。
對于西方國家來說，唯有與時俱進，推動自己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擺脫今天的困境和危機。但西方很多國家的民主，早已被各種高度組織和動員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實質性改革無法啟動。2011年，在經歷了500多天沒有中央政府之后，比利時的一大批有識之士發表了一個《千人集團宣言》，指出：“除了民主，現在全世界的革新無處不在。如公司必須不斷創新，科學家必須不斷跨越學科藩籬，運動員必須不斷打破世界記錄，藝術家必須不斷推陳出新。但說到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我們顯然仍滿足于19世紀30年代的程序。我們為什么必須死抱著兩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著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變的，應該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
在非西方國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幾乎都因“水土不服”而陷入失望或絕望。國家是一個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的有機體，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變了這個有機體的一些政治表象，另外兩個層面根本改變不了，特別是社會層面的變化非常之難、也非常之慢。“顏色革命”的失敗和“阿拉伯之冬”的出現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與西方民主模式相比，中國民主建設的探索是成功的。西方模式把重點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確的“形式”和“程序”，一個國家就可以萬事大吉、一勞永逸了，結果是西方民主模式今天已經變成“教條”和“僵化”的代名詞。中國民主建設把重點放在“內容”和“結果”上，大膽探索適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和“程序”，結果是道路越走越寬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鄧小平關于如何評估政治制度質量的論述。他認為關鍵看三項“內容”和“結果”：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如果用這三個標準來評價這些經歷了“顏色革命”的國家和“阿拉伯之春”的國家，那么這些國家的表現都屬于劣等。這些國家的政局動蕩了，人民分裂了，百姓的生活惡化了，因為生產力遭到了巨大破壞。如果拿這三條標準來評判西方國家，那么它們多數還算穩定，雖然不如以前，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國家還有老本可吃，有過去數百年財富積累（包括大量的不義之財）和制度建設的本錢，而后兩條，大部分國家也沒有達到。它們的人民不是更團結了，百姓生活改善的也不多，它們社會分裂的情況比過去嚴重了，它們的經濟也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或經濟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