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思想方法層面認清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
楊軍：歷史虛無主義慣于為自己披上學術研究的外衣。它反對馬克思主義史學關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結論，宣揚研究歷史要抱持“超然的、中立的”態度，要堅持“客觀標準”。但實際上，歷史虛無主義卻在大力宣揚近代西方列強給中國“帶來了現代文明”，中國人抵抗就是“盲目排外”，其價值取向恰恰非常鮮明，所謂“客觀”“中立”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幌子。歷史虛無主義強調它是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實證研究，但其研究和敘述往往陷于形而上學，存在以下突出錯誤：其一，簡單化判斷。歷史虛無主義濫用史料分析法，以微觀層次的證據解釋宏觀層次的歷史過程，或者局限于用某類特征來分析和解釋各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其二，選擇性觀察。基于預設的目標，一些研究者往往對符合目標的事例、證據大書特書，而對與自己觀點不一致甚至沖突的信息則忽略、排斥。比如，為了推崇民國就大力渲染民國時期大學有學術自由、國民黨對大學教授尊重和優待，而對國民黨控制高校、殘害進步學者和學生只字不提。其三，過度概括。歷史虛無主義通常擴大證據的適用范圍，以得出所需的結論。如以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某些失誤和曲折來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其實，歸納、推論超出證據的有效范圍，必然導致結論的荒謬。其四，想象臆斷。歷史虛無主義或是擴大心理分析法的適用范圍，或是根據孤證、偽證來推斷得出某個結論，或是根據一些偶然性因素臆想歷史發展的某種可能。這些錯誤表明，歷史虛無主義的實證研究實際上只是形式實證、偽實證，它沒有遵循嚴格的學術研究方法和規范，對歷史的敘述實際上是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務。
鄭師渠：一些研究者陷入歷史虛無主義，除了在理論上受后現代主義影響，還有以下原因：其一，對歷史缺乏應有的敬畏。著名史學家錢穆曾強調說，每一位國人都必須了解本國史并心存“溫情與敬意”，而不容“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的歷史為無價值；尤其不可自以為是，將現實中的“種種罪惡與弱點”，都諉于古人。這是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應當說，一些人一味抹黑新中國的歷史，誣之為“苦難的歲月”，恰恰暴露出自己對歷史缺乏應有的敬畏，“淺薄狂妄”和陷入了“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其次，陷入了歷史相對主義。盡管歷史無法再現，因此歷史認知具有相對性，難免見智見仁，但人們對于歷史的既有認知仍具有客觀真理性，不能陷入相對主義或隨意顛倒歷史。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就曾指出，史學研究畢竟材料大多完備，故“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這就是說，史學以史料為基礎，是非得失自有評判標準，與主觀臆說不能混為一談。一些人為抹黑新中國，刻意將民國時期說成是“充滿人情味”的“溫柔之鄉”“真正的新中國”。事實上，只需翻開《申報》之類當時的報刊，其謊言便會不攻自破。因為每天報刊上充斥的無非是國衰民窮、令人心酸的信息，哪有什么“溫柔之鄉”？其三，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某些人看問題，不是將其置于特定歷史條件下作綜合和長時段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況古，難免得出有失偏頗的結論。其四，囿于個人情感。某些人因個人或親友在歷史上受到過不公正對待，心中陰影猶在，不能超越個人恩怨客觀看待歷史。此雖可以理解，卻非治史之道。
于沛：歷史虛無主義雖有諸多表現形式，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歷史唯心主義的理論基礎上。正是在這個立場上，歷史虛無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歷史觀有了共同語言。它們都否定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否定人類從野蠻、蒙昧不斷走向進步的歷史進程，否認客觀存在的歷史真理，否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批判歷史唯心主義時，強調要“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歷史不是作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而告終的”。重溫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和施蒂納深刻的批判，對今天我們認識后現代主義歷史觀和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仍有重要指導意義。如果說費爾巴哈和施蒂納的歷史唯心主義更多地從哲學概念和范疇中表現出來，那么，歷史虛無主義秉承后現代主義歷史觀、聯系具體的歷史進程所表現出的歷史唯心主義則更荒謬、更極端。1844年，施蒂納曾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當時的德國思想界風靡一時。他的名言是：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東西高出于我。“我”是萬物的主宰和尺度，一件事的對或不對，由“我”決定。這種主觀臆造的、虛幻的理論與方法，在歷史虛無主義的著述中比比皆是。歷史虛無主義仰承后現代主義思潮的鼻息，通過對客觀歷史事實的解構、拆解“重新定位”和“徹底消解傳統”；通過對歷史過程“宏大敘事”的徹底否定，將歷史碎片化，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孤立化、抽象化，其實質是企圖“重寫”歷史、消解主流思想輿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