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市化轉型背景下，傳統以功能主義為主導的生產性城市存在文化斷裂、社群疏離與空間異化等問題。人文經濟為功能城市向意義城市轉型提供了契機，能夠呼應“人民城市為人民”的價值內核。人文經濟通過文化資本、情感經濟和數字創意對城市意義的塑造，推動物質、社會和符號的空間協同，強調功能混合、自組織治理與虛實共生的文化生產，探索層積記憶、即時交互和未來想象的時空關聯方式。不同類型的人文經濟探索實踐，說明技術理性與人文價值的平衡是建構意義城市的關鍵，需通過制度創新與多元協作，推動城市治理從效率優先轉向人本導向的建構邏輯。
【關鍵詞】功能城市 意義城市 人文經濟 人民城市 城市治理 【中圖分類號】F299 【文獻標識碼】A
當下，城市發展正經歷從效率優先到以人為本的轉型。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發表的《“文化經濟”點亮浙江經濟》一文深刻指出：“‘文化經濟’的本質在于文化與經濟的融合發展，說到底要突出一個‘人’字。因此，我們在推進‘文化經濟’的發展中，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充分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中國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面臨地方性被消解、工具理性導向的規劃沒有“人情味”等問題。在此背景下，以人文經濟為驅動的“意義城市”建構成為破解困境的關鍵——如何超越空間的物理功能，激活文化資本、情感聯結與集體記憶的再生產，呼應“人民城市為人民”的價值內核？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空間的經濟或物質屬性，相對忽視意義生產過程中文化與日常生活實踐的重要性。本文以“人文經濟”為視角，揭示其通過文化符號的傳播、情感勞動的嵌入與數字媒介的交互重塑城市意義的過程。理論層面，通過整合空間生產理論與地方認同框架，突破功能與意義的對立；實踐層面，嘗試為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保育、社區治理與公共政策提供人文導向的參照，使城市化進程回歸“人”的尺度。
從功能城市到意義城市
功能城市（Functional City）源于工業化時期對空間效率的要求，目的是通過工具理性實現資本積累的最大化。在城市地理學和城市社會學視域中，功能城市將城市簡化為經濟生產的空間，強調功能分區——工業區、居住區、商業區的分割，芝加哥學派在1925年根據此模式提出城市結構和地域結構學說，這樣的功能分區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市肌理的同質化，消解了地方性，社會形成一種空間競爭生存的“生態秩序”。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所指出的，資本邏輯將城市轉化為抽象空間，削弱了社會與地方文化的聯系。在中國語境下，新型城市化階段功能主義的城市規劃建設模式加劇城市空間問題，反映出效率導向與人文價值的矛盾。
意義城市（Meaningful City）指向一種以文化認同、情感聯結與公共價值為基礎的系統，是地方性與主體性的再生產。相較于功能城市對物質性的看重，意義城市更關注“空間作為存在之場”，通過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的培育、集體記憶的存續以及公共領域的協商實踐，構建人地網絡。當代地理學家段義孚的“戀地情結”（Topophilia）理論揭示了物質環境如何通過情感體驗轉化為意義載體，而美國社會學家哈維提出的“城市權利”則強調市民參與意義生產的必要性。當前中國城市更新中，開封市的歷史街區通過“微更新”激活傳統街巷的社區功能，體現出從功能空間向意義空間的轉型嘗試。
從功能城市到意義城市發展模式過程中，人文經濟屬于關鍵的驅動力。人文經濟（Humanistic Economy）是以文化資本、情感勞動與創意產業為核心動力的新型價值生產模式。它區別于傳統的工業經濟，將文化符號、情感與知識納入經濟系統。文化資本通過遺產活化、非遺傳承等途徑轉化為經濟價值；情感勞動依托服務業與共享經濟，將人際互動中的關懷、認同等情感資源商品化；創意產業通過意義消費構建城市空間的文化敘事。人文經濟重塑城市經濟的空間邏輯，通過“非物質生產”推動城市從增長機器轉向意義共同體。當前，全球經濟與世界文明正在遭遇不確定性問題帶來的震蕩，人文經濟的提出有利于克服經濟運行的野蠻性，建構更加公平、有效率、可持續的世界文明。
人文經濟的城市意義生產機制
意義生產驅動。人文經濟視角下的城市意義生產中，文化資本的轉化起著基礎性作用。城市通過梳理歷史街區的空間肌理與集體記憶，將建筑、工業等遺產的保護升級為文化價值的再生產，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城市將老廠房改造為文創園區，在保留物質空間的同時，通過策展、工作坊等形式來激活場所精神。在城市空間中，街頭攤販、手工藝人在日常經營中的交易方式、技藝傳承等方面，形成了獨特的非標準化知識體系，源于日常生活實踐的文化生產力醞釀出非正式知識生產，為城市注入在地性特征，使標準化城市空間保持活力與多樣性。情感經濟的嵌入影響著城市文化認同的構建強度。居民對街巷院落的情感依附是個人記憶的存儲，通過節慶儀式、鄰里互助等形式轉化為集體文化資本。當社區更新觸及承載共同記憶的空間時，其中的情感聯結會激發居民參與共治協商，將空間改造過程轉變為文化意義的再生產場域。在此過程中，個體情感體驗通過社群互動升華為具有公共屬性的文化敘事，形成抵御空間同質化的動力；數字技術的介入重塑城市文化的表達與傳播維度。虛擬空間通過三維建模，利用動態數據，將實體場所的歷史層積轉化為可交互的數字敘事，歷史文化得以獲得可視化載體。增強現實技術突破了時空界限，歷史事件與當代生活產生跨時空對話，虛實交織的敘事模式利用用戶生成內容（UGC）的生產，推動市民從文化消費者轉變為共同生產者。數字平臺的文化傳播效應催化著地方性與全球性的融合，使城市意義生產系統保持動態演進。
空間實踐路徑。物質空間層面，人文經濟的城市意義生產，通過功能混合實現文化激活。在城市文化空間中，混合型社區打破傳統單一功能分區，整合居住、商業與文化基礎設施，形成全新的人群交互場景，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時，通過咖啡館、共享辦公等“第三空間”的嵌入，為不同群體創造非正式交往的場域，賦予日常生活實踐文化意義。除此之外，一些城市在歷史建筑改造中，保留原有空間尺度與肌理，通過物質載體的延續維系場所精神的可感知性。社會空間的實踐表現則為自組織網絡的協同創新。居民基于共同文化訴求形成社群，借助數字工具建立分布式協作系統，在社區微更新中實現需求收集、方案共議與成果共享。以上治理模式突破傳統自上而下的決策路徑，使文化保育、空間營造等活動成為培育社區認同的社會過程。政府引導下的多方協作平臺，將分散的民間自治轉化為制度化的創新機制，形成文化治理結構。符號空間的建構，依托集體認知的持續再生產。美國著名建筑學家凱文·林奇提出的道路、邊界、區域等城市意象要素，在數字傳播中被賦予新的闡釋維度——短視頻平臺中的地標“打卡”行為，實質是市民通過身體實踐參與城市符號的再定義。算法推薦系統則將這些碎片化意象重組為具有傳播力的文化敘事，使實體空間的特征通過虛擬投射獲得認同效應、虛實交互的符號生產機制，最終將物理空間轉化為承載集體記憶的意義網絡。
時空關聯方式。歷史層積的數字化重構了文化遺產的生產關系，為基于數字技術的地層考古提供了材料，通過建模等算法，將物質遺存轉化為可被量化的歷史。技術介入的本質是以新質生產力重塑文化資本的再生產——考古學家和文物保護者得以突破傳統文物保護的技術壁壘，參與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修復，實現生產資料占有方式的革新。即時交互系統催生的空間實踐，彰顯人民主體性。感知網絡捕獲的訪客行為數據構建出基于數字足跡的“身體政治”的分析框架，將規劃文本演變為協商性空間生產，將訪客的日常實踐轉化為空間決策的參考，使大眾的具身經驗成為空間生產的參考。未來想象顛覆文化生產結構。元宇宙等平臺消解了專業設計話語的技術壟斷。生產關系的變革，使訪客從文化消費者躍遷為價值創造者，使主體性延伸到城市建成環境的價值分配環節。從層積記憶到即時交互、再到未來想象的時空關聯方式，為理解“人民城市”理念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當數字足跡、文化創意與身體實踐成為空間生產要素時，城市本質上已演變為人本主義導向的意義生產空間。
人文經濟視域下的人民城市實踐案例
按照類型學標準，我們可以考察三類城市在人文經濟驅動下的人民城市建設實踐和探索。這三類城市分別以歷史文化遺產富集的蘇州古城、新中國工業化背景下的工人社區、改革開放中形成的深圳城中村為例。
蘇州古城更新——園林文化與“蘇式生活”品牌化。蘇州古城更新作為人民城市建設的典型案例，核心在于通過空間再生產實現歷史城區功能重塑，并在地方再生產過程中形成可持續的城市治理模式。蘇州通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2021—2035）》實施空間功能置換，將古典園林納入15分鐘社區生活圈體系。本研究以蘇州古城為典型案例，揭示其作為吳文化核心發源地的空間表征與文化地理特征。數據顯示，蘇州已形成具有國際意義的物質文化遺產集群：平江路與山塘街被認定為“國家歷史文化名街”，滄浪亭、獅子林等8處古典園林與大運河5個核心區段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為世界文化遺產，構成典型的文化景觀遺產體系。在遺產保護層級方面，蘇州構建起完整的空間治理架構：現存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4處，省級37處，市級123處，形成三級文物保護網絡；另設254處建筑控制保護單元，凸顯歷史城區整體性保護理念。19家“中華老字號”構成特色商業空間，成為地方文化認同的重要載體。蘇繡、蘇扇、玉雕等百余項非遺項目形成活態傳承的空間網，歷史文脈與當代實踐在城市空間中持續互動。姑蘇區市級文保單位形成復合型遺產空間，實施景觀消費到日常實踐的時空分異管理，日間作為旅游目的地，夜間則轉化為社區戲曲展演空間，承擔起社區公共文化服務職能。
通過物質空間改造、社會關系重組和文化意義再構的互動，蘇州古城實現從遺產空間到生活空間的轉型。創新性地構建出人本主義城市治理范式——將地方文化表現為制度設計，使城市更新從物理改造升維為社會關系的再生產過程，為全球歷史城市可持續發展提供方案參照。
上海工人住宅遺產改造——城市空間治理與可持續發展。上海曹楊新村的更新實踐，生動展現人民城市如何通過歷史傳承與創新治理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我國首個工人新村，這個始建于1951年的社區是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空間見證。曹楊新村為環形放射狀路網與職住一體化布局，是社會主義工人生活共同體的原型，通過百禧公園活化、環浜水系修復等工程，將計劃經濟時期的生產性空間轉化為市民共享的生態文化廊道，實現工業遺產向人文地標的創造性轉化。空間更新過程中，曹楊新村創新性運用“記憶層積”策略，構建起歷史與現代對話的場景。既保留門樓紅五星、工區晾衣架等物質記憶載體，又通過嵌入社區食堂、日托中心等現代設施，使工人階級的集體記憶轉化為可感知的日常生活。2021年啟動的成套改造工程，采用“一戶一方案”的精細化協商模式，使980戶居民在歷史建筑保護框架內實現居住品質躍升，展現出人民城市建設中制度剛性與人本柔性的平衡藝術。曹楊新村的治理轉型，體現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創新。在桂巷坊商業街改造中，83%的居民建議被納入方案之中，傳統糧油店與網紅書店的共生格局延續了計劃經濟的空間記憶，激活社區經濟新業態。政府引導、專家賦能、居民共治的“三線聯動”模式，使空間更新成為培育社區共同體的社會過程，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實踐樣本。
曹楊新村是上海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集體凝聚力的物質載體，承載著具有時代性、歷史性和文化性的集體記憶和場所精神。從工人新村的物質載體到人民城市的實踐范本，曹楊新村的演變折射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價值轉向。通過容積率轉移、開發權交易等政策工具破解保護與發展的矛盾，通過專項資金與市場化運營構建可持續機制，“活著的工業遺產”在歷史風貌保護與民生改善間保持動態平衡。在這個探索過程中，空間成為承載集體記憶、激發社區活力的生命體，生動詮釋“人民城市為人民”的發展哲學。
深圳城中村改造——自發性經濟的韌性與“深漂”群體身份認同構建。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城中村的空間實踐有別于主流經濟形態與社會關系網絡。在城市更新進程中，非正式空間并未完全被現代性規劃所消解，反而展現出適應性的韌性生長機制。城中村內以家庭作坊、零工市場、微型商業為主的自發性就業體系，通過靈活的空間利用和差序化的勞務協作，構建起低門檻的謀生渠道，這類經濟形態源于外來務工群體的生存需求，反映出城市治理對多元經濟模式的包容。
在空間重構過程中，城中村的物質環境改造與原有社會生態形成互動。標準化公寓對“握手樓”的替代，雖提升了居住品質，卻消弭了原有巷道經濟的空間載體。值得注意的是，租戶通過陽臺種植、樓道儲物等非正式空間再生產，延續著低成本生活，以微觀空間構成對正規化改造的的補充和抵抗，維系著城市移民與城市系統的平衡。“深漂”群體的身份認同建構具有空間依附性和流動性特征，夜市攤點、同鄉會所等非正式社交節點成為構建地方感的重要場域。當物理空間發生變遷時，虛擬社群能有效填補實體空間的缺失，形成基于地緣關系的身份聯結。改造中保留了一些對于街頭經濟的嘗試，客觀上為流動人口提供了城市認同的路徑。以深圳為代表的城市空間治理，反映超大城市對多樣化社會力量的重視。當前的城市更新超越單純空間置換，自發性經濟與正規體系的界面逐漸相互滲透——快遞驛站與村口小店的業態融合、共享廚房對家庭作坊的功能替代，標志著城市移民正在創造新型的城市適應模式。
意義城市的建構反映城市發展模式的變革，突破了功能主義城市觀中工具理性的桎梏，通過對價值的反思，催生出新型城市文明形態。空間生產從土地財政驅動下的交換價值，轉向對日常生活使用價值的關注。該轉向促使城市治理重新評估公共空間的文化承載力，將菜市場、街角公園等微觀場所納入“以人民為中心”的空間考量，使城市品質的評判標準從經濟效能轉向人文溫度。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需要突破單中心治理的路徑，通過社區規劃師制度、居民議事會等機制創新，形成行政力量、經濟主體與社會組織的平衡，既要防止資本對地方性的吞噬，又要規避社區參與對專業性的消解，在空間資源配置中實現社區利益的最大化。隨著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智慧城市系統通過數據畫像識別居民文化需求，使公共服務供給從標準化配送轉向精準化響應，區塊鏈的技術賦能為歷史街區保護等公共事務創設協商平臺。但技術理性的擴張也在加劇數字鴻溝、算法歧視等倫理困境，要求城市治理在提升效率的同時，建立起技術應用的人文審查機制，確保數字工具服務于場所精神，而非消解場所精神。經濟、人文和技術的交互重塑城市意義的生成機制，使人民城市的建構既非浪漫主義的懷舊，又非技術烏托邦的未來想象，而是在地實踐與全球經驗對話中形成的平衡體。
需要警惕的是，在人文經濟驅動下的城市轉型過程中，當文化符號被簡化為可量產的消費標簽、歷史街區的“懷舊美學”淪為流量的景觀道具、情感勞動異化為服務產業的績效指標，可能會衍生出另一種空間剝削。標準化城市模板借助技術與市場不斷侵蝕地方，而應激性的地方保護主義又可能陷入封閉、排他的困境。破解困境的關鍵，在于重構地方的空間生產——避免被動接納全球性、同質化的壓力，不能固守文化原真性的想象，在培育文化資本時超越經濟績效的單一導向，保障社區主體在意義生產中的話語權，使街巷肌理中的集體記憶成為塑造城市新的空間文本。
（作者為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研究員、博導）
【注：本文系第三次新疆綜合科學考察課題“國家公園和世界自然遺產潛力區資源價值評估與全球對比”(項目編號：2021xjkk120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②Burgess, E. W. The Growth of the City: 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 [M]. In R. E. Park, E. W. Burgess & R. D. Mcknezie(eds.), The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73-92.
③王長松：《城市文化空間的概念、研究范式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3年第2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陳媛媛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