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經營者在城市面臨愈來愈嚴格的監管，其便轉而把觸角伸到農村。農村消費市場上假冒偽劣產品的流行，的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城市的消費市場也并非想象那么好。不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假貨問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只不過，在農村，假冒偽劣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更加明目張膽、有恃無恐。
之所以如此，既因為農村消費者的過度的價格導向（只求便宜而不考慮質量）和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又因為農村的消費市場過于分散，對其監管無法形成類似于城市消費市場監管那樣的規模效應。同時，由于更愿意承擔產品質量的自我監控的大品牌公司出于效率的考慮，不大愿意進駐農村市場，就為假冒偽劣生產經營者留下了市場空間。
“議程地位”決定了農村消費者保護力度
那么，究竟應該怎樣來解決農村消費市場的假冒偽劣商品流行的問題呢？歸納起來，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有必要提高農村消費者的品牌辨識、風險預防和消費者維權等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另一方面，有必要加強對農村消費市場的監管力度。不論是對農村消費者進行教育，還是加大對農村消費市場的監管，都屬于消費者保護的范疇。它都需要政府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并有更多的人去做。
就消費者保護問題來說，如果要求上級政府去直接監管廣大的農村市場，顯然有些力所不及，因為農村市場太大，直接監管缺乏足夠的人力物力財力。而基層政府已經承擔了許多責任，其中一些責任未履行好的話，就會在績效考核中遭到一票否決。所以，關于農村消費者保護，必須同基層政府的其他職責聯系起來考慮。在某種職責上是否得到以及得到多少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的配置，取決于這種職責的重要性與其他職責的重要性的比較。某種職責的重要性的排序越靠前，所能配置到的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就越多；反之，就越少。這種依據職責或任務的重要性排序來配置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的情形，就叫做“議程地位”。在這里，所謂“議程”（agenda），就是議事日程，即排在當下日程中要做的事情。
從現實來看，農村消費者保護在基層政府那里的“議程地位”并不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基層政府看來，還有很多其他比它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方面，基層政府需要對上級負責，而他們所面對的上級是多個部門，而每個部門都會對基層政府提出職責要求。另一方面，基層政府也要依據本地實際情況所引發出來的多項任務來進行重要性排序。當基層政府缺乏足夠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來一一落實所面對的各項任務時，他們只能把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向更重要的任務傾斜。其他任務就只能勉強應付，或走個過場。目前所進行的整頓形式主義、給基層減壓，涉及的就是基層政府在面對過多職責要求時，不得不在某些職責的履行上“走過場”來向上級交差。
可見，要對農村消費者進行有效保護，就必須提高這項任務在基層政府中的“議程地位”。但是，這項任務的“議程地位”的提高，往往涉及其他任務的“議程地位”的相對下降。在基層政府的給定的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的情況下，執行某些任務的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的增加，就意味著執行其他任務所得到的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的相對減少。這種情形，就叫做“議程競爭”。不同的任務均在對給定的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進行競爭。
在“美好生活”這個總議程的統攬下，經濟增長議程和農村消費者保護議程之間是可以銜接起來的，二者可以相互促進
那么，農村消費者保護能否在基層政府的“議程競爭”中獲勝呢？從目前情況看，似乎比較難。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重點不在于拔高農村消費者保護的“議程地位”，而在于減少或合并基層政府的“議程”。道理很簡單，議程越多、越細，分給每個議程的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相對就越少。這意味著議程增加了，議程競爭也變得激烈了。如果能夠把一些“議程”合并，不但能減少議程，從而使每項議程獲得的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相對多些，而且還有可能減少不必要的“議程競爭”。
“議程競爭”的一個現實例子，就是經濟增長議程和農村消費者保護議程的競爭。一些基層政府為了經濟增長，而對本地的假冒偽劣商品的生產經營現象“睜只眼閉只眼”。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基層政府眼里，經濟增長的議程地位，高于農村消費者保護的議程地位，因此，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分配給經濟增長的議程就多了，分配給農村消費者保護的議程就少了。
要解決“經濟增長”議程和“農村消費者保護”的議程之間的競爭性，不必用提升后者議程地位或打壓前者議程地位的辦法。保護消費者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市場競爭的秩序，更有利于經濟的增長。保護消費者與經濟增長本來就是不矛盾的。把本來不矛盾的議程，人為地分割為相互競爭的兩個議程，勢必人為地造出議程矛盾來。過去之所以會人為地造成一些議程矛盾，根源在于各項議程之間缺乏一個統攬全局的最高議程。十九大報告已經提出了這個最高議程，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很顯然，“經濟增長”只是這個最高議程（即“美好生活”議程）下面的一個分支議程。如果經濟增長導致假冒偽劣產品的流行，那么，它就違背了“美好生活”的最高議程。而農村消費者保護議程，恰恰是一個有助于遏制經濟增長議程違背“美好生活”議程的制衡性議程。如果農村消費者保護議程和經濟增長議程合并，就更能符合統攬性的“美好生活”議程。
因此，在“美好生活”這個總議程的統攬下，經濟增長議程和農村消費者保護議程之間是可以銜接起來的，二者可以相互促進。這種議程與議程之間的銜接性和相互促進的情形，可以叫做“協同議程”或“議程的協同性”。可見，要減少“議程競爭”現象，就要盡可能把各個本來不應該相互競爭的議程，合并為“協同議程”。在這種“協同議程”中，一個小議程做好了，可以為其他各個小議程的同步改進創造條件，使得這些小議程之間形成了相互促進、協同改進的狀況。
顯然，要讓基層政府解決農村消費者保護的問題，不在于人為地拔高它的“議程地位”，而在于提高這個議程與基層政府所面臨的其他議程之間的協同性。因此，對于基層政府的考核，必須采用“協同議程”的考核方式，而不是“議程分割”的考核方式，尤其是要慎用“一票否決”的方式。
此外，農村消費者保護的議程，僅僅依靠基層政府是不夠的，還得借助媒體和群眾的力量。基層政府官員的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畢竟是有限的。如果能夠把媒體和社會的力量調動起來，農村消費市場的監管就多了很多幫手。如果能夠有效地動員社會的力量來協助監管，農村消費市場上那些假冒偽劣生產經營者就沒有隱身的空間。在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問題上，若媒體監督缺位，則會導致消費者的權益的保護被弱化。目前農村消費者頻頻被假冒偽劣商品所“坑害”，就是例證。因此，如何讓農村不會變成消費的“鄉愁”，切實加強對農村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涉及治理創新的更深層的問題。它不是一兩句義憤填膺的口號就能解決的。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