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王藝明
新發展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發展階段就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階段。”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要深刻把握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核心要義和實踐要求，從習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時的工作實踐中汲取智慧，推動我國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習近平同志地方經濟工作的實踐探索
正定時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實踐源頭。1982年，習近平同志面對河北省正定縣“高產窮縣”的發展悖論，創造性地提出“半城郊型”經濟發展戰略，在破解“高產窮縣”困境中形成了多個重要理論創新成果：確立實事求是的發展方法論，通過核減征購任務、調整產業結構等舉措，轉變當時片面追求產量指標的發展模式，體現了經濟發展必須遵循客觀規律的基本原理；構建系統協調的發展觀，統籌推進農業結構調整、鄉鎮企業改革和人才引進政策，形成了要素協同發力的系統化改革思路；奠定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將提升農民收入作為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標，這一價值理念后來發展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核；等等。正定實踐通過制度創新激活要素市場、優化資源配置、釋放發展潛能，不僅實現了縣域經濟從單純追求產量向綜合效益提升的轉型，更在方法論層面形成了“立足實際、尊重規律、服務人民”的經濟工作范式，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基礎。這些探索深刻揭示了經濟發展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系統思維和人民立場的辯證統一，對新時代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福建時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深化發展的重要階段。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間創造性地探索出區域協調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路徑，形成了多方面的理論創新成果：提出“弱鳥先飛”的發展辯證法，強調貧困地區既要正視“弱”的客觀現實，更要發揮“先飛”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四下基層”工作機制激發內生動力，體現了發展經濟學中關于后發優勢的理論創新；構建“山海協作”的區域協調機制，突破地理空間限制，推動沿海與山區形成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新型區域關系，為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供了實踐基礎；確立“生態省”建設的戰略思維，將“森林是水庫、錢庫、糧庫”的生態價值觀融入發展實踐，率先探索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路徑；等等。特別是“3820”戰略工程展現了長遠規劃與系統推進相結合的方法論創新，通過“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執政理念，實現了短期目標與長期戰略的有機統一。福建實踐深刻體現了經濟發展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戰略定力和底線思維。這些探索為新發展理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實踐支撐，彰顯了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于統籌發展與安全，兼顧效率與公平、局部與全局、當前與長遠的辯證統一關系。
浙江時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體系化發展的重要階段。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提出“八八戰略”，開創性地探索了高質量發展路徑，形成了多方面的理論創新成果：構建了文化與經濟融合發展的理論框架，提出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的重要論斷，將文化軟實力建設納入區域發展戰略，通過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現代文化產業培育的有機結合，形成了文化賦能經濟發展的實踐范式；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破解了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二元對立的傳統思維，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價值引領和實踐路徑；形成了創新驅動的制度設計，通過“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科技特派員制度”等，構建了人才、技術、資本等創新要素高效配置的體制機制；等等。浙江實踐深刻體現了經濟發展必須堅持系統思維、創新引領和生態優先的基本原則。這些探索不僅為新時代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經驗，更在理論層面構建了新發展理念的雛形，彰顯了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于發展目的、發展動力和發展方式的辯證統一。
上海時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在開放型經濟領域深化拓展的重要階段。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以制度創新為突破口，系統性地探索了高水平開放與高質量發展的理論范式，作出了多項理論貢獻：構建了制度型開放的理論框架，通過全國首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確立了政府職能轉變與制度創新的聯動機制，為深化改革開放提供了制度供給；創新性地提出了黨建引領城市治理的范式，通過構建單位黨建、區域黨建、行業黨建的協同機制，實現了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領導；確立了制度創新驅動高水平開放的發展路徑，以金融開放和科技創新為雙輪驅動，形成了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等等。這一系列實踐在理論上突破了傳統發展模式的局限，系統闡釋了制度創新、系統集成與開放引領的辯證關系，不僅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實踐樣本，更深化了對改革與開放內在統一性的認識，彰顯了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于制度型開放與高質量發展協同推進的理論邏輯，以及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規律。
地方實踐的理論升華與新時代發展
從“八八戰略”到新發展格局：內需培育與國內大循環的理論演進。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提出的“八八戰略”，開創性地探索了內需驅動型發展模式，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這一戰略蘊含三個核心邏輯：首先，構建了創新驅動的內需培育機制，通過“騰籠換鳥、鳳凰涅槃”推動產業升級，將傳統產業優勢轉化為供給適配性，形成了“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的內生增長路徑；其次，形成了區域協同的市場整合范式，以“山海協作”打破行政壁壘，促進要素跨區域流動，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了區域實踐樣本；最后，確立了制度型開放的改革方法論，通過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提升經濟效率，實現了內循環質量與外循環能級的同步提升。這一實踐深刻揭示了內需戰略與高質量供給的辯證統一關系，即通過創新驅動提升供給體系質量，通過制度創新暢通經濟循環，通過區域協同優化資源配置。浙江經驗表明，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堅持系統思維，將產業升級、制度創新和區域協調有機統一，形成供給與需求、國內與國際、改革與發展的良性互動機制，這一理論邏輯為新時代統籌發展與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引。
從“弱鳥先飛”到共同富裕：扶貧經驗與鄉村全面振興的理論演進。習近平同志在福建寧德工作期間提出的“弱鳥先飛”理念，系統闡述了貧困地區發展的內生動力培育機制，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這一理念包含三個維度的創新：首先，構建了從“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振興”轉型的發展范式，通過激發內生動力與培育特色產業相結合，實現從外部幫扶到自我發展的根本轉變；其次，形成了“單點突破”與“系統協同”相統一的政策框架，將基層治理創新與區域協調發展有機結合，推動扶貧工作向鄉村全面振興的系統性躍升；最后，確立了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足并重的發展目標，在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路徑。這一實踐深刻揭示了鄉村全面振興必須堅持“志智雙扶”的基本原則，既要通過產業培育增強經濟內生動力，又要通過文化振興提升發展軟實力，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寧德經驗表明，共同富裕不是簡單的收入均等化，而是通過差異化發展路徑激發內生動力，通過制度創新暢通城鄉要素流動，最終實現發展機會的公平共享。這一理論邏輯為新時代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
從“綠水青山”到“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生態經濟理論的創新發展。習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時期對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關系的探索，形成了系統的生態經濟理論體系，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這一理論創新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確立了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辯證統一關系，突破了傳統發展觀將二者對立的認識誤區，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其次，構建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制度框架，通過產權界定、價值核算和市場交易等機制創新，推動生態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最后，形成了綠色發展的系統治理觀，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實現了從末端治理向源頭防控、從單一要素保護向系統治理的轉變。這一理論創新深刻揭示了高質量發展必須以生態承載力為前提，通過制度創新重構發展邏輯，使生態保護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當前，綠色發展已經從理念層面上升為基本國策，成為新發展階段經濟工作的核心方法論，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
從“調查研究”到科學決策方法論：地方治理經驗的現代轉型。習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時期形成的調查研究傳統，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決策科學化理論體系。這一理論創新體現在三個維度：首先，確立了“問題導向”的實踐認識論，通過深入基層的實證調研把握矛盾特殊性，實現了從經驗直覺到理性認知的躍升；其次，構建了“系統觀念”的辯證方法論，將局部問題置于全局視野中統籌考量，形成了整體與部分相統一的治理思維；最后，形成了“知行合一”的政策過程論，通過“調研—決策—執行”的閉環機制，確保政策制定與實際情況的動態適配。這一理論體系突破了傳統決策模式的局限性，將實證研究方法與辯證思維方法有機結合，為新時代治國理政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引。當前，面對復雜多變的發展環境，這一方法論更凸顯其時代價值，要求我們既要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基本準則，又要創新數字化調研手段，不斷提升決策的科學性、預見性和創造性，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堅實的認識論基礎。
對新發展階段經濟工作的啟示
從“穩中求進”到“統籌發展與安全”：經濟治理的方法論創新。習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時期形成的經濟治理思想，系統構建了新發展階段經濟工作的辯證方法論。這一理論創新主要體現在：其一，確立了“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深刻把握了經濟系統動態平衡的內在規律，既強調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基礎性作用，又注重通過結構性改革激發內生動力；其二，形成了基于“底線思維”的風險防控體系，將前瞻性預判與系統性應對有機結合，實現了從被動應對到主動防范的治理范式轉型；其三，構建了發展與安全相統一的治理框架，推動經濟治理從短期調控向長效治理轉變。這一理論體系超越了傳統經濟治理中“穩定”與“增長”的簡單二分法，將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創造性運用于經濟工作實踐，為新發展階段統籌復雜局勢提供了科學指引。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帶來的不確定性，這一方法論更凸顯其時代價值，要求我們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同時增強政策彈性，在守住安全底線的基礎上拓展發展空間，推動中國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從“科技特派員”到“新質生產力”：基層創新驅動的理論突破與實踐范式。在地方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進行了一系列創新實踐：以“科技特派員制度”推動科技要素下沉，以“騰籠換鳥、鳳凰涅槃”重構產業路徑，以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對接全球創新網絡。這些實踐逐漸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驅動發展理論體系，其理論創新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其一確立了“人才—產業”協同發展的新范式，通過重構科研組織方式，實現了知識生產與產業應用的有機統一，為破解創新“孤島效應”提供了制度性解決方案；其二形成了綠色技術與產業升級的深度融合機制，將生態價值創造納入生產力發展邏輯，推動傳統產業向綠色化、智能化轉型；其三構建了“政產學研用”五位一體的創新生態系統，通過制度創新打破要素流動壁壘，形成了市場導向的協同創新網絡。這一理論體系突破了傳統創新理論的線性思維，將科技創新置于生產實踐場域，實現了從技術研發到價值創造的全鏈條貫通。當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需求使這一模式的示范意義更加凸顯，既要堅持需求導向的基層創新路徑，又要完善創新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推動形成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動力源泉。
從地方改革到國家治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創新。習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時期的改革實踐，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理論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核心在于把握“破”與“立”的辯證統一關系，通過系統性重構生產關系激發生產力發展活力。這一理論創新體現在三個維度：其一確立了“問題導向”的改革認識論，將具體實踐中的矛盾化解升華為制度創新的內生動力；其二形成了“制度型開放”的倒逼機制，通過國際規則對接推動國內深層次制度變革；其三構建了“系統集成”的改革方法論，實現重點突破與整體推進的有機統一。這一理論體系突破了傳統改革思維的局限性，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中國改革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以“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為核心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當前，面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需求，這一方法論更凸顯其時代價值，要求我們既要堅持“先立后破”的改革時序，又要強化法治保障，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和動力支撐。
從“民生改善”到“共同富裕”：發展思想的理論升華與實踐創新。習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時期的民生實踐，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生發展理論體系，其核心要義在于把握“發展”與“共享”的辯證統一關系，通過制度創新實現民生保障與發展動能的有機統一。這一理論創新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其一確立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民生需求作為經濟工作的根本導向；其二形成了“系統保障”的民生治理框架，推動民生工作從分散式救濟向制度化保障轉變；其三構建了“物質精神并重”的共同富裕路徑，實現了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的治理目標。這一理論體系突破了傳統民生工作的局限性，將馬克思主義人民觀與中國發展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民生發展理論。當前，面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需求，這一理論更凸顯其時代價值，要求我們既要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又要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奠定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