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產權形式。所有權與使用權的歸屬問題是土地產權制度安排的基本內容。古代的井田制，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百姓在井田上灌溉耕種，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土地私有制產生后，地主以收取地租為條件，把土地租給農民耕種，相分離的所有權與使用權隨之進入了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的歷史時期。從東漢末年起，豪強地主乃至士族地主集團的勢力不斷膨脹，擁有所有權的地主與行使使用權的農民之間存在著比較嚴重的人身依附關系。明清時期，封建租佃關系中的地主與佃農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不斷走向衰落，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有了新的發展。
5.各朝代都注重提高國家汲取能力。提高國家汲取能力，為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提供必要的財力支撐，始終是中國歷代王朝維持統治的頭等大事。對傳統農業社會的中國來說，由于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也是財富之母、財富之源，歷史上的有為之君都善于處理土地利益分配關系，從中籌集財政收入。在各王朝的興替中，新王朝建立初期，國家資源動員能力和汲取能力比較強，但到了朝代中后期，國家汲取能力顯著下降，為確保財政收入，一方面苛捐雜稅叢生，農民不堪重負；另一方面財政入不敷出，改革土地制度和提高汲取能力的呼聲很高。
6.精細化管理土地歷史悠久。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比較擅長道德倫理教化，而不善于西方文化傳統中的量化思維、精細化管理，并認為這是中國工業化道路落后于西方世界的深層次原因。應該說，這樣的認識并不客觀。事實上，中華農業文明發達，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曾是世界上最早對土地進行精細化管理的國家。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禹時，就已有“九州”各地的土地調查；在西周青銅器彝器銘文中，便有土田的數字可稽；春秋中葉以后，魯、楚、鄭三國先后進行過田賦和土地調查；唐中葉尤其是宋代以后，私有土地日益發達，地籍逐漸取得與戶籍平行的地位；明代中葉以后，進行了全國統一的土地徹底清丈，魚鱗圖冊成為征派賦役和地籍管理的主要依據［3］30。還有，唐朝時期的租庸調制雖為不少歷史學家所推崇，但該制度的推行要靠賬簿戶籍的統計清查。實際上，如果管理的精細化水平跟不上，制度實施會很容易出現窘境，而這又會反過來迫使政府改進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