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公開有比政府信息公開更廣泛更多層面的意義
政務公開的主體、內容的范圍均大于政府信息公開（盡管政府信息公開的某些內容也有不屬政務公開的信息范疇的），如政務活動的動態公開，故政務公開有比政府信息公開更廣泛更多層面的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政府信息公開的意義之外進一步探討政務公開的意義。我認為，這種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政務公開是實現現代參與民主和協商民主的必需。對于傳統的議會民主或“傳送帶”民主模式而言，人民選舉產生政府，其目的是讓其傳送和執行“民意”。對于政府是否傳送和執行“民意”，人民必須享有知情權。為此，政府信息必須公開，必須建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
對于現代民主——參與民主和協商民主來說，政府信息公開同樣是必須的。但這還不夠，還必須有動態的、事前、事中的政務公開，如決策過程公開、立法過程公開、執法行為公開等。沒有政務公開，社會公眾不可能有效參與決策、立法和執法，不可能有效地與政府就決策、立法、執法的有關事項展開協商、討論、辯論，政府也就不可能廣泛地了解和聽取社會公眾的意見、建議和主張，更不可能將社會公眾的意見、建議、主張反映和體現在決策、立法和執法之中。因此，沒有動態的、事前、事中全過程的政務公開，參與民主和協商民主根本無法運作，從而也就不可能有參與民主和協商民主。
其二，政務公開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需。現代國家治理不同于傳統的國家管理，它必須依賴政務公開才能運作。首先，現代國家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它既包括作為傳統國家管理主體的政府，也包括作為傳統國家管理相對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特別是包括社會團體、行業協會、基層自治組織以及近年來不斷發展的NGO、NPO等。這些新型治理主體參與國家治理，顯然不僅需要政府信息公開，而且需要整個政務活動的公開；其次，現代國家治理的目標是人民的權利、自由和幸福，要讓人民有主人感，有獲得感。而人民的這種主人感、獲得感只能在政務公開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形成、深化；再次，現代國家治理的手段、方式是合作、協商、柔性的，不同于傳統國家管理手段的單方性與強制性。現代國家治理越來越多地運用行政指導、行政合同、協議，以及軟法工具。這些治理手段、方式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政務公開，或以政務公開為前提，或以政務公開為保障。
其三，政務公開是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必需。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不是為依法治國而依法治國，依法治國是黨和國家為了實現下述基本目標而推進的宏偉工程：國民的人權獲得較有效的保障和尊重；國家公權力，特別是行政權得到較有效的監督和制約；腐敗得到較有效的遏制和消減；社會公平正義得到較有效的維護和彰顯等。這些基本目標的實現哪一項都離不開政務公開，都必須依賴政務公開。
就尊重和保障人權而言，只有政務的決策和執行公開，國民才可能了解政府和政府官員對人權的態度和政府行為對人權的影響，才可能監督政府和政府官員，促其糾正對人權的侵犯和加強對人權的保護。就對公權力的監督、制約而言，政務公開本身就是關住公權力的制度籠子。有了政務公開，政府和政府官員就不可能恣意亂作為、不作為。就反腐敗而言，陽光、透明是防腐劑，政府信息公開對于防腐、反腐發揮了重大作用，政務公開的作用則更全方位，更具立體性。因為政務公開是事前、事中、事后的動態公開，政府和政府官員即使想腐也不能腐、不敢腐；就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和彰顯而言，政務公開不僅是防止公權力偏私、公權力尋租、公權力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為特權階層利益服務，以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條件、屏障，而且是讓社會公平正義以一種全體人民看得見的形態呈現出來，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增強人民對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信心。
（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