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統治時期，德國社民黨再次被禁，但該黨依然保持著強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在極端艱難困苦的二戰時期始終頑強地堅持從事地下抵抗運動，成為德國唯一一個經歷了二戰而沒有中斷歷史的政黨。戰爭結束之初，在德國其他政黨紛紛忙于重建、改建時，社民黨卻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重建了全國的黨組織機構，黨員人數不僅沒有減少，一些地區甚至比魏瑪共和國時期還增加了許多。無論是俾斯麥的《反社會黨人非常法》，還是希特勒的納粹獨裁統治，都沒有把德國社民黨徹底摧毀。德國社會民主黨正是在痛苦的磨難中不斷成長。
解放者：尚未完成的任務
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是德國社民黨的基本價值，從該黨成立之日起就未曾改變過。
德國社民黨將民主、自由的解放思想同社會解放的思想結合起來，為建立和維護德國的民主制度作出了巨大貢獻。從建黨之初的反抗資產階級統治和獨裁、反對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到二戰期間的反對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一直到今天的反對新自由主義，德國社民黨始終致力于爭取更多和平與自由、更多公正與民主。德國社民黨驕傲地認為，自己在德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每每站在正確的一邊，至少是毫不動搖地堅持了民主。
同樣令德國社民黨人深感自豪的是，他們是唯一勇于投票反對納粹《授權法》的議會黨團。1933年3月23日，帝國議會討論納粹制定的、旨在建立獨裁政權的《授權法》。當時，左翼議員正因為國會縱火案而受到迫害，導致81名德國共產黨議員全部缺席，德國社民黨也有26名議員缺席。在納粹黨人的威脅下，保守的中央黨議員游說社民黨人說：“同意吧！沒看見嗎？要不然會有生命危險或者被驅逐。”然而最終，社民黨議員反抗了所有的壓迫和暴政，堅定地投了反對票。投票前，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奧托·韋爾斯在克羅爾歌劇院的國會講壇正義凜然地宣布：“我們的自由和性命可以被剝奪，但是尊嚴不可丟！”⑤——今天，這句話仍被鐫刻在社民黨總部的墻上。“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沒有摧毀社會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會從新的迫害中汲取新的力量。”⑥盡管德國社民黨的94張反對票未能阻止《授權法》的最終通過，但以巨大的勇氣投出反對票這一行動本身就捍衛并彰顯了德國社民黨始終秉持的自由、民主的理念。
德國社民黨人也曾為其毫不妥協的民主態度付出高昂代價。社民黨員朱力斯·雷貝爾因反抗納粹而被施以絞刑，他在臨刑前留給親人的信中寫道：“為了美好的和公正的事業而獻出生命是適當的代價。”⑦庫爾特·舒馬赫因投身抵抗運動，二戰期間在達豪集中營度過了10多年的艱苦歲月。戰后，他成為德國社民黨的著名領袖。
德國社民黨認為自己是德國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雖然有時態度不夠堅定，有時也犯過錯誤，但卻從未背叛過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在其150年的歷史進程中，是一個道德高尚的、沒有歷史污點的政黨。或許正因如此，德國社民黨才能夠成為德國唯一一個經歷了如此漫長的歷史時期而不用改名換姓的政黨。
德國社民黨也善于和解。曾任聯邦德國總理的社民黨人維利·勃蘭特在二戰時期曾投身反抗納粹的斗爭，他本人無需為納粹罪行負責，但他卻為了整個民族的歷史責任，于1970年12月7日的寒風中跪倒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定格了令整個世界為之動容的一幕。一個總理跪下了，一個民族站起來。勃蘭特的驚世一跪為德國贏得了負責任國家的聲譽。此外，勃蘭特在上世紀70年代倡導的新東方政策對東西方關系的緩和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國社民黨始終把自己稱作是“小人物”的政黨，堅持站在“小人物”一邊，為“小人物”服務。該黨許多領導人都是從“小人物”成長起來，這些曾經的“小人物”為眾多的“小人物”作出了大貢獻。在社民黨成立150周年的時候，德國有許多媒體不無嘲諷地稱社民黨為“老大媽”，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德國社民黨眷顧“小人物”的拳拳之心并以為“小人物”謀利益為己任。
150多年來，“小人物”們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社民黨和其他工人組織長期奮斗的結果。例如，1900年前后為德國成年男子爭取到普選權，社民黨的選票因此快速上升；到1919年，又為婦女爭取到選舉權。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因為有著為“小人物”抗爭的德國社民黨的存在，帝國統治者才不得不在19世紀80年代制定社會福利政策，包括事故保險、健康保險、養老金和失業救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