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技術革命及軍事應用催生了美國“科工復合體”，其借財富與服務對象，對美國政治施加巨大影響力，沖擊了美國現行政治體制，拜登將這種現象視為“危險的權力集中”。“科工復合體”的出現，不僅影響美國國內政治，還對其外交政策和國際秩序構成嚴峻挑戰。技術加速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有可能使“地緣政治”讓位于“科技政治”。
【關鍵詞】“軍工復合體” “科工復合體” 權力運作 科技政治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冷戰結束后，信息技術革命在美國催生了微軟、谷歌、英特爾等一批科技巨頭。這些企業不僅擁有龐大的經濟實力，還掌握海量用戶數據，其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2025年1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拜登，援引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的“軍工復合體”（Military-Industry Complex）概念，將這類科技巨頭稱為“科工復合體”（Tech-Industrial Complex），并批評其正在把美國引向“寡頭政治”（oligarchy）。如果說“軍工復合體”是冷戰和軍事競爭的產物，那么“科工復合體”則是信息技術發展的產物。從對美國內政和外交的影響看，后者正逐漸超越前者，成為塑造美國政策的新核心力量。
“科工復合體”的崛起及其對“軍工復合體”的迭代
美國“軍工復合體”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萌芽階段，從1883年美國開始全力推進海軍建設，到1908年美國艦隊規模僅次于英國，在全球排名第二，這場大規模的“造艦計劃”不僅拉動了美國鋼鐵產業的需求，更在客觀上促成“軍工復合體”的形成，使鋼鐵產業與政府和軍方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形成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政府成立了戰時工業委員會，協調美國陸海軍的軍備采購，軍工企業與政府的關系進一步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軍方從國會獲得軍隊采購計劃的編制權，并為此成立戰爭資源管理局，軍隊對企業的吸引力加大。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羅斯福政府建立戰時生產委員會，實行全面戰時經濟動員，不僅對大型軍工企業實施免稅政策，還為其注入巨額資金，用于武器生產。壯大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美蘇冷戰爆發，期間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局部熱戰接連發生，美國軍費開支持續攀升，許多原本從事民用生產的企業也轉向軍工領域，進一步推動“軍工復合體”的擴張。一大批軍工巨頭到政府任職，政府反過來又把大量合同授予“軍工復合體”，在美國形成了以波音、通用動力、諾斯羅普·格魯曼、洛克希德·馬丁、麥克唐納·道格拉斯、羅克韋爾等為代表的軍工巨頭。行政部門中負責國家安全的機構、國會中軍事委員會和撥款委員會等主要委員會成員，與“軍工復合體”形成緊密的政商關系，這種關系被稱為“鐵三角”（圖1）。
冷戰結束后，“軍工復合體”的影響力不減反增。美國軍工巨頭從游說中獲得高額回報。2023至2024年，僅洛克希德·馬丁和諾斯羅普·格魯曼兩家軍工巨頭的游說支出，就超過800萬美元。2001年至2021年間，五大軍工巨頭（洛克希德·馬丁、雷神、通用動力、波音和諾思羅普·格魯曼），共獲得2.02萬億美元國防合同。據美國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專家斯蒂芬·塞姆勒的研究，國防工業的競選獻金，直接影響國防法案的投票結果——支持“2022年國防預算法案”的參議員所獲捐款是反對者的七倍。另據政府監督項目在2018年發布的一份報告，美國有645家大型國防承包商雇傭了軍方退役高官或政府官員。
在美國“軍工復合體”持續影響政治的同時，隨著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興起的科技巨頭，即上文拜登所稱的“科工復合體”，也在向美國政治和軍事部門滲透。2017年11月，彭博社報道指出，蘋果（Apple）、字母表（Alphabet）、元宇宙（Meta）、微軟（Microsoft）和亞馬遜（Amazon）五大科技巨頭對美國經濟和政治擁有巨大影響力。除上述科技巨頭外，特斯拉（Tesla）、太空探索（SpaceX）、英偉達（NVIDIA）等新興科技企業，同樣舉足輕重。截至2025年5月1日，蘋果（Apple）、微軟（Microsoft）、英偉達（NVIDIA）、亞馬遜（Amazon）、字母表（Alphabet）、元宇宙（Meta）已占據美國股市市值前六位。這些企業2024年的研發投入合計達2400億美元，掌控著全球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核心專利。與“軍工復合體”形成基于戰爭需求和軍事凱恩斯主義政策驅動不同，“科工復合體”首要驅動因素是信息技術革命，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美國產業政策調整與信息技術的軍事應用等。
信息技術革命催生了一批科技巨頭。自計算機問世以來，數字技術發展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微型計算機、80年代的個人計算機、90年代的因特網，以及21世紀初的智能手機與社交平臺軟件等變革階段。每一輪技術大變革都有一批新型數字企業嶄露頭角。例如，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和微軟公司（Microsoft）興起于計算機時代，谷歌公司（Google）得益于互聯網普及，而推特（Twitter）則是抓住了互聯網即時通信技術的機遇。
“科工復合體”的崛起，與美國科研體制改革及科技政策扶植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科技發展基于工業實驗室和大學的聯合，其主體是工業企業，如美國通用電氣公司（IBM）、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等，都是這一科技體制的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科研創新體系主要圍繞服務戰爭展開，主要模式是軍方提出裝備與武器發展需求，科學家開展相關研究工作。冷戰期間，由于美蘇激烈對抗和局部熱戰，美國政府開始統籌科研工作，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等機構應運而生。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前沿科技更多地轉向民用市場，技術發展受商業價值牽引，公立科研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合作日益密切。在這種體制下，市場活力得到充分釋放，旺盛的民用需求催生了一大批高技術企業。在網電空間領域，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政府就開始調整科技政策，以減稅和促進企業間合作等方式，推動計算機等硬件技術向民用市場普及。近年來，美國政府又在所謂的“美國優先”的旗號下推進“再工業化”，扶植“先進制造業”。特朗普政府在奧巴馬政府“再工業化”政策的基礎上，于2018年提出《先進制造業領導力戰略》，并在2020年發布《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重點推動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創新。
“科工復合體”的崛起與美國反壟斷執法的松動密切相關。傳統上，美國的監管機構對有能力支配市場的巨型公司都會訴諸《反壟斷法》，對其予以拆分。1969年至1982年，美國計算機巨頭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受到反壟斷法重創；1998年至2004年，微軟也遭到司法部的反壟斷訴訟。2021年6月，盡管拜登政府對六大科技巨頭啟動反壟斷調查，并于當年7月簽署第14036號行政令限制科技巨頭的并購活動，但執法力度明顯弱于歷史標準，最終未能實質性遏制科技巨頭的市場擴張。
數字技術的軍事應用正深度重塑美國國防體系。最初，美國國防部門與科技企業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社交媒體情報采集領域。隨著網絡電磁空間技術的發展，現代武器裝備和指揮控制系統全面數字化轉型，二者之間的關系愈加密切。因此，美國國家安全部門越來越重視數字化建設。
科技巨頭的重大影響力，不僅源于其雄厚的經濟資源，及其對戰略領域知識的壟斷和擁有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控制著云計算、人工智能、新型衛星導航，以及通信系統等軍民兩用技術。美國軍方日益依賴科技巨頭掌控的數據資源和網絡空間能力，并將其視為戰斗力賦能的主要來源。與此同時，這些科技企業為擴大政治影響力，正加速向政府和軍界滲透，形成了“數字—軍事—工業復合體”，也就是拜登所稱的“科工復合體”。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對“軍工復合體”的迭代，而且對美國政治和國際戰略態勢的影響更為深遠。
圖1 “軍工復合體”、政府與國會鐵三角關系
“科工復合體”的權力運作機制
與主要影響精英決策層的“軍工復合體”不同，“科工復合體”通過雙重路徑滲透美國政治——既維持傳統的精英游說，又借助數字技術潛移默化地重塑公眾認知。“軍工復合體”的主營業務是軍備裝備和彈藥制造，以及軍事基礎設施的營建，其合同取得依賴于軍方的軍事計劃，而軍方的軍事計劃又需要國會撥款。在對外軍售方面，“軍工復合體”需要從美國國務院或其他安全部門獲取出口許可證，其全球市場的拓展也有賴于美國遍布海外軍事基地的外交與軍事網絡。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美國的“軍工復合體”雖然基于市場原則，但也有很強的“計劃性”。美國“軍工復合體”通過制度化的利益循環維持其影響力：國會每年從納稅人手中收取巨額資金，并將其交給五角大樓；五角大樓在國會的指示下，通過利潤豐厚的合同，將巨額資金轉交給武器制造商和其他公司，為他們帶來豐厚利潤；軍事承包商利用部分賺取的超額利潤游說國會，爭取更多五角大樓的合同，而國會通常樂于提供這些合同。這種“國會—軍方—軍工企業”的三方聯動機制，構成了美國政治生態中獨特的“合法”利益閉環。
近年來，美國高科技企業明顯改變以往遠離政治的傳統，轉而積極介入華盛頓的政策博弈。這一轉變主要基于三大動因：反壟斷防御成為關鍵考量。1998年，美國政府發起的針對微軟的反壟斷調查，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反壟斷行動。事件發生后，美國的高科技企業開始認識到參與美國政治的重要性。影響政府的高技術產業政策。科技巨頭希望通過政治參與，來規避高稅收和推動政府放松對高科技企業的監管。國際市場拓展需求。企業越來越依賴政府力量開拓國際市場，解決其他國家對美國高科技企業的調查和監管。
在權力運作方面，“科工復合體”與“軍工復合體”有高度相似之處，也有細微差別。傳統軍工企業更關注與國防部的大額長期合同和武器性能，這決定了“軍工復合體”具有強烈的官僚性和計劃性色彩，而高科技企業則基本上是市場化運作；軍工企業主要是本土制造，而高科技企業則是全球投資；軍工企業與政府部門具有高度的利益勾聯，高科技企業則主要面向普通消費者，競爭更激烈。
上述差別決定“科工復合體”的權力運作更加綿密，權力滲透性更強。總體來說，“科工復合體”的權力運作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為選舉提供政策建議與政治獻金，影響美國政治。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克林頓競選總統時，蘋果公司的首席財務官巴拉姆就建議其通過制定有利于數字經濟的技術政策，以謀取美國高科技企業管理層的支持。在2024年的大選中，以馬斯克為代表的高科技企業管理層紛紛利用競選影響美國政治。馬斯克在選舉中向特朗普陣營投入2.5億美元巨資，對特朗普的選情具有決定性影響。據美國CNBC網站報道，美國的加密幣行業在2024年大選中為兩黨提供了2.45億美元的“獻金”。選舉結束后，谷哥、微軟、元宇宙、亞馬遜、蘋果等向特朗普的就職典禮又各捐了100萬美元。馬斯克、元宇宙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和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OpenAI的掌門人奧爾特曼，以及Tiktok的首席執行官周受資等均受邀參加了典禮。
通過“旋轉門”積極參與政府管理和決策。早在20世紀80年代，蘋果、英特爾、惠普等美國新興的科技公司就開始積極參與美國地方政治。在互聯網支付平臺貝寶（Paypal）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的舉薦下，2025年，特朗普政府吸納多位科技界要員。例如，與蒂爾在貝寶共事的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被任命為“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事務負責人，他主張政府放松對上述領域的管制。除了科技公司高管直接進入政府部門發揮咨詢決策功能外，退出政府的美國前高官和退役軍官，也被科技巨頭延聘到企業工作。2020年，曾任美國國防情報局執行局長的喬希·馬爾庫塞（Josh Marcuse），受聘出任谷歌公共部門的管理職務，負責為政府機構開發新技術。同年，曾任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的基思·亞歷山大將軍（Keith Alexander）在退役后受聘加入亞馬遜公司的董事會。
利用信息技術創新強化與美國防務部門的關系,建立緊密的“數字—軍事—工業復合體”。在信息時代，網絡電磁空間的軍事價值越來越大。網絡攻擊有可能摧毀戰略競爭對手戰略核力量的指揮、控制與通信系統。現代軍事體系中，無論是戰略核威懾力量，還是戰斗機、主戰坦克、導彈防御系統等常規力量，都離不開先進信息技術的支撐。美國軍方對信息技術價值的認識受“9·11”事件的影響，之后其開始邀請網電領域的高科技公司，參與情報系統建設。在2024財年國防預算中，美國國防部對網絡空間、電磁頻譜、軍事人工智能和5G通信的采購與研發費用大幅增長。在指揮、控制、計算機和情報(C4I)領域，美國國防部門的投入增長更快，由2017年74億美元增加至2023年的128億美元，2025年更是增加到210億美元。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對科技巨頭的投入迅速增加。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在2013年授予亞馬遜公司6億美元的合同，為美國情報界提供云計算服務。盡管來自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采購合同對這些科技巨頭來說微不足道，但對加強二者的關系至關重要。
利用龐大用戶群，自下而上地影響政治與政府政策制定。與傳統的“軍工復合體”影響力集中于政治決策層不同，“科工復合體”主要服務于社會個體。據統計，“臉書”（Facebook）和谷歌占據了美國主流網站用戶流量的七成以上。這種高度集中的市場格局使得新興科技企業面臨顯著的競爭壁壘。數字平臺龐大的用戶規模，使其在公共輿論和政治傳播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平臺算法基于用戶偏好進行內容分發的機制，不僅塑造了公眾的信息獲取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認知的形成。這意味著這些科技巨頭對算法左右政治的影響力，特別是對美國選舉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2022年，馬斯克以440億美元收購“推特”（現改名為“X”平臺），引發業界對社交媒體與政治關聯性的廣泛討論。數據顯示，2024年1月至7月期間，馬斯克發布內容的累計瀏覽量突破12億次。用戶規模差異同樣值得關注：特朗普在“X”平臺擁有約9200萬關注者，而其在自建平臺Truth Social的訂閱量約為800萬。
表1 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對美國巨型科工企業的投入
“科工復合體”的國際政治后果
美國科技巨頭與美國聯邦政府深度綁定形成“科工復合體”，最主要的意圖是讓美國政府放松對科技企業的監管，但也可能帶來一系列復雜的政策影響。它將沖擊美國政治結構與體制，進而對國際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傳統上，硅谷科技行業與民主黨保持著較為密切的關系。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除了彼得·蒂爾等少數例外，科技界對特朗普的支持率明顯偏低。然而，在2024年大選期間，部分科技行業領袖開始轉向支持共和黨候選人。這種政治傾向的轉變可能源于：民主黨主張提高稅收、加強勞動保護、反對壟斷，以及強化對科技企業，特別是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領域的監管。這些政策取向與科技行業追求寬松監管環境的發展需求，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張力。近年來，美國科技行業面臨日益嚴格的監管審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就經常針對大型科技企業的市場行為召開聽證會。2023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第14110號行政命令——《關于安全、可靠和可信地開發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加強對人工智能的監管，要求從事人工智能開發的企業對其產品進行嚴格測試。拜登政府還設立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對“人工智能系統對關鍵基礎設施的威脅，以及對化學、生物、放射、核與網絡的安全風險”進行評估。此外，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進一步加大反壟斷執法力度，對以亞馬遜、谷歌、元宇宙為代表的美國科技巨頭發起多次反壟斷調查，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相關企業商業拓展計劃的推進。
2024年大選期間，特朗普競選團隊展現出與科技行業接觸的積極姿態，并對選舉綱領和相關執政政策進行修正。2019年，特朗普在推文中宣稱不喜歡比特幣等加密貨幣。2024年，特朗普公開承諾當選后將放松對加密貨幣的監管。2025年，特朗普還發行了“特朗普幣”，以表明未來美國政府將放松對加密貨幣的管制。
在2024年大選中，“科工復合體”的能量充分展現出來，其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沖擊，已初現端倪。由于既可以通過生成式人工智能左右基層選民的投票行為，又有巨額資金影響華盛頓政治，“科工復合體”的政治影響力已非“軍工復合體”所能比擬。正如拜登離職演講中提到的，“美國正在形成一個擁有極高財富、權力和影響力的寡頭集團”，這個集團對“美國的民主、民眾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以及保證每個人成功的公平機會”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拜登將這種現象稱為“危險的權力集中”。拜登還在演講中表達了他對美國未來的擔心：“科工復合體”的崛起“可能給美國帶來真正的危險……美國人正被鋪天蓋地的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所淹沒，這助長了權力的濫用……社交媒體正在放棄事實核查”。未來，“科工復合體”對美國現行政治體制的沖擊預計難以逆轉，其向下頹變應該是大概率事件。在特朗普政府中得勢的“科工復合體”，不僅對美國國內政治發展構成嚴重沖擊，還對未來美國的對外戰略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將加速發展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創新科技。隨著多位科技行業資深人士加入新政府，特朗普當局正著手對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領域進行政策調整。2025年1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第14179號行政命令《消除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地位的障礙》，宣布撤銷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和有關人工智能的所有政策、指示與法令。特朗普在行政命令中還指示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制定備忘錄，消除阻礙美國人工智能發展在預算方面的障礙。2025年5月，美國商務部在談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時稱：“拜登的人工智能規則過于復雜、官僚主義，會阻礙美國的創新。我們將用一個簡單得多的規則來取代它，這個規則將釋放美國的創新能力，并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主導地位。”特朗普政府未來的人工智能政策是“最小程度監管，最大化競爭”。美國科工集團得勢，技術加速主義理念將主導美國政府的技術政策，國際政治將形成新權力空間。美國放松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具有顛覆性意義的技術的發展，新一輪的技術變革和由之帶動的產業革命將在美國加速到來。在這一趨勢下，美國及其盟國正通過協同創新強化技術領先優勢，而其他主要國家也在加大相關領域的投入與布局，全球科技競爭格局面臨重塑。換言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高新科技，將成為未來國際競爭的核心，由信息技術催生的網絡電磁空間等新權力空間會不斷出現。近代以來，影響國家間關系和國際格局重組的地緣政治因素，會逐漸讓位于新權力空間競爭因素，技術政治時代正在加速來臨。
美國在尖端技術領域的競爭策略可能強化其技術優勢地位，這可能促使美國采取更為自主的單邊政策取向。美國科技行業認為，人工智能時代信息技術發展具有自我迭代性，工業時代的“后發優勢”已成為歷史，未來的高技術發展已不再需要世界分工，完全可以在美國國內和盟友內部之間完成。在這個體系內，強者可以通過技術封鎖通吃紅利從而變得更加強大。特朗普上任初期，就宣布了一項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計劃，讓OpenAI、數據運營商甲骨文、軟銀和總部位于阿聯酋的MGX聯合成立一家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擬在四年內投資5000億美元進行建設。這項計劃被稱為“星際之門”。此舉可能強化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并影響全球科技競爭格局。
在“科工復合體”主導下，美歐關系將面臨重大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一直是美國維系國際秩序的重要合作伙伴。然而，美國科技產業與政府日益緊密的關系，引發歐洲方面的憂慮。其一，部分美國科技領袖對歐洲推崇的多邊主義價值觀持保留態度。其二，某些美國“科工復合體”的領袖公開支持歐洲的極右翼，其與匈牙利總理給克托·歐爾班和意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等持極右翼立場的政客，在政策理念上存在一定共鳴。其三，美國科技界部分人士對數字監管持保留態度，他們反對加強網絡監管，力圖構建一個更加保守的互聯網體系，這嚴重挑戰歐盟的數字政策。例如，馬斯克在收購推特之后不久，就解雇該平臺安全部門的員工，公開挑戰巴西和澳大利亞的互聯網監管法令。歐盟認為，不受監管的社交網絡平臺，會對西方的價值觀念構成威脅，也是對歐盟隱私保護政策的挑釁。其四，“科工復合體”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取向，有可能重創歐洲安全。在2024年7月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大衛·薩克斯曾公開反對美國支持烏克蘭，馬斯克甚至還質疑過北約存在的必要性。對于美國“科工復合體”對歐洲奉行孤立主義政策的傾向，一些歐洲學者深感擔憂，呼吁“美國和歐盟應該承認并制定政策應對這些富裕精英構成的風險”。
在中國科技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美國“科工復合體”主導美國外交政策將導致中美科技競爭加劇。近年來，美國政府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政策，導致美國科工集團越來越把投資重點轉向國防領域。例如，彼得·蒂爾就對美國的武器制造商安杜里爾（Anduril）加大投資力度。美國政府在推動國際科技合作機制方面持續發力，延續了上屆政府構建的多邊科技合作框架。這種發展態勢，可能強化科技領域的國際競爭態勢，進一步塑造全球科技產業格局。
美國科技巨頭的崛起，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必然結果。美國政治中出現“科工復合體”現象源于雙重動因：這些科技企業不滿足于在經濟領域發揮影響力，希望進一步拓展其政治話語權；通過政治參與影響監管政策制定，謀求政府放松對其業務的嚴格監管，排除并購阻力。在現實的權力運作中，“科工復合體”或者運用其掌握的用戶資源在政府中培植代理人，或者親自在政府中擔任要職，或者延聘退休的政府官員到科技企業任職，形成一個完整的利益輸送鏈條。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大量延攬硅谷高管，反映出對技術創新的政策傾斜。這種側重，可能加速美國在人工智能等具有顛覆性意義的技術領域取得突破，進而引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技術競爭，同時也意味著“科技政治”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地緣政治”，躍上歷史舞臺。
（作者為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教授）
責編/靳佳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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