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產生的誤差說明
現實中，即便是處于一個省區(qū)內的地市，其相互之間所處的發(fā)展階段也不盡相同，何況是跨區(qū)域的不同省區(qū)的地市。本測評結果可能與人們對珠江—西江經濟帶各地市（州）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的直觀印象有一些偏差，出現了一些經濟水平相對靠前，在測評結果中排名相對靠后的地市（州）。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各地市（州）當前處于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造成的。例如，按照經濟學中經典的“ U”型曲線，隨著一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均生產總值的不斷提高，該地區(qū)的經濟社會公平度很有可能經歷一個先下降、再上升的過程。因此，對于處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地市（州），相互之間在經濟社會公平度方面并不完全具有絕對的可比性。不僅如此，各地市（州）因自然資源、地理區(qū)位等條件的不同，經歷的“ U”型曲線拐點處所需要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也會不同，而且還有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這也是我們在本次測評以及此前開展的系列測評中，都出現了一些經濟發(fā)展水平較高的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反而相對較低的原因。然而也正是因為經濟社會公平度隨著經濟發(fā)展水平的變化往往呈現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趨勢，對于仍處于全面發(fā)展經濟的中國各地區(qū)而言，長遠來看，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提高對推進經濟持續(xù)發(fā)展以及經濟水平健康、快速提升至關重要。
數據可得性帶來的限制。雖然我們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理論分析模型，并以理論為指導選擇了最為接近的指標數據，構建了一套較為系統全面的指標體系，但是在六個二級指標的指標數據選取方面，主要是以數據的可獲取性為導向，以能夠查詢到的各種公開數據為基礎，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標數據對于指標的準確反映水平。因此，測評得到的結果與各地市的實際情況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難免。
比如，人們的機會公平，除了體現在教育方面之外，也體現在就業(yè)、職業(yè)培訓、健康養(yǎng)老等多個方面，因此單純以教育方面的公平來反映機會公平，難免會出現一定的偏誤。再比如，如我們在前文的指標選取說明之處所述，底線公平主要反映的是人們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情況的公平程度。城鄉(xiāng)居民之間的消費水平狀況，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呈現，但是諸如行業(yè)之間、不同年齡段人口之間的消費差異情況，以及人們相互之間基本的生活消費支出結構差異等，也對底線公平有一定的解釋，然而限于數據可得性上的困難，我們并沒有將這幾方面的數據統一納入衡量底線公平的指標中，而是僅僅以城鄉(xiāng)居民消費差異以及低保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兩個數據，對底線公平進行了近似的衡量和反映。
更為深入的實地調研有助于對測評結果進行補充和修正。除了數據的可得性會給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指標數據的選擇帶來限制之外，現實中處于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各地市（州），有其自身不同的發(fā)展特色、發(fā)展重點和難點，這已經被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所指出并得到證實。因此在實際的測評工作中，評價地市（州）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指標體系應盡量避免千篇一律，這不僅應反映在具體指標數據的選擇上，還應該反映在各指標權重的確定上。也正因此，在本次測評的基礎上，若能就相關問題在珠江—西江經濟帶三省區(qū)19地市（州）廣泛開展實地調研，不但有利于準確把握各地市（州）所處的實際發(fā)展階段，而且有助于根據各地市（州）發(fā)展重點，針對不同地市（州）設計不同的指標數據以及確定不同的指標權重，進而對本次測評中得到的初步結果進行修正和補充，有效助力區(qū)域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提升和區(qū)域合作開放與協調發(fā)展的加強。
如若可以獲取更為詳實的各地市（州）經濟社會發(fā)展數據，將能夠在構建地市（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基礎上，從實證層面更深入探索究竟還有哪些經濟社會發(fā)展方面的因素，會促進或限制珠江—西江經濟帶三省區(qū)19地市（州）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提升。比如，如果我們能夠獲取到關于19地市（州）近十年有關經濟發(fā)展、宏觀調控、產業(yè)轉型、城鄉(xiāng)社保、基礎設施建設、生態(tài)環(huán)境等方面較為全面的相關數據，那么可以通過構建相應的面板數據模型，在測算出19地市（州）十年來經濟社會公平度得分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應用相關的統計分析軟件，開展計量分析，進而找尋出可能影響19地市（州）經濟社會公平度的財政、金融、基礎設施構建等方面的深層次因素。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以此為基礎，應用趨勢分析等實證方法，對19地市（州）今后經濟社會公平度的變動情況進行研判。
【執(zhí)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王禮鵬（見習），統稿：人民智庫研究員 于 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