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增長理論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其中，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等數量問題一直被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問題，而經濟增長的質量，如經濟增長的結果、前景等方面直到近期才逐步受到關注。亞諾什•科爾奈在《突進與和諧的增長》一書中曾經指出過，“翻閱一下關于經濟增長理論的浩瀚文獻，我們發現，到處都在用寬泛的數量指標來描述增長過程，而發展過程的質量方面幾乎完全被忽略了”。在多恩布什與費希爾的《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過程“是生產要素積累和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的結果”。其中，“生產要素的積累”就是強調經濟增長的數量，“資源利用的改進或要素生產率增加”則是強調經濟增長的質量。
經濟轉型正是來源于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強調和重視，經濟轉型寓于經濟增長的過程之中，健康的經濟增長本質上代表了持續的經濟轉型過程。庫茲涅茨將經濟增長定義為給居民提供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能力的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建立在現今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調整的基礎上。按照庫茲涅茨的理論，經濟轉型能力的要素構成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知識存量的增加、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變換。這三方面的要素提升，共同影響了經濟增長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進而反映了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的經濟轉型能力。
1992年，中國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之后，中國的GDP經歷了超過10年的高速增長。但經濟增速仍然無法擺脫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后，隨著不同要素的產出逐漸步入“穩態”，經濟增速也逐漸“收斂”。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內容就在于如何適應從經濟高速擴張到增長收斂的轉變，以及在各種要素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下，仍然能夠保證相應的經濟產出。為了應對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國推出規模宏大的經濟刺激計劃。然而，在后危機時代，經濟刺激計劃產生的“副作用”也逐漸開始顯現，諸如金屬、能源行業產能過剩、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科技創新轉化為生產力不足等一系列現象反映了經濟增長動力明顯衰退。“螺旋式下降”成為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出的主要特征。這種經濟增長特征對于浙江省也不例外。但是還應該指出，浙江省經濟增長速度在1995-2014年這20年間多數年份是高于全國經濟增速的，只有個別年份低于全國經濟增速或與其持平（見圖1）。
此外，從中國31個省份的經濟增長情況看，盡管“十二五”時期，各省市如期完成了各自的目標，但由于受國內和國際形勢影響，加上各省份的資源稟賦差異，呈現出“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局面，不同省份的經濟轉型能力體現出不同水平。如在GDP增速方面，直轄市重慶在西部地區異軍突起、貴州通過主打“大數據”牌在欠發達地區展現出特殊轉型路徑，這些都為研究和提高經濟增長能力提供了規范、科學的樣本。
浙江省是處于經濟轉型深化期的八個省市之一，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和支持浙江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曾親臨浙江考察指導，就浙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面對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和經濟下行壓力，浙江省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全省上下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全面落實省委十三屆四次、五次、六次全會精神，認真執行省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決議；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突出轉型升級主線，守住百姓增收、生態良好、社會平安“底線”，著力抓改革、促轉型、治環境、惠民生，統籌推進“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換三名”、浙商回歸等重點工作，打好轉型升級組合拳；各項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全年經濟運行平穩健康，主要經濟指標處于中高速增長合理區間，結構、效益持續向好，民生不斷改善，為“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
浙江是我國對外開放早、開放程度高的沿海省份之一，外貿順差全國最大，境外投資合作全國第一。在浙江固有的產業基礎、技術優勢、區位優勢等以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門戶政策紅利和浙商回歸的共同作用下，浙江有效投資進一步增長。當前浙江堅持以“五大發展”為引領，以“八八戰略”為總綱，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定不移深化改革開放、強化創新驅動、打好轉型升級組合拳、推動城鄉區域協同發展、保障改善民生、提高發展質量效益，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上打持久戰，戰術上打殲滅戰，穩中求進優發展，統籌兼顧促協調，做強實體拓市場，守牢底線保平安，為干好“一三五”、實現“四翻番”，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