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的通用目的技術，以新能源、低碳技術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為代表，推動許多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發生重大變革。隨著不斷完善的產業體系在技術演進中推動形成關鍵共性技術新優勢，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新興產業關鍵共性技術換道超車機遇，通用目的技術賦能傳統產業關鍵共性技術革命性突破，開源模式帶來利用全球資源新條件，我國正迎來提升關鍵共性技術供給質量的重要窗口期。加快我國關鍵共性技術發展，需要加大政府引導和支持力度，加強新型研發機構建設及其制度創新，發揮行業龍頭企業的作用，推動通用目的技術的創新與推廣應用，支持開源社區建設和開源項目發展。
【關鍵詞】關鍵共性技術 通用目的技術 科技政策 產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F424.4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聚焦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需要，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使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關鍵共性技術，是推動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加快發展關鍵共性技術，對培育新質生產力和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至關重要。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時期，中國式現代化要構筑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要靠科技現代化作為支撐。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為開辟新領域新賽道、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歷史機遇。同時，我們也面臨大國博弈升級、產業鏈供應鏈風險加大等外部挑戰。
共性技術是產業發展的基礎，而關鍵共性技術代表了一國產業發展水平，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全球產業鏈分工地位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水平。作為后發國家，我國關鍵共性技術取得長足發展，但仍與世界領先水平存在一定差距。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推進關鍵共性技術突破，需科學把握其發展規律，全面分析內外部挑戰與機遇，通過體制機制和政策創新形成支撐合力。
關于“共性技術”與“通用目的技術”的概念辨析
“共性技術”（generic technology）在國內也被稱作“產業共性技術”，1988年美國“先進技術計劃”（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 ATP）給出明確定義：“一種有可能應用到大范圍的產品或工藝中的概念、部件或工藝、或科學現象的深入調查。”①20世紀90年代，共性技術用語也出現于我國科技政策實踐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提出，“突破機電一體化共性關鍵技術”“解決輕工產品的模具設計和制造、表面裝飾和包裝等共性技術”；工信部自2011年以來多次印發《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發展指南》。
學術界對共性技術的開創性研究來自于美國學者Gregory Tassey。他認為，共性技術研究是技術研究的第一階段，其目的在于證明具備市場應用潛力的產品概念或工藝概念的價值，該階段大致結束于以實驗室原型形式呈現的概念驗證②。國內學術界對共性技術的研究基本延續了其定義。需要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學者將“共性”理解為行業中的企業都需要或者大多數都需要的特性，這其實是對共性技術的曲解③。
Tassey等學者對共性技術內涵的界定基于科技創新過程，從基礎研究到共性技術研究，再到應用研究和開發，構成了創新鏈的連續過程。但是共性技術研發的成果（包括產品原型和市場驗證數據）將轉化為結構化知識庫，以學術論文、技術專利、商業秘密、員工經驗以及軟件包等形式呈現，并廣泛應用到相關產業中，推動以應用為導向的產品創新、工藝創新等生產活動，成為決定企業競爭力和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因此，共性技術不僅是科技創新過程的一個階段或創新鏈的一個環節，也是在特定產業中廣泛應用，并成為該產業許多技術創新活動基礎的技術，關鍵共性技術就是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共性技術④。工信部印發的《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發展指南（2011年）》指出：“產業關鍵共性技術是能夠在多個行業或領域廣泛應用，并對整個產業或多個產業產生影響和瓶頸制約的技術。”
與共性技術密切相關的一個概念是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GPTs），是指最初具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最終在許多領域廣泛應用，并產生許多溢出效應的一種通用技術⑤。通用目的技術與共性技術一樣都具有廣泛的應用領域，但與后者又存在明顯不同。《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發展指南（2011年）》列出了節能環保與資源綜合利用、原材料工業、裝備制造業、消費品工業、電子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通信業、信息化和生產性服務業等8個產業的176項共性技術。有國外學者認為，工業革命以來可稱為通用目的技術的有蒸汽機、工廠體系、鐵路、鐵輪船、內燃機、電力、汽車、飛機、“大規模生產、連續生產、工廠”、計算機、精益生產、互聯網、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等14種⑥。可見，共性技術主要應用于特定行業，而通用目的技術具有跨行業、更為廣泛的應用范圍，數量也更少。
我國關鍵共性技術供給面臨的挑戰
我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制造業總體規模自2010年以來就保持世界第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產業技術水平持續提升，突破了產品技術、流程技術、工藝技術、裝備技術、控制技術、測試技術、節能技術、減排技術、安全技術等一批關鍵共性技術⑦，在家電、工程機械、通信設備、造船、發電設備、風力發電機、光伏組件、動力電池、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領域，我國的技術水平已進入世界前列，終端產品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尤為突出。但是也要看到，我國在核心基礎零部件與元器件、基礎材料、基礎軟件、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等工業“五基”領域，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其關鍵在于沒有掌握關鍵共性技術。這不僅導致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中低端，而且產業鏈供應鏈存在弱點和薄弱環節，大量內含關鍵共性技術的產品依賴進口，在大國博弈升級時面臨“卡脖子”和供應鏈中斷的風險。這既與關鍵共性技術本身特點有關，也有后發國家發展階段的因素，還受到數字化的影響。
技術—經濟特征決定了關鍵共性技術投資不足
關鍵共性技術具有廣泛的應用性，能夠支撐一個或多個產業的產品開發與生產流程創新，是技術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具備一定程度的公共產品屬性。共性技術一旦實現突破，通常能快速推廣至全行業，令知識產權界定困難，使得開發共性技術的企業無法獨占共性技術產生的全部收益，導致對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發投入不足。同時，關鍵共性技術處于創新鏈的“競爭前”階段，成熟度較低，因此技術發展不確定性高、周期長、風險大，這就使得一些創新主體望而卻步，特別是風險承受能力較弱的中小企業，普遍對關鍵共性技術投資持謹慎態度。此外，關鍵共性技術具有多學科交叉融合性，其創新過程不僅需要多領域的知識和技術，而且由于處于基礎研究與市場開發的中間階段，還需要科學原理與工程技術的結合，以及高校、科研機構、不同細分產業領域企業等創新主體的廣泛合作，存在較大的協調難度。再加上準公共物品屬性，關鍵共性技術一旦研發成功并進入到市場開發階段，研發階段的合作伙伴會變成直接競爭對手，同時不參與研發的企業也能夠免費“搭車”，使得跨產業、跨企業的研發合作難以組織。⑧此外，應用的廣泛性和競爭前特征，還會造成關鍵共性技術供給過程中存在市場失靈與組織失靈問題⑨。
后發國家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缺乏積累
隨著科技創新的持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中的產品及其生產過程的復雜程度也在不斷提升。復雜產品系統的技術創新通常是一個長期過程，特別是關鍵共性技術處于技術生命周期較為早期階段，且需要多學科知識集成，因此其研發復雜度高、周期長。關鍵共性技術雖然介于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之間，是基礎研究成果向產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但是面向產業化和市場應用的工程化過程中的許多技術創新活動，并沒有清晰的科學原理支撐，而是需要通過大量的試驗找到適用的結構、材料、工藝，形成解決現實生產和應用難題的工程技術組合。這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資金投入，也需要長期的知識、經驗積累。
后發國家在關鍵共性技術上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差距，是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作為后發國家，中國在工業化早期階段資金匱乏、人才積累不足，企業沒有足夠的資源投入關鍵共性技術開發，比較優勢也主要體現為低成本生產要素，在國際分工中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重點從事終端產品的加工組裝活動，更有利于發揮比較優勢、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在早期階段，將技術創新重點放在產業化階段的應用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再創新，雖然是一種合理的選擇，但實現資金、人才和技術積累后，如果仍不重視基礎研究和關鍵共性技術開發，就會使產業發展缺乏后勁、產業附加值率難以提高。盡管我國一些行業龍頭企業已經開始重視基礎研究和關鍵共性技術開發，但總體上對關鍵共性技術開發的投入不足，沒有研發活動的企業一直存在。
同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相適應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
解決關鍵共性技術創新中的“市場失靈”問題，需要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在關鍵共性技術發展方面，我國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特別是產業技術創新體系還存在不相適應的問題。條塊分割易導致“撒胡椒面”現象。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圍繞各自產業布局發展各類產業技術創新平臺，易造成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平臺和項目的重復設置和同質化、資金投入分散現象，不利于形成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合力。
轉制后“大院大所”的關鍵共性技術支撐力下降。我國曾經有一批隸屬于部委的科研院所，承擔著行業共性技術開發的功能。1999年國家實施科研機構改革，將原國家經貿委管理的10個國家局所屬242個科研院所轉制為企業、整體或部分進入企業或轉化為技術服務與中介機構。⑩這些科研院所在轉制后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與其他企業形成市場競爭關系，同時不同程度地存在薪酬待遇競爭力不強、人才吸引力不足等問題，在開展基礎性、高風險、長周期關鍵共性技術開發方面動力不足?。
提供關鍵共性技術的新型科研機構尚不成熟。近年來，為加快關鍵共性技術攻關，我國不斷推動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以及面向產業關鍵共性技術和創新成果轉化的新型研發機構，取得顯著成效，但同時也存在資金投入不足、定位不清晰等問題。
數字化強化了領先者的關鍵共性技術優勢
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支撐下，企業在產品開發、生產制造等價值創造過程中積累的顯性或隱性知識被編碼化，轉化為工業軟件、智能化生產系統和服務系統。對掌握關鍵共性技術和其他專有技術的企業來說，數字化和軟件定義有效解決了知識密集型服務活動規模不經濟（即指當企業生產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后，單位產品成本上升，經濟效益下降的現象）的問題，可以高效地為用戶提供增值服務。對關鍵共性技術的用戶來說，也可以通過使用工業軟件和智能化生產系統，顯著提高生產效率。數字化看起來實現了技術提供方和技術使用方的“雙贏”。但是工業軟件、智能化系統在使用、運行過程中，會將用戶數據回傳，而這些數據中既包含用戶日常生產、經營狀況的信息，也包含用戶對產品、生產工藝持續創新的增量知識。將大量用戶數據匯集到一起并進行分析，不僅可以幫助工業軟件、智能化系統的擁有者進一步優化產品，而且能夠不斷增加其對特定行業知識的積累，強化競爭優勢。由于在工業軟件、智能化生產設備等方面缺少生產商和供應商，后發國家在數字化智能化條件下有效實現對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的積累，并非易事。
提高我國關鍵共性技術供給質量的機遇
理工科人才和研發投入的持續增長、企業實力的增強、科技創新的活躍、國家的高度重視，為我國加快關鍵共性技術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而科技進步特別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顛覆性技術的大量涌現，為我國提高關鍵共性技術供給質量提供了新機遇。
完善的產業體系在技術演進中助推形成關鍵共性技術新優勢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通信技術、運輸技術的進步，通信成本和運輸成本顯著下降，世界各國根據各自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格局逐漸形成。發達國家集中于產品研發和品牌管理等全球價值鏈高附加值環節，而把加工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環節離岸外包。全球價值鏈分工，雖然提高了跨國公司的利潤率，但也造成發達國家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盡管發達國家保留著一些承擔新技術研發和驗證功能的母工廠，還通過工業軟件整合世界范圍內用戶的新技術，但產業鏈不完整破壞了“產業公地”，并由此損害了產業創新能力?。傳統產業的共性技術雖然進步速度較慢，但仍然處于持續演進之中，發達國家由于“產業空心化”而喪失了推動一些關鍵共性技術持續創新的能力。相比之下，我國不僅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競爭優勢，而且逐步形成在高技術產業和全球價值鏈中高技術環節的產業能力，建立起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產業配套最完整的工業體系，能夠有力支撐傳統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的持續創新發展。
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新興產業關鍵共性技術換道超車新機遇
前沿技術加速突破，不斷催生新產業新賽道，形成新質生產力，新興產業領域會出現新的關鍵共性技術。在成熟產業領域，發達國家憑借先發優勢和長期積累，已在關鍵共性技術方面確立領先地位，通過構建標準必要專利體系、實施商業機密保護、控制供應鏈網絡以及要求用戶進行資產專用性投資等方式，形成多重進入壁壘，這使得后發國家在縮小關鍵共性技術差距方面面臨巨大挑戰。但是在新興產業領域，世界各國處于相同的起跑線上、同樣面對新技術新場景的高度不確定性，發達國家及其企業在成熟產業中的優勢在新興產業中可能不再適用，甚至領先者由于要守住原有產業優勢而對新技術新市場反應遲鈍，這就給后發國家在新興產業中實現包括關鍵共性技術在內的技術領先提供了機遇。我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豐富的應用場景、活躍的科技創業氛圍、完善的產業配套設施以及國家大力推動完善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為新興產業中關鍵共性技術的突破及其產業轉化創造了有利條件。
通用目的技術賦能傳統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的革命性突破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以新能源、低碳技術及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術正在引領創新浪潮，推動多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的重大變革。在新能源和低碳技術方面，燃油汽車的關鍵共性技術包括發動機、變速箱等相關技術，但是在電動化趨勢下，電池、電機、電控等相關技術成為汽車產業的關鍵共性技術。數字技術與數據要素對傳統產業的生產技術和要素投入產生顯著替代效應，促使產品架構、生產流程、商業模式等發生深刻變革，并推動關鍵共性技術的重構。例如，3D打印技術制造出傳統制造工藝無法實現的復雜結構，使產品實現結構創新的同時獲得更加優異的性能；電子元器件和軟件能夠替代產品中的機械結構，在提升功能的同時顯著降低成本；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研發設計、生產管理、客戶服務等方面的應用，不僅能大幅提升效率，還能催生新的商業模式。我國在新能源、低碳技術和數字科技領域已經處于世界前列，如果能夠加快通用目的技術的推廣和融合應用，則可能在一些傳統產業領域跨越發達國家設立的進入壁壘，實現關鍵共性技術的革命性突破。
數字經濟尤其是開源模式，為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創造了新條件
開源是“產品底層源代碼對任何人開放、以自由信息交換為核心原則、鼓勵開放協作的產品研發與生產模式”。?開源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數字經濟的深入發展，其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一種重要的科技創新和生產組織模式。開源社區聚集了全球對該開源項目感興趣的科研機構、企業和個人開發者，他們貢獻各自的奇思妙想，并能夠在別人創新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再創新，使后來者避免“重復造輪子”，提高創新效率。許多關鍵共性技術甚至是通用目的技術都是以開源的形式存在。例如，開源的數據處理軟件Python就是由全球開發者和機構共同構建的功能豐富的庫生態系統；Meta公司的Llama、深度求索公司的DeepSeek-R1、V3等人工智能大模型也是開源的。借助于開源，我國企業在開發關鍵共性技術時，既可以直接利用已有的開源資源進行再創新，又可以通過構建開源社區的方式，吸引全世界創新力量服務于我國主導的關鍵共性技術發展。
加速我國關鍵共性技術突破
加大政府的引導和政策支持力度。針對傳統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短板和新興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發展方向，制定“關鍵和新興共性技術清單”，引導地方、科研機構和企業明確創新方向。加大各級政府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投入，同時加強部門間、央地間、地方間的協調，避免在關鍵共性技術研發上出現重復投入和資源分散的問題。
加強新型研發機構建設及其制度創新。鼓勵地方政府建立以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研發和供給為主要職能的新型研發機構，探索能夠連接科研與市場、整合資金與人才的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明確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等產業技術研發機構的功能定位、股權結構、運行機制，增強其整合行業資源、開展關鍵共性技術研發與推廣的動力和能力。
發揮行業龍頭企業的引領作用。政府可以通過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向企業開放申報關鍵共性技術研發項目等方式，引導行業龍頭企業整合高校、科研機構和供應鏈上下游企業資源，加大對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投入，同時推動行業龍頭企業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支持行業龍頭企業在國外設立研發機構、收購國際行業領先企業和高技術初創公司，通過整合全球創新資源，加速推動關鍵共性技術的發展。
推動通用目的技術的創新與推廣應用。加大對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投入力度，提升我國對通用目的技術發展的引領力和掌控力。完善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鼓勵耐心資本發展，支持科技創新創業，營造新技術應用的包容審慎監管環境，加強對新技術應用的需求支持，加快推進新技術產業化，切實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支持企業利用數字技術、綠色技術推進產業關鍵共性技術創新。
支持開源生態建設。加強開源社區建設與開源項目培育，完善社區運作機制；鼓勵科研機構和企業設立開源基金，為開源發展提供資金保障；構建開放協作環境，吸引全球機構、企業和開發者參與，培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開源社區和項目。加強開源理念和法律規范的宣傳普及，可通過以下措施促進開源生態發展：積極引導更多機構、企業和個人參與開源項目開發；鼓勵公共部門和企業采用開源軟件；完善相關配套支持政策。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數字經濟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的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2AZD124）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李紀珍：《產業共性技術：概念、分類與制度供給》，《中國科技論壇》，2006年第3期，第45、46、47、55頁。
②Gregory Tassey.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Competitive Position.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New York, 1992.
③賀俊、黃艷：《如何提升關鍵共性技術促進基礎創新》，《中國經濟評論》，2020年第4期，第52-55頁。
④馬名杰：《政府支持共性技術研究的一般規律與組織》，《中國制造業信息化》，2005年第7期。
⑤⑥Richard G. Lipsey, Kenneth I. Carlaw, Clifford T. Beka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⑦?唐廣波：《借鑒國外經驗增強我國重點產業關鍵共性技術供給》，《科技中國》，2024年第1期。
⑧江鴻、石云鳴：《共性技術創新的關鍵障礙及其應對——基于創新鏈的分析框架》，《經濟與管理研究》，2019年第5期，第74-84頁。
⑨李紀珍、鄧衢文：《產業共性技術供給和擴散的多重失靈》，《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1年第7期，第5-10頁。
⑩王君：《促進共性技術有效供給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宏觀經濟研究》，2006年第11期，第45-49頁。
?Gary P. Pisano,Willy C. Shih. Restor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9, (7-8): 114-125.
?李曉華、宋孟起：《開源的創新驅動作用及其治理機制》，《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24年第6期，第3-20頁。
責編/賈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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