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付劍偉 新疆供銷集團黨委委員、副總經理
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指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寫入“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請問，“內卷式”競爭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哪些影響，如何整治和解決？
解讀：劉志彪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院長、教授
“內卷式”競爭現象實際上描述了一種過度競爭的狀態，其中資源投入與產出比例失衡，導致無效的內部消耗和可能的惡性競爭環境。我國“內卷式”競爭現象主要發生在一般制造業領域，長期存在著“擴大產能—化解產能—產能繼續擴張”的治理難題。地方招商引資政策也存在“門檻一降再降、成本一減再減、空間一讓再讓”的低水平讓利競爭現象。當前，落后低效產能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卷式”競爭，是阻礙經濟進入正常發展序列的主要因素。防止“內卷式”競爭，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
“內卷式”競爭的表現形式
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看，內卷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供需失衡下的價格混戰。產能擴張遠超市場容量增長，引發惡性價格戰。當一個行業的生產能力或供給能力顯著超過其市場容量的擴張速度時，每個企業所占的市場份額都在不斷縮小。以汽車行業為例，“造車容易，賣車難”，這句話反映了當前汽車行業產能擴張的速度過快、市場跟不上以及競爭空前激烈的現象。中國汽車流通協會調查顯示，2023年汽車經銷商虧損比例為43.5%，盈利比例為37.6%，較2022年虧損面收窄1.7%，盈利面擴大7.9%。但在經銷商利潤結構中，新車銷售虧損嚴重，毛利貢獻為-15.6%，售后和金融保險及衍生業務毛利貢獻占比提升。2024年1—7月，中國汽車經銷商庫存預警指數一直在50%以上，6月份達到62.3%。“價格混戰”是汽車行業反噬利潤率的主要原因，庫存壓力增大、市場供過于求是價格戰的導火索。
要素投入邊際收益遞減。“內卷式”競爭主要表現為要素投入的邊際收益遞減，直至邊際收益降至零或變為負值。在過去的招商引資過程中，地方之間為了吸引大項目，競相提供優惠條件，如“三免兩減半”“五免五減半”等政策，不僅犧牲了要素投入的合理報酬，損害了國家利益，還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自由裁量權過大的招商引資行為，不僅使利益過多流向資本所有者，還滋生了大量為獲取項目利益一擁而上的群體，進而導致產能過剩。
創新缺失下的同質化競爭。在缺乏創新的環境中，技術依賴模仿，產品缺乏差異化，企業間的競爭往往表現為同質性競爭，并最終演變為惡性價格戰。由于同質性競爭的產品缺乏差異化和定價能力，企業無法通過產品特性來控制市場份額，因此也就無法提高價格，只能通過降低價格來競爭。
產業鏈生態惡化。中國在終端產品領域擁有強大的生產能力，形成了眾多行業巨頭。然而，這些巨頭往往把它們之間的激烈競爭壓力，通過各種方法與渠道轉嫁給上游供應商。
“內卷式”競爭的深層成因
從技術層面來看，行業的技術創新停滯與路徑依賴，使企業無法突破舊有的技術范式，被鎖定在舊技術軌道，構成同質化競爭。如光伏行業依賴成熟工藝，工藝創新不足導致同質化擴產；制造業“重硬偏軟”，工業軟件底層技術受制于人。
從供需結構來看，外需波動疊加內需不足造成供需結構的失衡，致使制造業產能過剩難以消化。此外，我國長期定位為世界供給中心，目前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尚未完全建立，居民消費受制于社會保障不足，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尚未完全釋放。
從制度層面來看，產業政策與行政區分割格局對于推進基于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國內產業循環體系產生困擾。具體來說，行政區域格局讓競爭主要在塊狀經濟之間展開。在塊狀經濟內部，協調機制往往是行政命令與市場協調的混合體，而外部協調機制則主要依賴于地區間的行政關系。這種狀態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公平競爭，也放大了產能容易出現過剩的制度性成本。內卷其實也跟中國企業的競爭戰略理念有關。經常看到，某些行業的產能并未過剩，內卷現象卻依然存在。因為一些企業秉持競爭的零和博弈觀念。
整治“內卷式”競爭的路徑
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加強企業的自主性、決策獨立性建設，實施硬預算約束。沒有硬預算約束，企業就不會謹慎使用資源，也不會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樣的企業無法在市場中進行有效的競爭。另外就是進行地方政府參與競爭的體制改革。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要從權力制約、職能分離等方面，依據法治化來慢慢解決。在國家宏觀層面，需要產業政策轉型來對待。
支持產業政策向前端轉移，而非后端的產能復制。面向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產業政策應當更加注重支持前端的研發與創新。盡管這可能導致一定資源的重復投入，但實際上這是技術進步所必需的成本與代價。一旦有企業通過研發取得成果并申請專利后，其他企業就會自然退出。
調整產業政策補貼的方向。以往的政策多傾向于補貼生產者，這種做法容易導致產能過剩、企業尋租與腐敗。當前政策應轉向補貼消費者、用戶和客戶，以此來擴大市場需求。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有效緩解“內卷”問題。
產業政策的實施方法轉型。過去的做法主要是挑選輸家與贏家，事先不通過競爭就選擇性地支持那些被認為具有競爭力的企業。這種做法除了造成不公平之外，也會助長產能過剩。當前產業政策應當支持創造有利的、公平競爭的創新環境，而不是單純地支持特定企業。
產業政策實施的主體上移。應與地方政府職能改革相結合，將地方主導型產業政策轉變為中央主導型產業政策。這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本前提。如果產業政策職能繼續由地方政府主導，市場被地方政府的產業競爭手段分割成塊狀結構，全國統一大市場就難以形成。中央主導型產業政策的實施并不意味著回歸計劃經濟，而是要減少產業政策的數量，讓中央政府集中資源支持幾個關鍵產業。在大多數發達國家，產業政策通常都是中央政府的職能，地方政府很少涉足。我國的特殊情況在于，產業政策大多由地方政府主導，地方政府并非出于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是參與市場競爭，這導致了市場的分割。因此，將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產業政策，放在中央層面統一執行，有利于實現規則的一致性、政策的統一性和行動的協調性。此外，對產業政策的另一項重要改革方向，是產業政策競爭化使用。一方面是把產業政策當成強化競爭能力和技術突破來推動，另一方面是運用競爭政策實現產業發展的戰略目的。這是一項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內卷式”競爭本質是市場機制失靈與政策扭曲疊加的結果。實現破局則需堅持“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協同，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消除行政分割，以創新驅動打破低端鎖定，以制度變革約束非理性擴張。唯有如此，方能將“內卷”壓力轉化為“外拓”動力，推動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