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歷史文化街區是過去留給今人的一筆遺產，也是寄托城市記憶與文化鄉愁的物質載體。其更新改造經歷由政府和企業主導的大拆大建，到市民參與、以人為本、有溫度有情義的繡花式“有機更新”模式的過渡。舊街巷更新的主要服務對象，從單純的“對外”即服務于外來游客，發展到既“對外”又“對內”即同時面向外來游客和當地居民的融合型模式。改造升級后的歷史文化街區具有政治、經濟、文化、宣教等多重功能。活化利用歷史文化街區的關鍵則在于如何使其回歸至當代人的日常生活。通過人們的主動選擇和自主參與，在這個空間中實現新與舊、古與今、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
【關鍵詞】舊街巷 歷史文化街區 有機更新 日常生活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一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城市更新工作高度重視。202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遼寧考察時強調：“城市更新要因地制宜，同社區建設結合起來，一切著眼于便民、利民、安民，特別要更好地關心呵護‘一老一小’。”202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考察時強調：“老舊小區改造既要保留歷史記憶和特色風貌，又要解決居民關切的實際問題。”2025年3月5日，李強總理代表國務院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持續推進城市更新和城鎮老舊小區改造，統籌城市低效用地再開發。”從中可看出我國政府關切基層民眾生活、著力解決舊城改造難題的決心。
當前，我國城市發展正從“增量”時代邁向“存量”時代。為了讓城市更宜居、更具韌性、更智慧，讓人民群眾在城市中生活得更便捷、更舒心、更美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建設者持續協同發力。狹窄的街巷，破敗的房屋，老舊的設施，骯臟的環境，雜亂無章的店鋪，復雜的人口構成，隨處可見的違章建筑……五十年前，幾乎每個有歷史的中國城市都可以見到這樣的舊街巷。它們一方面代表著城市的過去，寄托著當地人的童年記憶，另一方面也是橫亙在現代城市發展之路上的一道難關。如果棄之不顧，舊街區就會越來越頹敗，成為與當代城市景觀不相匹配的“累贅”；而通過采取有效措施，適當加以更新、升級，就會變“廢”為寶，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基礎與永久動力。因此，如何對待這筆歷史遺產，如何對其進行升級改造和活化利用，是許多地方政府必須面對的考驗，也是檢測當地官員政治素養、發展眼光及其決策管理能力的最好的試金石。當然，舊街巷的改造升級不能全靠政府單方面的努力，而是需要全民動員，達成一定共識，在民間企業、社會團體以及全體市民的共同參與和支持下來完成。
從大拆大建到繡花式“有機更新”的轉變
2018年10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廣州恩寧路一帶的舊街巷改造工程時指出：“城市規劃和建設要高度重視歷史文化保護，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環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這種‘繡花’功夫，注重文明傳承、文化延續，讓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回顧半個世紀來舊街巷在城市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的發展變遷，我們可以體會到習近平總書記這番話的悠長意蘊。
舊街巷所處的地理位置往往是過去城市的中心地帶，歷史上曾經歷過繁華昌盛，后因城區的擴大和城市中心的轉移才趨于衰敗。從建筑物的保存情況看，這里大多保存有明清至民國時期建造的房屋，街巷面貌也基本保留著古代的格局與樣式。它和一般老住宅區的區別，主要是后者的建筑年代較晚，大多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為滿足人們的居住剛需而建，在材質與外觀上不太講究。這樣的老住宅區雖然需要翻新，但卻沒有保護的必要，因此在改造時多會采用全民搬遷、全拆重建的方式。
最早人們對于舊街巷的更新改造也傾向于和一般老住宅區一樣，采用“脫胎換骨”式的改造方法。政府雖然看到舊街巷的利用價值，但從節約成本和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往往借鑒房地產開發的模式，動員居民以置換的方式全部搬遷至新建的住宅區，而把舊街巷推倒重建為帶有傳統特色的旅游景點、商業區或高檔住宅區。經過實踐檢驗，這種簡單化的更新方式存在一些弊病。舊街巷的原住民深知其所在地的歷史價值，部分居民從情感和利益角度出發都不愿離開原居住地，拆遷容易引起他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甚至造成當地居民對政府、開發商和外地游客的敵對情緒。大拆大建摧毀舊有的城市格局與城市風貌，消滅城市記憶的物質載體。大規模的拆遷工程人為加速城市現代化的步伐，使得人們的鄉愁情緒無法安放，雖然物質生活的品質越來越高，但市民們的幸福感卻沒有提升，反而因為精神故鄉的喪失而陷入內心空虛和缺乏安全感的境地。
近二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城市選擇對舊街巷實行“微改造”“微更新”，即在不破壞城市建筑與文化肌理的前提下，進行局部的修整、翻新。這種舊街巷改造方式又被稱為“有機更新”，其特點是將城市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就像一個人的身體一樣（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中就曾將巴黎形容為一個碩大的人體，其中錯綜復雜的下水道設施就像是這個人體內部彎彎曲曲的腸道），由無數相關聯的“細胞”構成，擁有自己的肌理和脈絡，所以城市更新不應是單純的器官置換、以新代舊，而應在充分考慮當地居民利益與感受的基礎上，在保證“軀體”完整性和延續性的前提下，切除掉其中壞死的部分，通過局部修整和注入新元素，促其自我“新陳代謝”，激發城市內在活力。這種“有機更新”的改造方式不僅適用于老城區舊街巷，同時也適用于古村落的保護和活化利用。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陶希東認為，中國當前的城市舊區從以經濟增長和物質建設為主的“經濟型”，逐漸轉向重視居民生活質量提升且更具活力和社會包容性的“社會型”模式。他概括的是所有老城區改造現象，其中也包含舊街巷的更新。對于后者而言，挖掘其中所承載的城市人文精神和文化意蘊尤為重要。這就決定當事者不能過于急功近利。
在時間上不能急于求成，需要在規劃之初，邀請建筑學家和文化學者對現狀展開調查研究，摸清城市的建筑肌理與文化脈絡，制定適宜的改造方案。例如，浙江省衢州市水亭門街區在投入改造之前，邀請浙江大學的吳宗杰教授團隊長期駐扎當地，對該街區進行挨家挨戶的走訪、調研，搜集大量的歷史文獻、民間文物與口述史資料，提交了1份近40萬字的《水亭門歷史文化遺產研究報告》，為該片區的改造準備了優質的文化底本。
改造方案應廣泛征求當地民眾的意見，取得最大限度的市民支持與社會認同。城市改造雖然由政府主導，由企業協助推進，但居民作為城市的主體必須參與到決策中來。在一些情況下，市民的參與有助于糾正政府決策的偏狹，阻止企業運行的過度商業化趨勢。例如，廣州市的恩寧路項目最早是以“連片危房改造”為目的，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全部拆除”和重建后“原地回遷”，希望打造成類似于上海新天地的時尚休閑區域。但方案出臺后卻遭到廣大市民的質疑，各方經過長達8年之久的“拉鋸戰”，最終達成保留其原有風貌、實行局部“微改造”的共識，政府、企業和居民也在這一博弈過程中結成一個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利益共同體。
在利益方面不能只算經濟賬，而要把政治賬和文化賬也考慮在內。因為和大拆大建相比，繡花式的“微改造”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花費雙倍的成本，而取得的效果卻不如全面拆建來得直接和醒目。但這種有情有義、以人為本的改造方式所獲得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效益卻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對于城市未來的深刻影響也遠大于物質性收益。
2021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建筑保護工作的通知》，把“微改造”和“繡花”功夫寫入到政府文件之中，并提出要“像對待‘老人’一樣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歷史文化記憶”。說明上述這種有情義有溫度的舊街巷有機更新模式目前在全國上下已達成共識，是一項符合民心民意以及社會發展長遠利益的國家工程。
多功能復合型的新型歷史文化街區的價值
經過精心修整、面貌一新的舊街巷，一般稱為歷史文化街區，其功能也從原來較為單一的居民區或商業區，轉變為集政治、經濟、文化、宣教功能于一體的多重復合形態。
從政府的角度而言，歷史文化街區是當地對外宣傳的一面窗口，也是一張最好的城市名片。從歷史文化街區中，可以窺見一個城市的歷史及其當代發展的現狀。據報道，升級改造后的北京南鑼鼓巷頗受青睞。前美國總統拜登、前德國總理默克爾、前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等各國政要都來過這里。一些地方上的歷史文化街區是當地政府接待外來賓客時會向對方展示的場所。
從經濟的角度考量，歷史文化街區經過改造后，大多是商業街區與旅游休閑地相結合的功能模式。街區內必不可少的地方特色餐飲、非遺和文化創意產品店鋪構成獨具魅力的城市景觀，對于外地游客有著極大的吸引力。當地居民在周末、節假日，也可來此休閑娛樂，體驗傳統文化。在一些城市的舊街巷，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人頭涌動、熙熙攘攘的場面，一些特色店鋪更是賓客盈門。例如，無錫老街南長街在夏季周末的夜晚總是熱鬧非凡，擁擠到連邁步都難；南京秦淮區評事街打釘巷一號售賣牛肉鍋貼的李記清真館，一年四季從早到晚都排著長隊；在廣東江門，近年來由于電視劇《狂飆》的熱播，作為拍攝地之一的舊街區變成一處外地游客必到的網紅打卡點，以前名不見經傳的當地“豬腳面”也一夜之間變成聞名遐邇的地方美食。
作為城市人文精神的物質載體，歷史文化街區也擔負著寄托民眾愛國情懷、滿足人們原鄉需求、安置懷舊情緒的文化功能。當我們走進正定古城、平遙古城、荊州古城、徽州古城這些富有歷史底蘊的古老街區時，心中自然而然就會涌起一種千古江山萬古云的歷史滄桑感，并對泱泱中華之博大文明產生崇高敬意。無論是福州的三坊七巷還是成都的寬窄巷子，都聯結著地方的文化根脈，蘊含著一座城市獨特的精神氣質，是當地人的精神家園所在。對于“老廣”而言，來到永慶坊的河涌邊漫步，看一眼西關大院的青磚石腳，享用一碗地道的廣府糖水，欣賞一出別有情韻的粵劇表演，可以讓人回想起廣州城的昔日風華，釋放心底深處的那份鄉愁。上海人來到石庫門，會有一種回到老家的親近感和令人放松的安全感。在一些新興的移民城市如深圳和珠海，像羅湖老街和唐家古鎮這樣的舊街區更是能為新市民提供認同坐標，對于城市人文空間的構建具有獨特的意義和價值。
更新后的歷史文化街區大多被賦予宣傳地方歷史文化和愛國主義教育的新功能。街區內一般都會設有博物館、紀念館、名人故居、非遺研學場所或展示館等設施，有的還配有講解。人們走進這樣的文化空間，就好像“穿越”到了城市的歷史之中，可以近距離地親近傳統生活方式。例如，浙江衢州市更新改造后的水亭門歷史文化街區中，就設有“杜立特行動紀念館”“徽州會館”“南孔爺爺的書房”“藥王廟”“邵永豐麻餅鋪”等多處展示空間或休閑場所；常州青果巷內保留有“唐荊川紀念館”“史良故居”“趙元任故居”“松健堂”“青果巷文化記憶館”等歷史遺跡；廣州永慶坊的“八和會館”“李小龍故居”“粵劇博物館”突出的是當地富有特色的粵劇文化；而浙江烏鎮的“昭明書院”“茅盾故居”“木心美術館”等眾多名人故居或紀念館，則使得這座原為旅游而開發的江南水鄉，在詩情畫意與民俗風情之外，又增添了一層獨特的文化魅力。
當代人的歷史求知欲和在文化消費方面的需求有時遠高于我們的想象。2015年，筆者曾受珠海市高新區社會發展局委托，就該區下屬的唐家古鎮的未來開發期望在市民中展開調查。結果發現，在回收的近千份問卷中，有31.61%和21.87%的受訪者認為唐家灣鎮“不太需要”和“不需要”加入現代商業氣息，也就是超過一半的群眾反對過度商業化開發；針對“未來唐家灣鎮需要增加何種基礎設施”這一問題，選擇“歷史文化博物館”的比例最高，達48.71%，選擇“咖啡店、休閑吧”和“書吧”的比例均超過三分之一，分別為39.17%和36.38%，選擇“特色餐館”和“特色旅店”的比例分別占到34.99%和30.42%，而對于“超市”“服裝店”等店鋪的支持度則相對較低。由此可見，在大部分市民心目中，歷史文化街區的根本性質應是兼具旅游休閑功能的文化教育場所，而非商業區域。升級改造后的歷史文化街區必須具備一定的商業功能，但過度的商業化不僅不能帶來舊街區的繁榮，反而會因物價偏高、商品同質化、街區景觀缺乏內涵與個性等原因喪失部分潛在的支持者，尤其失去本地市民的認同和支持，從而淪為千篇一律、浮夸嘈雜的普通商業街。尤其在一些著名的旅游城市，往往存在這種風險，例如云南麗江古城、湖南鳳凰古城、杭州清河坊等舊街區雖然在吸引游客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但也因過度的旅游開發和商業化運營方式受到一些網民的批評。
回歸當代人日常生活的歷史文化街區的發展模式
任何傳統都只有回歸到當代人的日常生活才能獲得更多發展機會。歷史文化街區在過去也是本地人的生活場所，因其留下了先人的生活足跡而獨具魅力。在改造和更新過程中，由于建筑的需要和其他方面的考量，本地居民常常被人為地“挪”出該區域，以至于造成舊城區舊街巷“空心化”和全面商業化經營的現象。這種政府或企業主導型的改造和管理模式，如今已逐漸為本地居民參與程度較高的社區合作更新和經營模式所代替。舊街巷更新的主要服務對象，從單純的“對外”即服務于外來游客，發展到既“對外”又“對內”即同時面向外來游客和當地居民的融合型模式。這種新的發展趨向為各地政府開發歷史人文資源提供一種新思路，就是在打造歷史文化街區時充分關照到本地民眾特別是當事者的利益和愿望，在企業、社區、民眾之間扮演一個引導者和中介者的角色。
從長遠來看，服務于本地居民更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也更能激發舊街巷的內在活力。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經濟型舊區改造重利輕義，重經濟而輕社會，重物質而不重精神，重拆建而不重保護，而社會型城市更新重在改善居民生活質量，保留城市文化風貌，實現城市局部或整體的環境改善和功能轉型，因此具有更高的政治效益、社會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態效益。過去在舊街巷開發和運營過程中，經常會遇到本地居民與開發商、管理部門之間發生沖突的現象。如果能夠通過交流、溝通和協商，達成某種共識，或許二者之間的關系就可以更融洽，居民不但會支持政府的行為，而且能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參與到對舊街巷的保護和活化利用中來。
于2005年啟動的北京市南鑼鼓巷保護和改造工程在這方面積累了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針對該片區“基礎設施缺乏，雨污管線、照明設備老化，取暖、水處理、燃氣設施難以引進；公共服務設施中缺少停車場、無障礙設施及安全監控系統，環衛設施不足，公廁需要改造提升”以及交通秩序混亂、胡同內緊密相連的房屋存在安全隱患等問題，東城區政府從“改善民生，全民動員”的理念出發，對基礎設施和景觀風貌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造和整治，通過引進和調整業態，著力打造以“靜吧”、特色小店、創意工作室等為主的特色街區，以保持胡同內靜謐安詳的古老氛圍。在管理方面，他們采取了一系列“更貼近民意”的措施，“形成了社區治理中利益相關方合作的開放式公眾參與機制”以及“動態監管，多方聯動”的管理模式。
社會型的舊區改造和社區參與的管理模式尤其適用于中小城市的舊街巷更新項目。這是因為中小城市如果不是特別著名的旅游目的地的話，一般很難吸引到大批專門來此休閑觀光的游客，游人數量較少且多為匆匆過客，單靠發展旅游很難維持城市的繁榮。如果將這些小地方的歷史文化街區人為地塑造成面向外地游客的休閑觀光區，反而可能因為業態單一、服務質量一般、價格偏高等原因而遭到當地人的排斥。因此，地方政府在規劃這類舊街巷時，不能一廂情愿地抱有打造XX級風景區的理想，而不顧及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只有滿足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需求，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歷史文化街區的作用。
有著1600多年建城歷史的福建沙縣在改造老街時，就充分考慮到其作為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場所的功能特性。遵循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的“城市雙修”即“生態修復，城市修補”的策略，當地政府通過拆除違章建筑、改善基礎設施，以達到修復城市環境和景觀風貌、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的目的，通過統一整治建筑物外立面、修繕屋面、提升基礎設施、營造入口景觀及節點景觀空間等，在不過多驚擾住民生活的前提下實現了老街巷的“微更新”，成功保留原有街巷的空間格局、生活氣息和傳統記憶。
在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更新后的歷史文化街區管理方致力于吸引當地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光顧，讓老街區成為他們的日常生活空間。所以我們經常會在這些地方看到一些特別時尚的國潮品牌商店、情調感滿滿的咖啡館、琳瑯滿目的文化創意小商品、帶有地標符號的打卡墻和各類精致的特色小吃。有些歷史文化街區還會在周末或節假日安排廣場音樂會之類的活動，讓人們在忙碌之余來此得到身心的放松，獲得精神和情緒上的滿足。最傳統也最懷舊的地方，同時也可以是最時髦和最現代的所在，舊與新、古與今、傳統與現代通過文化主體的積極參與和不斷變遷的社會生活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
歷史文化街區的未來，或許會像在一些歐洲國家那樣，放棄由政府和企業全程包攬的“建設—經營—轉讓”（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而更多地選擇上述社區自主與全民參與的保護和管理方式。例如，在德國，政府只負責城市的街道、環衛、綠化、停車場等基礎設施的更新改造，老房屋的修繕幾乎完全依靠民間力量。在歐盟制定的文物保護法等規章制度的大框架下，政府的職責只是審查和批準民眾提交的建筑維修或重建方案，一方面保證歷史文物古跡不受破壞，另一方面指導業主按照統一的風格或材質等要求去維修或新建房屋，如有的城市要求老城區的建筑物在高度上不能超過當地某些歷史悠久的地標建筑，如巴黎的巴黎圣母院、慕尼黑的圣母教堂等，還有一些城市規定老城區建筑物的屋頂或墻面顏色必須統一，像海德堡老城區的房屋就必須按照傳統樣式用紅褐色的石磚來修葺。業主修繕古建筑可以得到稅賦的減免，同時有一些熱衷于文物古跡保護的公益性民間社團可以給有意修繕古建筑的單位或個人提供咨詢或其他幫助。這一切的有序進行，都離不開當地民眾的積極行動和自覺配合。自18至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以來，歐洲人建立起尊重和愛護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傳統，形成崇尚古老、舊式的審美觀念，所以總有很多人發自內心地愿為維護老城景觀出錢出力。盡管老城區的房價、租金和整體消費水平都遠高于新城區，老房子的居住感受比不上新建筑那么舒適，但還是有不少市民愿意選擇在這里生活，以實現“詩意地棲居”在古老大地上與悠久歷史中的生活理想。
總之，舊城區舊街巷的更新改造對于城市的發展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有機更新有助于保留其作為日常生活空間和文化空間的作用，同時賦予其以新的多重功能。以改善城市環境、提升人民生活質量為目的的改造方式比純經濟型的改造更具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效益，也符合民眾的根本利益。只有城市的主體——市民們自覺主動地參與到更新、改造和利用的行動中來，才能真正讓舊街巷煥發出生命力，在現代化的今天得以持續發展和永久昌盛。
（作者為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洪小春、張建新、陳煉、劉成俊、蔡漢：《基于有機更新理論的古城地下空間開發模式與策略研究》，《中國名城》，2024年第8期。
②楊淑華、肖靜、李皎：《基于有機更新理論的傳統村落活化發展路徑選擇研究——以大理古生村為例》，《農業與技術》，2024年第21期。
③陶希東：《中國城市舊區改造模式轉型策略研究——從“經濟型舊區改造”走向“社會型城市更新”》，《城市發展研究》，2015年第4期。
責編/孫垚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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