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地制宜”是推動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原則，其本質在于立足區域特定的資源稟賦差異，靈活優化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與技術應用路徑，實現農業生產的高效化、綠色化與可持續化。總體來看，當前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正沿著兩條主要路徑演進：“改造型”路徑，著眼于對邊緣性、受限性資源的科技重構與價值釋放；“適應型”路徑，面向生態敏感或開發受限區域，依托本地特色資源和柔性技術適配，構建多功能融合、特色鮮明的現代化農業體系。這兩條路徑在通用技術本地化和農業系統再設計的共同支撐下，展現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多樣性特色。
【關鍵詞】農業新質生產力 因地制宜
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2024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推進農業科技力量協同攻關，加快科技成果大面積推廣應用，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2025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 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指出：“以科技創新引領先進生產要素集聚，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這標志著農業領域正在孕育和形成新的先進生產力形態，農業發展正加快由依賴傳統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長，向創新驅動的集約化、綠色化、智能化方向邁進。中國地域遼闊，地理環境與自然資源稟賦多樣，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均，這決定了農業現代化需要堅持“因地制宜”的重要原則。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尤其需要立足本地資源優勢，挖掘潛力、揚長補短，善于運用新技術、新模式，拓展農業發展邊界，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
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內涵，在于運用前沿科技手段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其實現路徑主要包括兩方面：通過科技創新推動農業生產者、生產工具和生產模式的系統性升級；實現科技成果與農業不同區域生態條件和資源稟賦的精準適配，提升技術應用的有效性和針對性。因此，因地制宜不僅是適應區域差異的策略選擇，更是激發農業發展內生動力、構建特色競爭優勢、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
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戰略背景
中國作為擁有完整農業體系的超大型經濟體，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演化，深刻體現了大國經濟體在制度優勢、資源稟賦、技術體系與市場規模等多方面的協同作用。這些基礎要素不僅構筑了農業現代化的物質支撐，也決定了因地制宜多路徑并行的現實邏輯。作為一個具有多區域、多樣化生產特征的大國，中國在推進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需要立足區域比較優勢，走多路徑、高效協同、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農業道路①。
地理空間廣闊，支撐豐富多樣的農業生產形態。中國幅員遼闊，東西橫跨60多個經度、南北跨越近50個緯度，涵蓋五個溫度帶和一個高原氣候區，地貌類型多樣，包括平原、丘陵、高原、山地、盆地等，造就了多樣化的農業生態系統和區域主導模式。例如，東北平原適宜規模化機械化種植，是國家糧食主產區；華北平原以高產小麥、玉米為主，重視節水灌溉與種養循環；長江中下游地區則發展水田農業和稻漁綜合種養；華南熱帶、亞熱帶地區以水果、花卉等高附加值作物為主；西南山區形成以生態林果和立體農業為特色的復合模式；西北干旱區主要發展節水型旱作農業與綠洲農業；青藏高原則以高原特色畜牧業和河谷農業為主。
這類資源與生態多樣性為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廣闊的演化空間和試驗平臺。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種質資源普查數據，全國收集農作物種質資源13.9萬份；我國共有畜禽遺傳資源1018個，蜂品種資源39個，蠶品種資源307個，數量均居世界首位。這為中國特色農業科技創新和區域差異化育種提供了堅實支撐。同時，中國在谷物、豬肉、水產品、水果、蜂蜜等主要農產品產量方面長期位居世界前列，顯示出強大的系統性農業生產能力，為農業新質生產力的體系構建奠定了全球領先的產業基礎。
超大規模市場為農業現代化轉型升級提供內需支撐。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消費市場，隨著居民收入穩步提升和生活方式轉變，城鄉居民對高品質、綠色、有機和功能型食品的需求持續增長，推動農業由“有沒有”向“好不好”轉型。根據農業農村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25年4月18日，全國認證登記的綠色、有機、名特優新和地理標志等“三品一標”農產品達到8.4萬個，顯示出消費結構升級的強勁勢頭。這不僅有助于重塑農業供給端的結構，也推動傳統農業向品質化、特色化、綠色化方向加速轉型。
與此同時，農產品深加工、冷鏈物流、電商平臺等現代農業服務體系迅速發展，為農產品提供了更廣闊的價值轉化空間。以冷鏈為例，中物聯冷鏈委與鏈庫平臺聯合發布的《2024年冷庫市場分析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全國冷庫總量達2.53億立方米，同比增長10.96%，顯著提升了生鮮農產品跨區域流通與保鮮能力，為高附加值農業產業鏈的延伸提供了堅實支撐。
超大規模的市場容量不僅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依托，也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長、特色產業集群培育提供了穩定而廣闊的需求基礎。相比之下，新加坡、日本等國家因市場規模有限，農業科技發展難以形成系統性支持。例如，約有1.2396億人口（2024年7月）、陸地面積約37.8萬平方公里的日本，其農業技術升級多集中于少數產品和區域，難以支撐全產業鏈、多生態帶的技術廣泛滲透。而中國龐大的多層次市場則為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從田間到餐桌”全鏈條的牽引力，使農業科技成果更容易實現規模化落地與商業化運營。
制度層面為農業科技創新營造容錯環境。隨著農業科技的復雜性不斷提升，其創新路徑不僅面臨技術層面的試驗與不確定性，還需應對商業化過程中更為嚴苛的市場選擇。在此背景下，農業科技的投入產出比愈發難以預期，技術上的“可行性”不再自動轉化為市場上的“成功性”，這對制度環境提出更高要求。
中國在制度層面積極構建支持農業科技創新的容錯機制，通過財政補貼、政策試點、科技示范園區、成果轉化基金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形成了覆蓋“試驗—推廣—復制”全過程的支持體系。這種體系，一方面有效降低了農業科技在初期研發和中試階段所面臨的試錯成本，另一方面為技術成熟后迅速規模化推廣提供機制保障，實現“失敗可容錯、成功可復制”的制度閉環。
以農業產業投資基金為例，從中央到地方，各類政策性和市場化基金，廣泛布局于基因育種、智能農機、綠色防控、生態農業等關鍵領域，不僅增強了農業科技領域的資本供給能力，也加快了從科研成果到商業產品的迭代節奏。這一制度生態的構建，不僅為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提供強有力支撐，也體現制度優勢在高風險創新領域中的穩定器與加速器作用。
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動態驅動機制
農業新質生產力是依托先進農業科技、高水平要素組合與因地制宜進行技術適配所構建的一種高效率、低資源消耗、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生產力形態。它突破了傳統農業對單一或粗放要素的依賴，體現為生產要素的系統性重構、精準化集成與動態優化，尤其強調通用科技與本地生態資源之間的深度融合。近年來，中國農業在持續的技術創新、政策引導和區域化應用等多重因素驅動下，農業新質生產力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
要素集成的動態優化機制
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是一個要素組合從簡單到復雜、從粗放到精密的動態優化過程。從全球農業發展經歷來看，通常經歷初級、中級和高級三個階段，伴隨著生產效率的螺旋式提升和資源配置的日益精準化。農業運行的底層邏輯是“采集農業—生產農業—創造農業”的階段遞進，農業新質生產力將促使人類社會邁向食物生產的“創造階段”②。對比中國與全球農業的最新實踐，分析各階段的特征及其演進，可歸納如下：
初級階段：以土地與勞動力為主的傳統模式。在初級階段，農業生產以土地和勞動力兩大傳統要素為核心，依賴自然條件和人力勞動開展基本生產活動。這一模式廣泛存在于中國傳統小農經濟中，在西南丘陵山區表現尤為典型——小農戶依靠有限的耕地和家庭勞動力，種植水稻、玉米等口糧作物，投入主要為自留種、農家肥，生產工具以簡易農具為主，缺乏機械化與現代化管理手段。產出效率高度受限于氣候、地形等自然條件波動，缺乏抗風險能力和持續增長的空間。
盡管該階段的農業發展模式，在特定歷史時期有效保障了區域糧食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但其要素配置方式已難以支撐現代社會對農產品多樣性、高質量和穩定供給的需求。隨著農村勞動力持續向非農產業轉移、土地流轉制度不斷深化，這種依賴單一要素的生產模式，正逐步被更復雜、系統的要素組合機制所替代，為農業邁入中級階段打下基礎。
中級階段：多要素組合與機械化提升。進入中級階段，農業生產在土地與勞動力的基礎上引入資本和機械化要素，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多要素組合模式。資本投入主要體現為化肥、農藥、簡易灌溉設施等生產資料的應用，顯著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作物單產水平。機械化技術開始逐步替代人力勞動，緩解勞動力短缺問題，提升了作業效率。
這一階段在中國東北、華北等平原地區表現尤為顯著。以玉米、小麥等大田作物為代表，通過普及農機設備和配套物化投入，農業生產逐步從手工操作轉向機械輔助，實現作業效率與產量的同步提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農業機械化水平持續提高，2025年1月，農業農村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了75%，標志著中級階段的生產模式已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鋪開。
然而，這一階段的技術組合多以通用型機械和標準化投入為主，缺乏針對不同區域生態條件、作物類型和耕作制度的差異化適配，呈現出效率提升但資源粗放的特征。例如，在平原地區農業機械化快速發展的同時，丘陵山區的農業機械化水平嚴重落后，制約了全國農業農村產業化的整體推進③。此外，在部分地區，化肥農藥過量施用、土壤結構破壞、水資源浪費等問題開始顯現，環境代價日益凸顯，也制約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升。因此，要素組合的進一步優化與技術集成的精細化升級，成為向更高階段躍升的關鍵突破口。
高級階段：智能化主導的要素精密集成。農業新質生產力在高級階段的核心特征是多種生產要素的深度集成與智能系統的全面賦能。相比初級階段的要素依賴和中級階段的機械化組合，高級階段強調土地、資本、高素質人才、現代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如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管理體系等多要素的精密融合，推動農業從效率提升走向系統躍升。通過引入和集成先進生產要素，配以農業產業鏈上下游各環節的創新聯動，最終構筑出一個高度集成化、現代化的農業運作新模式④。
在這一階段，技術不僅解決“如何生產”的問題，更聚焦“如何精準高效地生產”。以無人機植保為例，其每畝用水量僅為1—2升，僅為傳統地面噴霧方式（30—60升）的幾十分之一，同時可節約農藥使用量30%至50%⑤，實現節水節藥、減負增效的多重目標。再如拜耳推出的Climate FieldView智慧農業平臺，能夠自動采集來自農機設備、衛星遙感、氣象傳感等多源農藝數據，實時生成種植、施肥、噴灑和收獲圖層，并對產量進行精細到平方米級別的分析，輔助農戶動態優化管理決策。該平臺已在全球23個國家應用，有1億公頃耕地的服務訂閱量，成為全球農業智能化轉型的重要實踐樣本。此外，首鋼朗澤利用乙醇梭菌為發酵菌種，以含CO、CO2的鋼鐵廠尾氣和氨水為主要原料，進行液態發酵培養、離心、干燥制備乙醇梭菌蛋白并實現商業化，實現對魚粉的高效替代，開辟了農業綠色循環的新路徑。
這一階段的農業系統，通過多要素之間的協同聯動和技術精細化控制，不僅顯著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還有效降低資源消耗與環境壓力，增強農業系統對氣候變化、市場波動等外部沖擊的應變能力，標志著農業全面進入智能化、綠色化、精準化的新發展階段。
通用性農業科技與區域稟賦的精準適配
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另一關鍵驅動機制，是通用性農業科技（指可在不同地區、作物和生產系統中廣泛應用的技術，如分子育種、智能農機等）與地方性、專用性資源稟賦之間的動態適配過程，這一機制集中體現因地制宜的重要原則。農業科技進步在本質上是對自然規律的系統認知與工程化應用，具有通用性特征。隨著基因編輯、遙感監測、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通用技術的快速發展，通用技術應用已不僅限于提升傳統農業效率，而且通過本地化適配與差異化技術組合，支撐多樣化生態區農業模式的重構與資源邊界的外延拓展。一方面，在不同自然生態條件下，通用技術通過本地化的路徑優化，實現作物管理、病蟲防控、土壤修復等生產環節的效率躍升；另一方面，借助精準育種與市場導向的選擇機制，農業技術進一步激活鹽堿地、山地等邊緣生態帶的資源潛力，將“不可耕”“低效用”的土地，轉化為高附加值的農業發展空間，推動自然約束向比較優勢轉變。這不僅實現了農業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而且重構了農業生產力的空間布局與內涵結構，為構建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新路徑提供堅實支撐。
通用技術的本地化集成應用。現代農業科技在理論上日益通用化，無論是分子標記輔助育種、生物農藥研發，還是物聯網監測系統與智能決策平臺，其原理和核心技術均具備跨區域的適用性。但要實現區域層面的高效落地，就需要與具體生態條件深度融合，對技術路徑、應用模式進行優化與調整。近年來，中國不斷完善區域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推動通用技術在不同生態帶的本地化適配，取得了顯著成效。
例如，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區，基于遙感觀測數據與作物模型，結合作物生育期的動態調控特征，構建了與水資源緊缺環境相匹配的精準節水灌溉制度，提升了小麥、玉米等作物的灌溉效率和水分利用率⑥；在華南、西南高溫多雨的稻作區，通過構建融合遙感識別、因果推斷與圖神經網絡的稻飛虱種群動態監測與預報系統，顯著提升了區域病蟲害智能防控能力⑦；在東北黑土地保護中，通過“大數據+AI”支撐的黑土地保護與利用智能決策系統，整合遙感、氣象、土壤、耕作等多源數據，實現對土地退化的動態監測與修復方案定制，顯著提升了土壤資源可持續利用能力⑧。這些案例均表明，遙感觀測、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等通用技術，在不同生態區通過技術再設計與適應性集成，構建起與區域資源稟賦相匹配的生產系統路徑，是“科技通用+應用專屬”機制的具體體現，也正是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支撐。
因地制宜拓展農業資源邊界。通用技術與地方資源稟賦的深度適配，不僅提升農業效率，也在更深層次上重構農業生產資源的邊界。這種適配的關鍵體現，是通過因地制宜的性狀選擇與育種方向，精準響應區域特定的自然與市場需求，進而釋放出潛在的生產能力。這種資源擴展既包括生物學層面的抗逆性狀開發，又涵蓋經濟學維度的市場價值發現。
隨著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基因組選擇和大數據分析等前沿技術在育種領域的深入應用，作物優良性狀的精準識別與定向改良成為可能，育種周期大幅縮短，作物種質資源的開發與應用進入加速階段，進一步釋放傳統耕地的生產潛力，也將諸如鹽堿地、山地、邊遠生態區等非傳統農業空間，納入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生產體系之中。通過推進生物育種、先進智能裝備等方面的前沿科技研發與集成配套，促進傳統耕地資源的高效開發利用，推動農業生產的載體從有限的耕地資源向整個國土資源拓展⑨。
以濱海鹽堿地為例，近年來我國在耐鹽堿水稻育種方面取得突破，基于基因組選擇技術，篩選出一系列耐鹽堿性強、根系發達、適應性廣的品種，有效提升在高鹽脅迫條件下的發芽率與結實率。耐鹽堿水稻品種的不斷更新與推廣，推動沿海灘涂區域從不可耕作地帶向高效種植區的轉變，農業用地邊界顯著拓展⑩。
在西南山地地區，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與冷鏈物流發展，為農業生產注入全新的市場邏輯。過去僅適宜種植谷物等耐儲作物的山地資源，通過引入錯季高山蔬菜種植、發展特色小品種，實現從“自然劣勢”向“生態價值”的轉化。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調查，貴州山區通過發展高山蔬菜，畝均收益達到2000—10000元，遠超傳統糧經作物。這種生產邏輯的轉變，反映出農業新質生產力不再將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視為限制因素，而是將其轉化為特色資源，積極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
這些實踐表明，因地制宜的技術路徑不僅提升了作物對區域環境的適應性，更重構了農業資源的空間邊界和價值內涵，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拓展農業發展空間、推動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同時，踐行大食物觀，需要從只關注基于農區耕地的食物生產系統，向以農區耕地為主和以國土其他資源，以至全球資源為輔的大食物生產系統的戰略轉變?。
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實現路徑
總體來看，當前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正沿著兩條主要路徑演進：一方面是“改造型”路徑，著眼于對邊緣性、受限性資源的科技重構與價值釋放；另一方面是“適應型”路徑，面向生態敏感或開發受限區域，依托本地特色資源和柔性技術適配，構建多功能融合、特色鮮明的現代農業體系。這兩條路徑在通用技術本地化和農業系統再設計的共同支撐下，展現出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多樣化發展圖景，為構建農業強國注入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改造型”路徑：優化資源、強化產能。“改造型”路徑主要適用于資源條件較好、地形平坦、基礎設施完善、具備連片耕地優勢的區域。這類區域具有較高的現代農業發展潛力，適合通過資本密集型投入與科技集成，實現農業生產的標準化、集約化、智能化，有效提升單位面積產出和勞動生產率。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需要把傳統種養業提質增效、轉型升級放在突出位置?。
在這一路徑中，高標準農田建設是基礎支撐。通過土壤改良、地形整治、灌排系統優化等工程措施，顯著提升土地適耕性與資源承載力。農機裝備體系是關鍵環節，包括自動駕駛農機、智能播種與收獲設備、精準施藥系統等，支撐農業生產的全過程機械化作業。與此同時，農業信息化平臺構成數字賦能核心，借助物聯網、遙感、傳感等技術手段，實現對土壤墑情、作物生長、病蟲害動態的實時監測與智能決策。
以東北平原和黃淮海平原等糧食主產區為例，近年來依托黑土地保護、高標準農田建設和機械化智能化體系，已形成高效率、高產出的大田農業格局。2025年2月，根據農業農村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24年底，我國已累計建成高標準農田超過10億畝，建成各類田間灌排渠道逾1000萬公里，顯著提升農田的抗災減災能力，實現“大災少減產、小災穩產、無災多增產”的目標。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2年至2023年間，全國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從約1.6207億公頃增長至約1.7162億公頃，而同期受災面積則從2496萬公頃下降至1054萬公頃，為糧食產能穩定增長和國家糧食安全提供了堅實保障。
“適應型”路徑：特色導向、生態賦能。“適應型”路徑主要適用于資源稟賦有限、生態環境脆弱或地形復雜的區域。這類地區由于不具備大規模開發的天然條件，或者在現有技術與成本條件下，改造投入產出效率較低。因此，農業發展更應順勢而為，強調生態保護與資源多樣性的合理利用，探索與環境深度適配、低擾動發展的農業路徑。
在這類區域中，差異化資源往往具備稀缺性和獨特性，其生態、文化和景觀價值可通過農業與旅游、康養、文化等多功能融合開發得以釋放。“適應型”路徑的核心在于“低改造、高適配”，即通過柔性技術與本地資源稟賦的精準對接，構建特色化、可持續的現代化農業體系。
在生產層面，該路徑包括發展抗逆性強的特色作物、推廣生態農業技術、使用輕型靈活的農機設備，以及構建立體化、多樣化的農業結構。例如，在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區，通過推廣耐旱作物與膜下滴灌技術，構建起節水型高效農業模式；在南方丘陵與山區，因地制宜發展林下經濟、中藥材種植、立體生態農業、稻漁共作等復合型生產模式，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在產業層面，地理標志農產品與區域品牌建設成為適應型路徑的核心抓手。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最直觀的是培育涉農新產業、新業態?。西南山區依托獨特的氣候條件與生物多樣性，孕育出一批具有鮮明地方文化特征的農產品品牌，有效提升了農業附加值，帶動了就業與鄉村文旅經濟發展。截至2024年7月25日，云南省共有各類地理標志505件，其中野生菌、鮮花、咖啡、茶葉等具有云南特色的農產品廣受市場歡迎；據不完全統計，全省使用專用標志的地理標志產業產值達209億元，?成為典型的“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的生動實踐。
總體而言，“適應型”路徑通過技術精細適配與資源優勢重構，在不依賴高強度投入的前提下實現農業與生態、文化、市場的深度融合，展現出可持續、多功能、高韌性的農業發展新圖景。
通過對中國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系統性分析可以看出，農業新質生產力作為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動力，其核心在于兩大機制：生產要素的復雜集成與優化組合，通用農業科技與區域特定資源稟賦之間的動態適配。這兩者相輔相成，構成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內生邏輯和實踐基礎。
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引導，為“改造型”路徑和“適應型”路徑的推進提供了堅實支撐，尤其是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和《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規劃（2024—2035年）》等重要文件，明確了科技創新與因地制宜并重的戰略方向。未來，中國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在科技創新層面，強化區域化、差異化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加大關鍵核心技術研發投入，重點聚焦分子育種、合成生物學、智能農機、數字農業等前沿技術領域，同時建立健全與區域資源稟賦精準對接的技術研發、試驗示范和推廣機制，確保通用技術能夠轉化為適應當地實際的專用技術。進一步完善農業科技創新容錯機制，拓展研究邊界，增強農業后勁。在政策機制層面，構建適應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積極培育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多方主體，推動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為小農戶提供高效、專業的技術與管理服務，打通小農戶采納新技術的“最后一公里”。與此同時，支持包括工廠化種養殖在內的農業規模化發展，持續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主要目標、重點任務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3ZDA045）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黃季焜：《農業新質生產力：內涵與外延、潛力與挑戰和發展思路》，《中國農村觀察》，2024年第5期，第19-34頁。
②張紅宇：《中國農業運行的底層邏輯——準確把握農業新質生產力的深刻內涵》，《農業經濟問題》，2024年第12期，第24-32頁。
③張宗毅：《“十四五”期間丘陵山區農田宜機化改造若干重大問題與舉措》，《中國農村經濟》，2020年第11期，第13-28頁。
④林萬龍、董心意：《新質生產力引領農業強國建設的若干思考》，《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第18-27頁。
⑤張俊、楊志剛、廉勇等：《植保無人機對農藥及其劑型的選擇》，《現代農業》，2020年第5期，第14-17頁。
⑥侯苗蕾：《基于遙感數據與AquaCrop模型的寶雞峽灌區冬小麥灌溉制度優化》，《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4年，第102頁。
⑦張宏國：《基于多源時空大數據的水稻稻飛虱監測預報方法》，《電子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年，第99頁。
⑧靳禎雨：《基于“大數據+AI”的黑土地保護與利用智能決策關鍵技術研究》，《中國資源綜合利用》，2024年第3期，第43-45頁。
⑨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魏后凱、崔凱等：《農業農村現代化：重點、難點與推進路徑》，《中國農村經濟》，2024年第5期，第2-20頁。
⑩王才林、張亞東、趙凌等：《耐鹽堿水稻研究現狀、問題與建議》，《中國稻米》，2019年第1期，第1-6頁。
?黃季焜：《踐行大食物觀和創新政策支持體系》，《農業經濟問題》，2023年第5期，第22-35頁。
?葉興慶：《把準農業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著力點》，《中國農業綜合開發》，2024年第4期，第9-11頁。
?姜長云：《農業新質生產力：內涵特征、發展重點、面臨制約和政策建議》，《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第1-17頁。
?朱丹：《云南52個地理標志產品品牌價值過億 促進鄉村振興成效凸顯》，《云南日報》，2024年7月30日。
責編/謝帥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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