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對政治學和西方國家世界觀帶來挑戰
中國發展模式及其實踐，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國際機構對于經濟發展與治理的話語權。中國發展模式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可能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之外，開創了第三條道路。
中國政治模式在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有其明顯的功效，能夠平衡程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中國經驗在西方代議民主體制的經驗之外，開創了另外一種取得“政治正當性”的可能選擇。中國政治模式的實踐經驗，對現有的比較政治理論構成知識上的挑戰。政治學者必須重新檢討“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傳統二分法，應該用廣義的“良好治理”指標，用能夠有效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作為判斷，來比較各種政體的表現以及正當性基礎。當使用這些本質性的指標來比較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時，我們才會對于政治體制的“程序”、“能力”與“結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視。
基于主權國家原則建構的國際秩序認為，國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強調普遍化原則，普世套用一個標準。但在中國傳統的天下體系世界觀看來，“獨善其身”并不可取，“兼善天下”、“己立立人”才是理所當然；局部與整體是有機的聯系，無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體。“多元一體、和而不同、休戚與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對于中國傳統天下體系世界觀，主權國家原則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種“偽善”，它讓強權擺脫了對于弱小者的道德義務，為實際上的支配與宰制提供掩護。中國傳統承認位階差序才能確立位于上者的特殊責任，確立大對小、強對弱的扶持義務。
在這種背景下，學術界應該多研究“大歷史”與“結構轉型”。應該思考我們正處于什么樣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們從哪里來？可能往哪里去？我們所處的時代受什么樣的歷史趨勢主導，又蘊含與累積了怎樣的趨勢轉折與結構轉型動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問題，比如：我們現有的知識架構與分析工具是否能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大問題？我們熟悉的概念與理論是提升了我們的視野還是遮蔽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熟悉的研究議程是否仍具有時代關聯性？
當今世界處于社會治理巨大變革前夕。網絡社會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讓公眾、社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互動方式面臨根本性變革。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讓利益攸關方的多方協商與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機動結合、及時反應，有百年歷史的西方代議民主與政黨政治模式將被迫轉型。
主題延伸
中國思想的“新轉型時代”已開啟
楊光斌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撰文指出：從張灝先生把1895年—1925年間稱為中國政治思想的“轉型時代”（即西方的各種思想、概念開始搶灘中國思想市場，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式微）算起至今的這一百年，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也就是三個30年。
第一個30年：西學1.0版，即從晚清到民國時期。這個時期除了個別概念，比如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初步學習者。這一時期的社會科學教授與其說是學問家，不如說是政治活動家，關注的多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因此，西學中的各種思想在中國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有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有英國式的多元主義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西學”中包含著彼此沖突的思想和學說。
第二個30年：照搬蘇聯模式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主要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多是蘇聯專家培養出來的，研究領域也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學說，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對于這一時期的理論工作者而言，詮釋經典作家的經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識形態語言來做社會科學研究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個30年：西學2.0版，即改革開放以后的一段時期。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大多是“留學生”，要么在西方讀學位、進修，至少讀的基本上是西方社會科學和政治思想的書，西方幾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譯到了中國。如果說第一時期的“西學”尚是一個多元的矛盾概念，這一時期的“西學”則主要是自由主義的一家之言。
可以說，沒有自己的概念、理論、方法所構成的“話語權”，構成了百年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體性特征。這也意味著思想的貧困，進而危及國家安全。在他國化百年之后，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應該到來了，“游離中國”的社會科學應該“回到中國”了。目前，中國思想的“新轉型時代”，即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已經開啟。自主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無疑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取向，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中國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國”。（鄧文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