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先生是頗具有文化自覺與自信的大家。當年在文化熱中，他關于國民性之優根性和民族精神的演講與文章，影響很大。張先生特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的創造性解讀，而這兩方面都與我們的現代化建設息息相關，給予我們啟發良多。

“古代雖沒有價值觀的名稱，卻有關于價值的學說”

張先生認為：“中國哲學中，與文化發展關系最密切的是關于價值的思想學說。古代雖沒有價值觀的名稱，卻有關于價值的學說。”他肯定儒家強調道德價值的重要性。孔子講“君子義以為上”，“好仁者無以尚之”，就是認為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即表明人們為了實現道德理想可以犧牲生命。孟子更明確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價值，“人人有貴于己者”，這固有的價值即“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天賦的，別人不能剝奪的。荀子雖不承認道德是天賦的，但也肯定人的價值在于“有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儒家確實是主張道德價值至上的。墨家肯定“天下之大利”“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認為公共利益是最高的價值。墨家認為道德最高的準則是天下之大利，可以說是公利至上論。道家強調價值的相對性，可稱為相對價值論。法家則完全否認道德的價值，可稱為道德無用論。這是張先生對諸家價值觀的基本定位。

張先生首先把價值觀的主要問題分析為二：一為價值的類型與層次的問題，二為價值的意義與標準的問題。就類型而言，真為認識的價值，善為行為的價值，美為藝術的價值。他又指出，人本身也有價值。人生的價值何在？如何生活才有價值？這是每一個自覺的人不能不回答的問題，而人生價值問題也包含關于真善美的價值。他系統研究了春秋時代的三不朽說、孔子“義以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論、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價值論、孟子宣揚“天爵”“良貴”的人生價值論、道家“物無貴賤”的相對價值論、《易傳》與荀子關于價值標準的學說、法家的道德無用論、董仲舒“莫重于義”的價值觀、王充提倡“德力具足”的價值觀、宋明理學的價值觀、王夫之“珍生務義”的價值論等的見弊得失，最后對古代價值觀做出總的評價。他認為，兩漢以后，儒家的價值觀占據統治地位，成為中國文化的主導思想。儒家肯定人的價值，強調道德的重要，對于傳統社會的精神文明發展起過巨大的作用，但在義利關系、德力關系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出現了嚴重的偏向，不關注如何提高物質文明的問題。他說：“儒家強調道德的尊貴，高度贊揚‘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這對于中華民族的成長和發展，確實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道德理想與物質利益是密切相關的。如果忽視人民的物質利益，則道德將成為空虛的說教了。”他又說：“義利問題爭論了兩千多年，到現在也還有其實際意義。現今的觀念變革，應該對于義利關系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古代儒家‘重義輕利’是片面的；但是，如果‘重利輕義’，專門謀求個人私利，以權謀私，見利忘義，那就更是錯誤的了。”“西方有所謂‘力之崇拜’，對于西方近代文化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中國儒家思想可以說是‘德之崇拜’。無論片面強調力或片面強調德，都屬于一偏，正確的方向是德力的統一。”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早中期，張岱年先生重視傳統價值觀的研究，一方面肯定儒家優長，強調道德人格、仁義價值的創造轉化，另一方面又批評儒家的局限，借取諸家和儒家非主流派，倡導義與利、德與力的辯證統一。張先生自覺地為當時的經濟改革和思想解放服務，因為在觀念上與行為上統一義利、德力，在彼時也是一現實問題。

張先生當時并未將學術史研究屈從于時勢，但他關注時代問題的挑戰，從理論與思想史的討論中追溯歷史包袱的由來與解決方案，表現了一位哲學史家的可貴的理論自覺、高超的智慧與嫻熟的能力。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經世致用傳統的展現。

“中國新文化的燦爛未來，有待于思維方式的更新”

除價值觀的轉化外，張先生還關注另一個問題，即思維方式的問題。

張先生指出，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點，一是長于辯證思維，二是推崇超思辨的直覺。中國辯證思維強調整體觀點，推崇直覺。“由于重視整體思維，因而缺乏對于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覺，因而特別忽視縝密論證的重要……在這方面，我們只有誠心誠意地學習西方。在今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新時代，必須做到思維方式的現代化。既要發揮辯證思維的優良傳統，更要學會縝密分析、進行實驗的科學方法。中國新文化的燦爛未來，有待于思維方式的更新。”這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他當時研究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現實性、目的性和針對性。

張先生在《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概說》一文中，全面地討論了傳統思維方式的優劣得失。他指出：“中國傳統哲學的辯證思維，主要包含兩點，一是整體觀點，或曰整體思維；二是對待觀點，或曰對待思維。”他研究了傳統哲學的直覺方式，指出直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慣常思維的局限，啟發嶄新的理解。關于分析方法，他指出，傳統哲學中，分析方法不甚發達，但亦非完全沒有。中國哲學中有思與辨，墨家、名家對分析思維有貢獻，宋明理學家中，朱子兼重分析與綜合。他指出：“模糊思維是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主要缺點。我們現在要改造傳統的思維方式，首先要變革模糊思維。”

張先生認為，比較具體的思維模式中，陰陽五行模式值得重視，用相生相克說明五個類型間的相互關系，有一定效果或意義，當然現在不應拘泥于這種解釋模式了。“經學模式限制了思想自由的發展，束縛了創造性的思維，對文化學術的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張先生強調，不能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應進行分析。傳統思維方式的優點在于辯證思維，缺點是分析方法薄弱。“中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與西方哲學的辯證法，亦有不同之處。中國比較強調對立的交參與和諧；西方比較強調對立的斗爭與轉化。”他指出，我們應對傳統辯證思維予以提高與改進，致力于辯證思維的條理化。同時，我們應大力學習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于分析思維的精密化。思維方式的改進，應使辯證思維與分析思維這兩者相輔相成，統一起來。

以上足見張先生有關思維方式的研究，意在變革、改進，是對改革開放時期的哲學問題與方法的回應，具有方法論的啟示。

（作者為武漢大學哲學院教授）

閱讀延伸

張岱年及“文化綜合創新論”

中國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先生于上世紀30年代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論”。他“主張兼綜東西兩方之長融合為一”，“不要平庸的調和，而要作一種創造的綜合”。張岱年主張“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其中“唯物”指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與中國傳統的辯證唯物論；“理想”指中國傳統的道德與人生哲學；“解析”即西方的邏輯分析法。他認為，中國哲學發展的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的道路。　　（左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