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5。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這主要得益于該市具有排名靠前的分配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4）、機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6）和中上水平的底線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7）。相對而言，對于該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杭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6。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底線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排名靠前（位列第5），但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14、第10）。通過進一步分析機會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四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相對較低的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相對偏低是造成兩個分項公平度排名偏后的主要原因。為此對于該市，通過采取積極的措施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提高GDP的“含金量”，以及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青島：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7。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處于中等水平（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8），但機會公平度排名偏后、分配公平度處于中下水平（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11、第9）。通過進一步分析機會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四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較低的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及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相對偏低是造成兩個分項公平度排名偏后的主要原因。為此對于該市，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大連：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8。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分配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處于中等水平（位列第8），但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均處于中下水平（在15個城市中均位列第9）。通過進一步分析機會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相對較低的義務教育完成率是該市機會公平度排名處于中下水平的主要原因。為此對于該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以及提高義務教育普及率，是今后進一步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寧波：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9。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均靠前（在15個城市中均位列第3）。但比較分析的結果還顯示，該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在15個城市中排在末位）。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該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且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偏低。為此對于該市，通過采取積極的措施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提高GDP的“含金量”，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哈爾濱：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0，人均GDP水平在15個城市排在末位，屬于人均GDP水平排名靠后，經濟社會公平度排名同樣靠后的典型城市。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前（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3），但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13、第10）。通過進一步分析機會公平度下兩個的二級指標，我們發現，該市中高等教育完成率較低。為此對于該市，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以及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深圳：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1。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前（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2），但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13和第14）。對15個城市機會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的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中高等教育完成率相對較低。對15個城市分配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的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相對偏低。為此對于該市，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武漢：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2。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分配公平度處于中上水平（在15個城市位列第7），但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在15個城市分別排在第11位和末位）。通過進一步分析機會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義務教育完成率偏低是該市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為此對于該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以及提高義務教育普及率，是今后進一步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成都：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3。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前（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4），但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12、第13）。對15個城市機會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的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義務教育完成率、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均偏低。對15個城市分配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的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均偏低。為此對于該市，通過采取積極的措施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提高GDP的“含金量”，提高義務教育普及率，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均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長春：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14。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前（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5），但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在15個城市中分別位列第14、第11）。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是該市分配公平度偏低的主要原因。為此對于該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以及通過采取積極的措施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提高GDP的“含金量”，是今后進一步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廈門：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5個城市中排在末位。比較分析結果顯示，雖然該市機會公平度處于中等水平（在15個城市中位列第8），但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在15個城市中分別排在末位、第12位）。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偏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均是造成該市分配公平度偏低的原因。此外，對15個城市機會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的比較分析結果還顯示，該市義務教育完成率相對較低。為此對于該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提高義務教育普及率，通過采取積極的措施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提高GDP的“含金量”，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均是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可能產生的誤差及后續可開展的研究說明
數據可得性帶來的限制。在五個二級指標的指標數據選取方面，主要是以數據的可獲取性為導向的，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標數據對于指標的準確反映水平，因此測評得到的結果與各城市的實際情況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難免。
更為深入的實地調研有助于對測評結果進行補充和修正。除了數據的可得性會給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指標數據的選擇帶來限制之外，現實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副省級城市，有其自身不同的發展特色、發展重點和難點，因此評價城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指標體系應盡量避免千篇一律。在本次測評的基礎上，若能就相關問題在15個副省級城市廣泛開展實地調研，不僅有利于準確把握各城市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而且有助于根據各城市發展重點等，針對不同城市設計不同的指標權重，進而對測評的結果進行修正和補充。
如若可以獲取更為詳實的各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將能夠在構建城市經濟社會公平度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之基礎上，從實證的層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還有哪些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因素，會促進或限制15個副省級城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提升。
（執筆：石晶 、于飛、 黃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