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頻發，農村生態保護和環境防治進入生態文明建設視野。求解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要確立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目標；樹立整體、諧調的穩定觀；建立環境法規政策驅動機制、企業環保投資效益推動機制和公眾綠色消費引導機制；并在執行、資金、科技及應急上作有效保障，確保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定。
【關鍵詞】生態文明 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 整體諧調 穩定觀
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黨的十八大報告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使得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更加明確。在建設美麗中國的進程中，隨著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頻發，農村生態保護和環境防治強力進入生態文明的視野。生態文明，是指人類遵循人、自然、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指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的文化倫理形態。①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是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引發的人與社會的不安定，“作為規范改進和形成的激發器，沖突使與已經變化的社會條件相對應的社會關系的調整成為可能”②。
關于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
環境群體性事件基于群體性事件的分類而來。群體性事件主要是指未經批準而集會、靜坐請愿、游行示威，聚眾圍堵沖擊黨政軍機關，聚眾堵塞交通要道，聚眾非法占據公共場所，聚眾鬧事等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影響的聚眾行動事件。③
根據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針對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特殊性，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是指主要由預期或已經受到環境損害的農民未經批準而集會、靜坐請愿、游行示威，聚眾圍堵沖擊黨政軍機關，聚眾堵塞交通要道，聚眾非法占據公共場所，聚眾鬧事等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影響的行為。根據損害的實際發生情況，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可以分為預防型和損害型兩種。
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為何頻發
事件頻發。2005年浙江東陽、新昌和長興事件，2006年貴州銅仁事件，2007年廣西岑溪事件，2008年云南麗江事件，2009年湖南瀏陽事件、陜西鳳翔事件、福建泉港事件，2010年廣西靖西事件，2011年浙江海寧、德清事件等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引起社會嘩然。根據統計，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2005年，全國發生環境污染糾紛五萬起，對抗程度明顯高于其他群體性事件。到了2009年，中華環保聯合會副秘書長馮曉星進一步指出：“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正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④從目前能夠獲知的信息無法確定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率，但從政府關注和學術界研究的情況看，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是近幾年熱議的話題。從縱向看，近幾年，農村頻發環境群體性事件。已知的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尚屬于損害型，還沒有出現廈門PX事件、北京海淀區六里屯垃圾焚燒廠事件等的預防型。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民眾環保意識的提升，農民將從受損后的事后維權到事前維權，這是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發生的趨勢，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幸事。
直面原因。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農民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那么，在經過制度變革滿足了生存的基本需要之后，21世紀以來，在土地之外，他們還必須越來越多地為水和空氣而抗爭。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由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其發生也是綜合作用的結果，本文只作單一粗線條式直線勾畫。
第一，城市污染產業下鄉。在城市“退二進三”（即讓工業企業逐漸退出城市，轉而發展第三產業）產業結構調整的背景下，一些低端制造業或污染產業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城市污染產業下鄉與農村原本存在的鄉鎮企業、農村生活垃圾、城市轉移垃圾、農村畜牧業等的污染綜合在一起，使農村環境日益惡化。
第二，環境惡化導致生存危機。中國農村還有3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1.5億畝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農村環保設施幾乎為零。⑤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⑥
第三，理性維權渠道不通。在對農民開展采取什么方式改變環境污染狀況的調查時，40.8%的人選擇“向村委會反映情況”，34.4%的人選擇“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情況”，0.8%的人選擇“上訪”。⑦向村委會和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及信訪占到了76%，說明農民都愿意相信組織，但組織的拖辦、不辦甚至壓辦，極大地傷害了農民的信任和身體。身體遭受環境污染帶來的病痛和消亡，理性維權又不通，于是，采用集體抗爭的方式進行吶喊和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