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農村扶貧開發、財政支農，是涉農腐敗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的三個領域
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后，中央持續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扶持力度，出臺系列支農惠農政策，從發展農業生產力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從推進新型城鎮化到農村扶貧開發，等等政策措施的出臺和落實，一方面為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基層干部擁有了更多的對資源和要素的支配權，進而使得基層干部所可能尋租、設租的空間較之前變得更大。
我們將“新農村建設”“農業產業化”“農村扶貧開發”“財政支農”“新型城鎮化”“改善農業設施”等13個涉農領域或環節分別設置為獨立的選項，并問及受訪者涉農腐敗問題在其中的哪些領域或環節表現得更突出。調查顯示，“新農村建設”（57.0%）、“農村扶貧開發”（55.1%）、“財政支農”（45.2%），在所有選項中排在了前三位。與此同時，還分別有37.1%、34.1%、30.8%的受訪者選擇了“新型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和“改善農業設施”。其他選項選擇比例見圖3。
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突出表現在農村生產生活方式較為落后、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水平相對低下、農村貧困問題依舊較為嚴峻三個方面。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百年奮斗目標日趨臨近，這三個方面，越來越成為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制約。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村扶貧開發、財政支農作為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的重要抓手，近些年一直被各界寄予解決新時期“三農”問題的厚望，也備受各方期待。在這樣的一種現實背景下，涉農腐敗問題在這三個領域的發生，不僅不利于農村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而且將大大影響到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乃至整個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
侵占、挪用征地補償款，是涉農腐敗的干部更主要采取的手段
對于涉農腐敗的干部，其主要采取的是哪些手段？調查顯示， “侵占、挪用征地補償款”（62.6%）、“變賣、私吞集體資產”（55.1%），為更多受訪者所選擇。此外，在受訪者看來，“套取、截留惠農資金”（53.4%），也是一些涉農腐敗的干部慣用的伎倆。相比之下，選擇“索取、收受賄賂”的受訪者人數，僅占29.0%的比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堅持“老虎”和“蒼蠅”一起打，加強了對干部權力尋租等行為的查處力度，這使得干部的作風得到了一定糾正，明目張膽索賄、受賄的現象大為減少，贏得了群眾的陣陣掌聲。但是應注意的是，中央關于加大支農惠農力度、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等決策和主張的提出，也使得地方干部在支配惠農資金和集體資產，以及推進集體土地流轉等方面有了更多所謂的可供“遵循”的政策依據。在這些領域，相對于直接地索賄和受賄，干部更加容易采取比較隱蔽的手法，而對干部在這些領域內的行為的監督，也變得更加困難，以至于其成了當前涉農腐敗問題的高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