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數字化浪潮下，加密資產憑借去中心化、高效交易等優勢，成為金融創新的核心領域，但其快速發展也衍生出金融安全、黑客攻擊、信息泄露及政治化等風險。歐盟率先推出《加密資產市場條例》，通過分類監管、穩定幣審計及消費者保護機制構建統一監管框架，美、日等國家通過專項立法強化市場規范。我國對加密資產采取審慎監管策略，仍以限制性措施為主。未來，我國可以轉向“疏堵結合”策略，構建法律監管框架，試點“監管沙盒”，并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依托數字人民幣優勢推動跨境支付規則；加強跨境監管合作，平衡風險防控與創新激勵，逐步完善適配國情的分層治理體系，為全球加密資產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關鍵詞】加密資產 市場監管 國際標準
監管合作 分層治理 中國方案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識碼】A
數字化浪潮正深刻重塑全球金融體系，催生出新型金融產品、服務模式及技術應用場景。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驅動力，數字金融不僅推動經濟向更具競爭力、可持續性與韌性的方向演進，還為構建包容性社會與現代化經濟生態提供關鍵支撐。在此背景下，加密資產，即以分布式賬本技術為基礎，通過電子化方式，實現價值或權利存儲與轉移的數字載體——逐步成為金融創新的重要領域。其通過簡化融資流程、降低中介依賴、提升交易效率等特性，為中小企業和消費者開辟更普惠的融資渠道，并在跨境支付等場景中展現出低成本、高時效的顯著優勢。①
全球范圍內，加密資產監管框架加速成型。以歐盟為例，2023年6月9日，《加密資產市場條例》與《資金轉移條例》在歐洲官方公報正式發布，標志著歐盟加密資產市場統一監管體系的突破。《加密資產市場條例》通過三類代幣（實用代幣、資產參考代幣、電子貨幣代幣）的精細化分類監管，構建覆蓋加密資產發行主體與服務提供商的全周期管理框架，并強制要求交易信息透明化以防控風險。與此同時，美國、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通過專項立法強化加密資產市場規范，為加密資產的保護和規制提供法律依據。我國也亟需在研判國際監管動態和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兼顧風險防控與創新激勵的治理路徑。
加密資產的各類風險及其監管必要性
金融監管及安全風險。加密資產市場的底層邏輯依賴于區塊鏈技術構建的自動化交易系統，其設計初衷在于，通過去中介化實現點對點交易效率的躍升。這一特性極大縮短數字貨幣交易的支付時間、降低支付成本，但也存在一些風險和挑戰：加密資產的底層技術快速演進，對監管機構的認知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相關法規、政策及理論需要與時俱進，以適應技術創新。例如，去中心化金融協議的復雜性已超出傳統證券監管框架的覆蓋范圍。加密資產交易可借助境外注冊平臺規避本地司法管轄，形成“監管飛地”。部分“強匿名性”的隱私代幣，通過混幣技術徹底隱匿交易路徑，助長加密資產市場的惡意操縱、欺詐等風險。
黑客攻擊與技術性風險。加密資產的開發與交易完全依賴技術水平與服務器的穩定程度，高度數字化與價值集中性使其成為黑客攻擊的高價值目標，技術漏洞與運維缺陷進一步放大系統性風險。2021年，著名加密貨幣平臺“Poly Network”，因跨鏈協議漏洞遭黑客入侵，短時間內損失價值約6億美元的客戶資產，暴露出跨鏈橋等核心設施的脆弱性。此外，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演進與普及，亦增加其在加密貨幣市場中被不當應用的可能性。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被用于虛假身份與虛假賬戶的制造，②通過繞開加密貨幣交易所的人類驗證，推動洗錢等犯罪活動的滋長。
信息泄露風險。區塊鏈技術的“偽匿名性”存在根本性矛盾，具有鏈上數據溯源和地緣政治工具化的風險。盡管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交易，無需綁定賣家與買家的真實身份，表面上更具隱私性，但是地址聚類分析與IP追蹤技術仍可穿透其匿名保護。2021年，美國司法部通過區塊鏈溯源，成功追回科洛尼爾管道運輸公司（Colonial Pipeline）支付給黑客組織的部分比特幣贖金，揭示加密貨幣并非完全不可追蹤，加劇公眾對加密貨幣交易隱私性的質疑。
政治化與國家安全風險。加密資產的去中心化特性，即交易快捷性與隱蔽性，可能使其成為少數極端組織或暴力沖突的武器，也可能會提升加密社區利用其財富干預政治或軍事沖突的風險，增加將加密貨幣本身政治化的可能性。這不僅會沖擊全球金融市場秩序，還可能衍生出新型國家安全風險傳導機制，使地緣政治矛盾與經濟安全危機形成惡性循環。
歐盟對加密資產的監管：《加密資產市場條例》解讀
立法背景與監管空白。2018年，歐盟委員會提出金融科技行動計劃，要求歐洲監管機構對加密資產的分類與適用性展開系統性研究。2019年1月，歐洲銀行管理局與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的聯合報告指出，僅少數加密資產符合《金融工具市場指令II》或《電子貨幣指令II》的監管范疇，其余90%以上加密資產長期游離于歐盟統一監管框架之外。這意味著，除反洗錢監管外，歐盟層面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制度框架，來規范此類不受監管的加密資產的相關服務。這種制度真空會使加密資產持有者面臨多重風險，尤其是在消費者保護規則未涵蓋的領域。未受監管的加密資產服務商無需遵守投資者適當性規則，導致用戶權益缺乏保障。這還可能對市場完整性造成重大風險，包括市場濫用和金融犯罪。例如，加密資產未被納入歐盟《資金轉移條例》監管范圍，因而跨境交易透明度不足。2019年6月，反洗錢國際標準制定機構——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發布修訂后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監管指南》，首次將加密資產服務商納入與傳統金融機構同等的監管范疇，明確要求其執行“旅行規則”，即轉移超過1000美元需同步傳遞交易雙方身份信息。此舉旨在通過鏈上數據與鏈下身份的強制關聯，促進加密資產轉移的可追溯性。由于在歐盟層面仍缺乏強制執行機制，這一規則仍難以落地。現有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者，因監管不確定性對加密資產持觀望態度，可能會阻礙加密資產市場的發展，并導致錯失創新數字服務方面的機會。在反洗錢監管領域，歐盟現行法規體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據歐盟《資金轉移條例》，傳統法定貨幣交易需履行嚴格的資金流向追蹤義務，但加密資產轉移長期游離于此類監管框架之外。這一制度空白為洗錢等非法活動提供隱蔽通道。
為彌合監管斷層，歐盟加速構建適配數字資產特性的反洗錢新范式。擬議的《加密資產市場條例》將建立覆蓋發行、交易、托管全鏈條的穿透式監管機制，要求服務商實施實時交易監控，并上報可疑活動；其計劃修訂《反洗錢第六號指令》，將加密資產轉移全面納入“資金轉移”定義范圍，強制所有歐盟境內平臺執行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標準，并對非合規境外服務商實施市場準入限制。這種“專項立法+規則整合”的雙軌策略，標志著歐盟正從技術中性原則轉向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模式，力求在技術創新與金融安全間實現動態平衡。
立法歷程。《加密資產市場條例》的制定經歷戰略布局、立法落地以及細則完善階段。2018年，歐盟委員會通過金融科技行動計劃，啟動加密資產監管研究。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期間，歐盟委員會就加密資產和數字運營彈性、數字金融戰略等，啟動多次咨詢會議。根據2020年數字金融戰略，歐盟通過全面立法框架，用于監管加密資產的發行和為加密資產提供的服務。其中，《加密資產市場條例》旨在涵蓋其他歐盟金融服務立法法案未涵蓋的加密資產，以及相關服務和活動。2020年9月，歐盟發布“數字金融一攬子計劃”，其中包括《加密資產市場條例》和《數字運營彈性法案》。前者專門監管加密資產，后者則適用于金融行業的網絡安全和運營韌性。數字金融套餐，包含數字金融策略、加密資產立法提案（包括《加密資產市場條例》）、關于歐盟數字運營彈性監管框架的立法提案，以及更新的現代化和安全零售支付戰略。2022年6月，歐洲議會和理事會就加密資產監管框架達成政治協議。2023年11月，歐盟就《加密資產市場條例》四項授權法案啟動為期四周的咨詢，2024年2月，正式通過法案，重點規范穩定幣交易量上限及儲備透明度，并明確重要性標準、干預權與處罰機制。2024年12月，《加密資產市場條例》開始適用，標志著歐盟開啟對數字資產的首次全面性立法監管。2025年2月，歐盟委員會通過委員會授權法規，規定要保存所有加密資產服務、活動、訂單和交易的記錄，明確加密資產服務提供商的利益沖突政策和程序要求，以及利益沖突披露內容的細節和方法，并補充了監管技術標準。《加密資產市場條例》第68（9）條要求，加密資產服務提供商完整保存所有加密資產服務、活動、訂單和交易詳細記錄，確保監管機構能夠有效履行監管職責，特別是確定加密資產服務提供商是否遵守客戶保護，以及市場完整性相關義務。為識別、預防、管理和披露利益沖突，《加密資產市場條例》第72（1）條詳細說明此類政策和程序應涵蓋的沖突類型，監管技術標準草案進一步規定，資產參考代幣發行人的利益沖突政策和程序的要求、利益沖突的一般性質和來源披露內容的細節和方法，以及為減輕利益沖突而采取的措施。監管技術標準草案還包含與個人交易相關的具體規定，以及與薪酬程序、政策和安排相關的規定。
立法宗旨及目的。《加密資產市場條例》旨在規范加密資產發行主體和加密資產服務提供商的發行、運營、組織和治理等活動，同時制定消費者保護規則和防止市場濫用措施，保障整個歐盟地區的客戶和投資者權益。該法案以“平衡安全與創新”為核心，有四方面主要目標：為加密資產市場在歐盟內部發展提供健全的法律框架，建立加密資產發行、交易與服務的標準化規則，消除成員國的監管套利空間；通過穩定幣儲備審計、反市場濫用條款及客戶資產隔離要求，降低系統性風險，確保金融市場安全穩定；通過強制披露代幣發行白皮書、設立冷靜期制度，并建立歐盟級投資者補償基金，控制加密資產市場的金融風險，以保障消費者和投資者權益，強化市場誠信機制；通過建立安全的金融監管框架，促進加密資產的創新發展和公平競爭，通過將“合規代幣”納入歐盟通行資質，以推動《加密資產市場條例》標準成為國際監管范本。總之，歐盟在數字資產監管過程中的核心在于，維護金融安全與促進創新發展的平衡。憑借其平衡、細化和透明的方法，《加密資產市場條例》為歐盟現有金融監管體系尚未覆蓋的虛擬資產，提供了監管確定性。
《加密資產市場條例》有關“加密資產”的解讀。《加密資產市場條例》將“加密資產”定義為“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實現電子化轉移與存儲的數字價值載體”，并按功能將其分為三個子類別：實用代幣，其以非金融目的發行，以數字方式提供區塊鏈網絡內的應用、服務及資源的訪問權限；資產參考代幣，其掛鉤一籃子資產，通過參考若干種法定貨幣、商品、加密資產或其組合來保持穩定的價值；電子貨幣代幣，作為一種加密資產，主要用作交換手段，并通過錨定單一法定貨幣的價值，來維持其價值穩定。
所謂穩定幣，是指有擔保的加密資產，用于對沖加密貨幣價格波動。加密貨幣除了缺乏法償性、強制性等法律屬性之外，其幣值還表現出較強的不穩定性。為促進加密資產的支付，市場上出現許多以法定貨幣計價，并由資產池予以支持的加密資產，旨在穩定加密資產相對于法定貨幣掛鉤的價值。根據《加密資產市場條例》，由位于歐盟以外的實體發行，不以歐元計價，并由非歐盟銀行用于保管其加密資產的穩定幣，被視為資產參考代幣。與之不同，電子貨幣代幣是以歐元計價并由歐盟銀行支持。《加密資產市場條例》框架對資產參考代幣和電子貨幣代幣實施分類監管，旨在維護歐元的貨幣主權地位，防范私營數字資產對歐元區貨幣主權和歐洲央行單一貨幣政策，可能產生的侵蝕效應。
歐盟數字資產監管的進一步行動預判。《加密資產市場條例》的引入是歐盟內部加密貨幣市場正規化的重要一步。為完善數字資產治理、建立有關數字資產監管的區域性整體框架，在《加密資產市場條例》之外，歐盟還可能展開以下三方面的行動：第一，《加密資產市場條例》的當前規則并不包括不可替代代幣。因此，歐盟委員會將對不可替代代幣進行全面評估，并出臺分類指南，并在必要時制定專項立法提案，以應對新的風險。第二，歐洲議會近期通過一項建議性立法文件，敦促構建泛歐盟加密資產稅收協同框架。該決議（雖暫不具法律約束力）提出雙重監管路徑：要求應用分布式記賬技術實現交易溯源，以強化反避稅合規；建議參照增值稅起征點制度，對符合小微標準的偶發性加密資產納稅人，實施簡化申報機制。第三，鑒于加密資產是區塊鏈技術的核心應用場域，《加密資產市場條例》立法框架與歐盟區塊鏈戰略部署存在結構性制度關聯。其配套機制呈三層次推進架構，包括建立歐洲區塊鏈觀察站和論壇，在政治層面上聯合所有成員國的歐洲區塊鏈伙伴關系，以及設想與國際可信區塊鏈應用協會建立公私伙伴關系。
作為全球首部加密資產全域性監管框架，盡管《加密資產市場條例》具有制度創新價值，但其規則構建仍引起多重擔憂。例如，《加密資產市場條例》是否對加密資產服務提供商存在過度監管？與政策更加靈活的國家相比，是否會使歐盟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加密資產市場條例》一方面對穩定幣進行全面監管，另一方面對不可替代代幣缺乏監管，是否會導致監管失衡？這些爭議本質指向加密資產治理的元問題：如何在技術創新、金融穩定與市場效率間實現監管均衡？這就需要我們對加密資產的安全風險和全球動向進行全面了解與把握，逐步完善我國加密資產的金融監管體系，漸進構建適配我國國情的分層式數字資產治理架構。
美日英俄加密資產市場監管動向
美國。2022年，美國推出首個加密貨幣綜合監管框架，該框架旨在平衡市場創新與風險防控，內容包括金融服務行業應如何促進跨國加密資產交易，以及如何打擊數字資產中的欺詐行為等。鑒于加密資產市場中欺詐和盜竊風險持續上升，以及數字資產發行存在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問題，美國白宮提出四條監管框架：鼓勵證券交易委員會與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等監管機構，根據其授權積極開展調查和執法行動，強化對數字資產領域非法行為的執法力度；鼓勵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與聯邦貿易委員會建立投訴監測機制，并計劃通過修訂《銀行保密法》填補監管漏洞；敦促監管機構與執法機構合作，解決消費者、投資者和企業面臨的加密資產風險，鼓勵各機構分享消費者對加密資產投訴的數據；要求金融素養教育委員會加強公眾風險意識，幫助消費者識別欺詐行為并建立維權意識。
日本。作為目前全球加密貨幣交易所監管制度的先行者，早在2017年4月，日本通過《資金清算法》，將虛擬貨幣明確為一種結算、支付手段，并具有財產性價值。同時，該法案也明確推出加密資產交易所監管機制，規定只有在日本金融廳或財政局注冊的企業，才能在日本提供加密貨幣兌換服務。2020年5月起開始實施的《資金清算法》和《金融工具與交易法》修正案，及近期政令進一步細化交易規則，授權日本虛擬貨幣交易所商業協會制定行業操作指南，形成“政府監管+行業自律”的雙層治理模式。《金融工具與交易法》將日本虛擬貨幣交易所商業協會，以及日本STO協會，分別認證為加密貨幣交易與證券型代幣領域的自主監管組織，進行與該法律相關的具體操作。日本還針對加密貨幣交易收益實施累進稅率，既抑制投機行為，又為財政開辟新稅源。
英國。2020年1月，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獲得監管權力，以監督加密資產企業如何管理洗錢和反恐融資風險。自此，英國加密資產企業必須遵守《2017年洗錢、恐怖主義融資和資金轉移（付款人信息）條例》，并向金融行為監管局注冊，未合規企業將被列入公開黑名單并禁止開展業務活動。盡管金融行為監管局暫未全面監管加密資產現貨交易，但其對衍生品市場實施嚴格限制——禁止向零售客戶銷售期貨、期權、差價合約及證券型代幣等高風險產品，以避免散戶投資者因價格波動蒙受損失。值得關注的是，英國在平衡創新與風險方面采取前瞻性舉措。自2016年起，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推出“監管沙盒”機制，為加密資產等金融科技企業提供“安全試驗場”。在監管沙盒框架下，企業可在限定期限內測試創新產品（如智能合約支付系統、去中心化借貸協議等），同時與監管機構保持動態溝通。③這一機制不僅加速技術落地，還幫助監管機構及時識別風險漏洞、完善規則設計。當前，英國正探索穩定幣支付監管方案，未來可能參照電子貨幣框架，要求穩定幣發行方儲備足額法定貨幣資產，根據規則為消費者提供保護。英國的“沙盒試驗+分類監管”雙軌策略，既為加密創新保留彈性空間，又以漸進式立法防范系統性風險，成為全球少數兼顧市場活力與金融安全的監管范式之一。
俄羅斯。據央視新聞的報道，在批準數字貨幣流通監管立法理念后，俄羅斯政府相關部門將對加密數字貨幣在該國的市場流通進行嚴格監管，并將進一步保護普通投資者的權利。這意味著以俄羅斯財政部為首的金融部門，主導構建兼顧市場活力與風險可控的監管體系，既承認加密貨幣的合法交易地位并保障投資者權益，又通過稅收杠桿獲取財政收益。短期來看，俄羅斯這種“監管換稅收”的模式將為加密貨幣市場注入增長動能，但如何平衡金融安全與創新激勵仍是長期挑戰。
我國加密資產市場監管的應對建議
構建針對加密資產的法律監管框架。我國對加密資產采取審慎監管原則，當前政策主要禁止虛擬貨幣等的發行、融資和交易等各類行為，監管框架有待進一步完善。涉及加密資產的規則通常分布在各金融監管機構的臨時通知或通告中，雖存在認可加密資產持有的司法實踐，但其財產屬性在立法層面仍然語焉不詳。④當前，美歐等已通過立法明確加密資產服務商準入標準、交易透明度要求，以及投資者保護機制。未來，我國可以轉向“疏堵結合”的治理策略，構建兼具風險防控與創新包容的加密資產金融監管法治化框架。例如，我國可借鑒“監管沙盒”模式，在可控范圍內允許合規企業試點創新業務，針對區塊鏈供應鏈金融、數字藏品確權等場景，探索分類分級監管機制。
同時，為進一步規范加密資產市場發展，建議在中央層面設立跨部門協同機構，統籌制定加密資產發行、交易與跨境流動的規則框架，確定加密資產服務主體的準入資格，劃定加密資產金融活動監管的范圍。明確金融監管紅線，堅決打擊違法犯罪行為，強化對“數字適應能力不足群體”的傾斜保護，⑤并將不可替代代幣、穩定幣等新興形態，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的銜接范疇，避免監管真空。⑥
此外，針對金融科技發展先于監管法律規制的特性，應善用司法裁判資源，將司法判決中的典型個案轉化為具體規則，并最終轉化為立法規范。例如，加強對“NFT數字藏品第一案”等典型加密資產案件的司法研究與學術探討，厘清裁判規則，總結裁判經驗，為數字資產法律監管提供司法資源。⑦
跟蹤國際市場動向，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積極參與全球加密資產治理體系，已成為各國金融監管的重要方向。為應對全球數字資產領域的高速發展趨勢，美國證監會設立獨立的數字資產辦公室，以協調對加密貨幣和其他數字資產的調研，并招募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學者幫助其追蹤加密數字領域的迅速變化。由于制定規則或相關立法所需時間較長，美國監管機構通過追蹤分析國際市場動向、發布臨時指導方針的方式設定標準，通過“軟法先行”策略，以實現對相關行業的監管與控制，搶占規則制定權。⑧
面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帶來的重要產業轉折點，我國需要積極把握和引領時代發展方向，⑨積極參與加密資產國際標準制定，為中國加密資產發展創造有利環境，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培育壯大數字經濟提供有力支撐。我國可依托數字人民幣的先發優勢，在二十國集團、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等多邊機制框架下，積極推動建立以主權數字貨幣為核心的跨境支付標準。建議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組建“數字資產國際合規中心”，動態追蹤各國監管技術標準（如歐盟《加密資產市場條例》的穩定幣審計規則），通過“監管鏡像”機制將國際最佳實踐本土化，并主導制定元宇宙資產確權、去中心化金融協議合規等前沿領域的中國方案。⑩
加強國際監管交流與合作，維護我國投資者權益。由于加密貨幣的國際交易和投資比例增加，對加密貨幣監管合作的需求更加強烈。在跨境監管協作層面，我國可以充分借助共建“一帶一路”“數字絲綢之路”“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等政策優勢，加強加密資產跨境監管合作機制，構建區域性合作網絡。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協調會議、簽訂多邊和雙邊的監管合作備忘錄，就加密資產交易平臺監管事宜達成一致。此外，還可以通過定期召開高層級別或員工層面的協調會議、組織監管合作論壇等形式，促進非強制性的監管協同、監管理論及學術觀點共享。建立對雙邊或多邊具備法律約束力的監管合作機制，就加密資產交易的跨境監管常態化機制條款、合規流程等問題作出規定。
加密資產的全球治理始終面臨“創新—安全—效率”的三元悖論：技術創新驅動金融效率躍升，其去中心化特性與匿名交易可能削弱監管安全；過度強調風險防控易抑制市場活力，而奉行效率導向的寬松政策，則可能滋生系統性隱患。這一悖論本質上反映出數字時代“技術—經濟—制度”框架的動態失衡——區塊鏈技術的顛覆性重構經濟價值交換模式，卻促使傳統制度從滯后狀態邁向適配進程。中國若想打破這一困局，需以數字人民幣為錨點，將“監管沙盒”作為實驗場域，在可控場景中釋放技術創新潛力，同時以立法明確“風險閾值”和“合規紅線”，逐步構建“創新有界、安全可控、效率可持續”的分層治理體系。未來，加密資產治理的核心命題，仍是如何在技術理性與制度理性之間建立動態均衡。唯有通過理論深化、國際合作與本土化實踐的三維協同，方能在數字經濟浪潮中筑牢安全堤壩，激活創新動能，最終實現金融生態的韌性進化。這一探索不僅關乎一國監管智慧，更是全球數字文明治理的共答之題。
（作者為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導，浙江大學國際戰略與法律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之江智庫執行主任，數字法治研究院首席專家）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基于語料庫的網絡安全話語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4BYY151）、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建立健全我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0ZDA062）、浙江省法學會重點課題“數字社會司法治理理論與規則研究”（項目編號：2024NA19）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鄧建鵬、李鋮瑜：《加密資產交易平臺權力異化及其規制進路》，《思想戰線》，2024年第5期，第155—165頁。
②程樂：《“數字人本主義”視域下的通用人工智能規制鑒衡》，《政法論叢》，2024年第3期，第3—20頁。
③徐國沖、黃麗妹：《理解監管沙盒：理論界說、實施原則與運用策略》，《理論與改革》，2024年第4期，第149—162頁。
④司曉：《區塊鏈數字資產物權論》，《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2期，第80—90頁，第178—179頁。
⑤程樂、劉秀麗：《數字弱勢群體權益法治保障研究》，《思想理論戰線》，2024年第1期，第71—79頁，第140—141頁。
⑥渠慎寧：《NFT產業：理論解構、市場邏輯與趨勢展望》，《改革》，2023年第4期，第70—80頁。
⑦葛偉軍、方懿：《區塊鏈智能合約下加密數字藏品的法律屬性與內生風險》，《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第20—35頁。
⑧鄧建鵬、張夏明：《穩定幣USDT的風險及其規制對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年第6期，第52—62頁。
⑨程樂：《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態勢、挑戰與展望》，《人民論壇》，2024年第2期，第76—81頁。
⑩趙炳昊：《應對加密數字貨幣監管挑戰的域外經驗與中國方案——以穩定幣為切入點》，《政法論壇》，2022年第2期，第176—191頁。
責編/靳佳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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