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建設亞洲經濟共同體勢在必行。亞洲經濟共同體建設呈現多元化和多軌道特征，伴隨東盟中日韓等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推進，亞洲經濟共同體建設迎來新的曙光。總結東盟共同體的經驗和東亞共同體的教訓，需要致力于構建多元融合的亞洲文明和平等協商的治理思維，重點建設亞洲多極化產業格局、多樣化生產網絡和多層次技術合作體系，建設亞洲自由貿易區、最優貨幣區和互聯互通區。通過構建新的亞洲文明、亞洲治理以及亞洲生產體系、市場體系和貨幣體系，將迎來一個擁有新型文明、新型治理、完整產業鏈、統一市場的經濟共同體。
【關鍵詞】亞洲文明 治理思維 生產網絡 統一市場
【中圖分類號】F1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1.009
【作者簡介】歐陽峣，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求是特聘教授，牛津大學技術與管理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發展經濟學、世界經濟和產業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大國經濟發展理論》、《大國綜合優勢》、《大國發展道路：經驗和理論》（合著）、《新興大國的增長與轉型：金磚國家經濟研究》（合著）、《大國發展經濟學》（主編）等。
習近平主席指出：“近半個世紀以來，亞洲總體保持和平穩定，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的‘亞洲奇跡'。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亞洲正站在實現整體振興新起點上。中國將繼續堅持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友好合作，讓中國式現代化成果更多惠及周邊，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攜手推進亞洲現代化進程。”[1]李強總理在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指出：“現在，亞洲和世界都處在歷史演變的十字路口。我們要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旗幟，攜手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打造世界的和平穩定錨、增長動力源、合作新高地，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注入更多確定性，努力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2]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需要科學認識國際經濟合作的挑戰和機遇，遵循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規律，準確把握亞洲經濟崛起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趨勢和特征，深入探討重塑亞洲文明和亞洲治理的路徑，創新建設亞洲生產網絡和亞洲統一市場的機制，用理性的力量為建設亞洲經濟共同體注入更多的積極因素，用務實的精神推動亞洲經濟共同體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亞洲經濟崛起迎來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大機遇
回顧近二十年亞洲經濟，其總體上呈現快速持續增長的勢頭，已經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地區。1998年部分東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經濟因國際金融危機受到沖擊，但是依托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韌性很快恢復。根據國際統計年鑒的數據，2000年、2010年和2018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4.4%、4.3%和3.0%，而東亞為7.5%、9.8%和6.3%，南亞為4.1%、7.7%和6.8%，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從2018年的數據看，孟加拉國為7.7%、柬埔寨為7.5%、越南為7.1%、印度為7.0%、蒙古為6.9%、中國為6.6%、老撾為6.5%、菲律賓和緬甸為6.2%、巴基斯坦為5.4%、印度尼西亞為5.2%，均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3]2020年，新冠疫情給亞洲經濟造成巨大沖擊，當年的亞洲經濟增長速度為1.7%，比2019年下降5.7%；但是亞洲經濟表現仍然明顯好于其他地區，高于當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3.5%），從而使亞洲經濟總量占世界的份額有所增加，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重要貢獻。[4]特別是一些新興市場大國，經濟迅速復蘇。亞洲經濟體2023年加權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為4.5%，僅中國和印度就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了50%左右的貢獻。分區域看，東亞、南亞、中亞和西亞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5%、5.4%、4.1%和2.9%，雖然經濟增長不夠平衡，但是整體水平遠遠超出全球平均水平，從而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地區。[5]
展望未來十年的亞洲經濟，新興大國正在趕超傳統大國，必將重塑世界經濟的格局。2022年，亞洲、北美洲和歐洲的經濟總量分別為36.79萬億美元、30.03萬億美元、20.82萬億美元，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經濟總量分別為3.77萬億美元、2.32萬億美元和2.01萬億美元，亞洲、北美和歐洲是世界經濟的三大主體，亞洲經濟總量則居世界首位。[6]2022年，中國、印度、新加坡和日本的數字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均居全球前10位。比較而言，亞洲的新興大國增長勢頭強勁，2023年亞洲的發達國家——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3%和1.5%，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增長率則分別為5.2%、5.9%和5.0%。[7]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3年經濟總量在全球排前5位的國家：第一位是美國，GDP為27.35萬億美元；第二位是中國，GDP為17.89萬億美元；第三位是德國，GDP為4.97萬億美元；第四位是日本，GDP為4.42萬億美元；第五位是印度，GDP為3.73萬億美元。[8]亞洲國家在前五強中占據三個席位，而且印度的經濟總量將會很快超過德國和日本，那時候的世界經濟格局，亞洲國家將在前三強中占據兩個席位。如果按照2023年經濟增長率——美國2.5%、中國5.2%、德國-0.3%、日本1.9%、印度5.9%的速度增長，到2035年各國GDP情況將是美國36.7827萬億美元，中國32.8700萬億美元，印度7.4210萬億美元，日本5.5400萬億美元，德國4.3117萬億美元。屆時亞洲的中國、印度和日本分別位居全球經濟的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世界經濟格局重心將轉移至亞洲，亞洲市場在世界市場中的地位將是舉足輕重的。從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看，推動亞洲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的積極因素比較多：一是勞動力資源優勢，中國正在通過加大教育培訓力度，由勞動力數量優勢向勞動力質量優勢轉變，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大國則正在迎來人口紅利的窗口期；二是市場資源優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消費市場，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的消費市場規模將隨著國民收入的提升而不斷擴張；三是技術進步優勢，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積極推動技術進步和數字經濟發展，日本、韓國、中國在部分技術領域占據世界領先地位，其他國家正在借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技術外溢效應實現技術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觀察亞洲經濟的結構演變，亞洲國家經濟互補性愈益明顯，亞洲區域一體化進程持續推進。在很長的時期里，亞洲經濟主要是由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經濟拉動的，特別是依靠發達國家的龐大消費需求拉動出口和發展外向型經濟；隨著美國和歐洲國家市場規模相對減縮，亞洲國家消費市場逐步擴張，亞洲經濟的拉動力量正在從外向內轉變。目前，全球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亞洲地區要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態勢，就需要依靠區域內市場和消費需求。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2012年開始，亞洲經濟體的亞洲出口依賴度指標下降，從2016年開始，該指標呈上升趨勢，由2016年的9.00474上升到2020年的14.1206，東盟國家、中國、印度、日本、韓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依存度指標分別為70.5%、49.3%、54.4%、59.8%、61.0%。從亞洲工廠的長期依賴關系看，從2001年至2021年，亞洲主要經濟體在中間產品貿易中保持著對亞洲工廠的高度依賴；2021年亞洲工廠的內部依存度為0.577，略低于歐洲工廠內部依存度（0.611），高于北美工廠內部依存度（0.392）。特別是東盟國家之間的依存度相對最高，達到21%；中國、日本、韓國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國家對東盟的依存度維持在15%左右，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對中國的依存度為20%左右。[9]近年來，亞洲的區域經貿合作不斷推進，2020年11月，RCEP的簽署成為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里程碑，成員國包括東盟10國以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這是目前世界上參與人口最多、成員結構最多元和發展潛力最大的自貿區，將為亞洲經濟一體化作出重要貢獻。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了國際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這是在經濟全球化遭遇阻力的條件下推進經濟全球化的一種特殊形式，主要以政府制定的協定和條約為紐帶。目前，亞洲區域一體化進程持續推進，必將改變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結構，實現以亞洲需求和亞洲市場為主體的轉變。
重塑亞洲文明和亞洲治理
進入近代后，戰火使得亞洲經濟走向蕭條。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亞洲各國的經濟合作出現曙光。在日本經濟崛起之后，相繼出現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亞洲經濟走向繁榮。亞洲經濟合作的歷史上出現了兩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談判進程。第一個是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認為，“世界經濟的增長中心正在從西向東移動，亞洲地區做好應對政治或經濟危機的準備也十分重要”，“我們必須把一體化定位于亞洲各國的共同目標”。[10]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2002年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提出了建立中日韓自貿區的設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促使三國加快合作進程，2012年11月三國經貿部長舉行會晤，宣布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并于2013年3月進行首輪談判。后來由于領土爭端和美國的干擾，使得談判進展困難并擱置。第二個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2011年11月，東盟第19次領導人會議在印尼巴厘島舉行，會議期間通過了《東盟地區全面經濟伙伴關系框架》，后來經過談判達成了一個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經濟技術合作、知識產權、爭端協調等內容的經濟伙伴協議。進入21世紀，亞洲各國提出了建設“東亞共同體”“東盟共同體”“南亞共同體”的構想和藍圖。其中，東盟共同體的建設進展較為順利，最終形成了由東盟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共15國參加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成為東亞地區20年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貿易投資自由化最重要的成果。鑒于當前亞洲區域一體化建設的多元化特征和多軌道態勢，應該總結經驗教訓，認真研究重塑亞洲文明和亞洲治理。
全面建設多元融合的亞洲文明。亞洲文明主要包括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這三種文明地域人口接近世界總人口的60%左右。[11]亞洲人民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以追求自由、仁愛、慈悲，和諧與社會秩序為特征，在世界歷史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中華文明惠及東亞、東南亞各國，日本和韓國引進現代自由經濟，重塑超越制度文化之爭的多元制度，走出了“原型亞洲文明體系”；新加坡以現代精神改造傳統文化，建立了新儒學文化體系；中國不斷推進“第二個結合”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印度則構建了現代文明和宗教文化融合的文明。文明涉及社會和民族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多元文明的融合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文化基礎。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來理解當代世界格局，認為在未來的世界里，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將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的保障。”[12]亞洲經濟共同體建設的基礎是文明的多元融合，應該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真正走出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的困境。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13]中國向世界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主張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通過不同文明間取長補短、共同進步，攜手解決好攸關世界未來和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重塑亞洲文明的方向是多元融合和現代轉換，應該尊重各國的民族文化和制度選擇，在多元融合的基礎上創造出傳統與現代結合、亞洲與世界結合、仁愛與效率結合、和諧秩序與法治秩序結合，真正達到“和而不同”的多元文明融合與共生境界。
深入建設平等協商的治理模式。世界上的區域共同體建設模式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無主導國家的平等協商型，如歐洲經濟聯盟（后與歐洲煤鋼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合并為歐洲共同體）和東南亞國家聯盟，比較起來前者更具有規范和成熟的特征；另一種是大國主導的領導型經貿合作，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屬于由不同技術水平的國家組成的互補性結構。根據亞洲的情況，亞洲區域共同體的設計路徑應是：第一，采取無主導國家的平等協商模式，任何國家都不能試圖起主導和控制作用；第二，將東盟共同體模式擴展至亞洲經濟共同體，然后走向規范的共同體建設模式（可參考歐洲共同體）。東盟共同體是一個典型范例，其在一個分裂、戰亂、動蕩與落后的地區，通過開展區域合作，實現了地區的穩定、和平、合作與發展；而且，東盟作為一個區域合作組織，在聚攏東亞其他國家參與區域合作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東盟共同體的精神內核就是萬隆精神，即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本構架，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東盟共同體是一種無主導國家模式，各個國家具有平等的權利，協商解決各種事務。具體地說，在治理思維上需要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權利。亞洲國家有多種文明和制度，處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在建設亞洲經濟共同體的過程中，為了達到互利共贏和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標，主權國家不可避免地要讓渡一些權力，如進出口配額、關稅以及投資環境，通過權力共享為共同利益的協調提供保障。這些規則的制定、權力的讓渡及共享，需要通過平等協商來實現，國家不分大小和強弱，任何國家都不應該享有主導權力。應該借鑒東盟共同體建設的經驗，遵循萬隆精神和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原則，建立公正和均衡的區域經濟秩序。
統籌建設長期有效的治理機制。東盟共同體建設穩步推進，總結建設的經驗：第一是從共同宣言走向聯盟協議，逐漸形成機制化的合作方案；第二是從五國聯盟走向十國聯盟，通過優越性和吸引力的顯現而逐步擴大范圍。亞洲經濟共同體建設具有多軌道的特征，具體形式包括東亞經濟體、東盟經濟體，等等。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錯綜復雜、相互交織的結構體系，具有明顯的“亞洲面碗”特征。[14]這個“面碗”的主要缺陷，就是缺乏統一和明晰的區域一體化戰略以及明確的推進方案。為此，需要在兩個方面推進和完善：一是機制性拓展，特別是從市場準入規則向區域內的規制協調規則轉變，在貿易投資、出口競爭、電子商務、生態環境和政策采購領域建立高標準的一體化規則；二是漸進性擴張，從東盟十國到RCEP十五國，在增強吸引力的基礎上向南亞、西亞和中亞推進。同時，我們不僅要通過各國領導人峰會帶動區域經濟合作，而且要保障經濟合作機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切實保障簽署的協定得到有效執行。根據歐洲共同體建設的經驗，應該建立比較完善的決策機構、決策機制及落實的機制，需要擁有一個專門的機構框架以確保為實現其目標而采取的行動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并且從雙邊和多邊協議轉向制定共同體的條約。區域一體化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利益的最大化，這就需要通過制度化安排避免單獨行動而造成惡性競爭，這要求共同體內部的各個國家統一行動并且聯合成有機的整體，因而需要有一體化的制度和機制作為保障。
構建亞洲生產網絡和多極雁行產業格局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日本學者致力于探討雁行產業形態，后來被總結為東亞產業模式，即產業發展遵循經濟技術水平的層次依次轉移，從日本向“亞洲四小龍”，再向東盟國家和中國進行梯度推進。日本經濟學家伊藤隆敏在《東亞奇跡的反思》中提出，工業化在亞洲地區引發的溢出效應，主要由日本對區域內國家或地區的直接投資帶動的技術轉移引發，日本經濟從輕工業向重工業、再到電子工業和高技術工業的轉移，為其他經濟體創造了市場機會。“工業部門的重心，從第一組工業化國家（地區）向第二組工業化國家（地區）轉移，然而再向第三組國家（地區）轉移。這種工業化進程的結果，就形成我們通常所說的雁行結構。”[15]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期間，東亞的雁行產業格局是比較穩定的。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崛起和技術追趕，世界體系中的半邊緣國家逐步向中心國家過渡。適應這種產業發展態勢，亞洲共同體不可能建立在以某一個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和產業基礎之上，而應該遵循“多極雁行”產業形態的建設原則；亞洲的生產網絡和產業格局正在由單一化向多樣化轉變，從而需要遵循多樣化或多極化的思路建設區域性生產網絡，構建和完善區域性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進而形成由不同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鏈主牽頭的亞洲生產分工體系。
持續建設多極化的亞洲產業格局。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需要經歷從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到技術密集型的成長路徑。然而，現代國際經濟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分工形式——從產業內分工到產品內分工，使得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在專業化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從事技術密集型產品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隨著亞洲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技術水平的變化，產業格局將呈現動態調整的趨勢。根據實證分析，最近亞洲國家擁有顯性比較優勢的領頭雁數量，排在前列的幾個亞洲國家及其產業或行業，依次是中國53個、日本17個、韓國10個、印度尼西亞8個、土耳其7個、印度6個，從而在亞洲范圍內形成了由不同國家領頭的和不同產業部門交織的多極雁行產業格局。[16]產業“頭雁”的培育和識別需要遵循客觀的經濟規律，具體的標準為：一是擁有龐大的產業規模，從而能夠形成規模經濟效應；二是擁有整體設計和研發能力，從而能夠營造產業生態；三是擁有國際前沿的產業技術，從而能夠引領產業的發展方向。應該按照這樣的標準去識別產業“頭雁”，培育產業“頭雁”在亞洲經濟發展中的帶動力。其他國家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選擇合適的位置，有效地配置資源，從而形成有序推進的產業梯隊，使各國的比較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著力建設多樣性的亞洲生產網絡。東亞地區貿易的增長是各經濟體積極參與構建區域生產網絡的結果，歐洲生產網絡的形成是一種市場導向型的產業集聚，東亞則是由生產過程一體化所形成的區域性生產網絡。亞洲經濟共同體的基礎是區域性國際分工，即由市場驅動的區域性生產網絡。亞洲經濟一體化主要建立在由市場驅動的區域性生產網絡基礎之上，已經形成大量的中間品貿易、服務外包和產業轉移等垂直專業化分工體系，在汽車、機械、石化、電子、紡織、農副產品加工等領域形成緊密的產業鏈供應鏈關系。2021年亞洲地區內部中間品出口和進口分別占總額的57%和70%，亞洲區域價值鏈參與率達到69%。[17]根據亞洲各國的資源稟賦和出口結構，可以將亞洲各國分為自然資源型、勞動力資源型以及技術產品制造型。從總體上說，需要遵循兩條原則：一是亞洲各國需要根據自身的產業特征參與區域性國際分工，通過資源要素及中間產品的供應，形成完善的產業鏈和穩定的供應鏈；二是亞洲各國應該按照互利共贏的原則，合理安排產業鏈各個環節的增值比重，從而保持區域價值鏈的相對平衡或者均衡，增強亞洲區域價值鏈的吸引力、聚合力和穩定性，為建設亞洲經濟共同體奠定基礎。例如：以日本的傳統汽業、機器人等產業為鏈主，以中國的高鐵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為鏈主，以韓國的通信產業、家電產業為鏈主，可以按照亞洲各國的比較優勢，構建分工合理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按照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建設具有多樣性和穩定性的亞洲生產網絡。
推動建設多層次的技術合作體系。區域性技術合作是建設亞洲經濟共同體的重要內容，通過不同層次的技術合作，可以發揮高技術國家的技術外溢效應，帶動后發國家的技術水平提升和產業結構升級，最終推動亞洲地區的整體性技術水平提升和產業結構升級。隨著雁行結構中不同層次國家的生產技術水平差異的縮小，日本和其他東亞經濟體之間的分工開始由垂直分工轉向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日本作為唯一頭雁的產業格局逐漸被打破。亞洲各國的產業技術具有多層次的特征，技術合作也應該是多層次的：第一層次是日本、韓國、中國等技術水平較高國家的合作，目標是通過合作研發突破重點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引領亞洲產業技術走向國際前沿；第二層次是高技術產品制造國家與中等技術產品制造國家的合作，以及中等技術國家與低技術國家的合作，目標是通過合作研發帶動中等或低等技術產品制造國家進入更高的技術層次。各國不僅可以通過技術合作學習高新產業的相關技術，如日本的汽車技術、機器人技術和精密機床技術，韓國的半導體技術、通信技術和彩電技術，中國的高鐵技術、新能源技術和重型機械技術，而且可以通過技術合作學習適宜技術，如中國的農業生產技術、小五金技術，日本的農業機械技術、小家電技術等。日本、韓國、中國等可以通過高新技術合作進行顛覆性技術創新，形成全球領先的技術優勢，其他國家可以通過與日本、韓國、中國等國的技術合作受益于技術外溢效應并進行模仿創新。
建設亞洲統一市場、推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
“經濟一體化被定義為兩個或更多的經濟體之間邊界的消除。而經濟邊界是任何使得實際和潛在的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以及通信的跨越流動都相對較低的邊界線。”[18]因此，在區域內市場參與者的增加以及相互競爭，很可能引發一體化區域中相似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下降、質量提升以及消費者面臨更多的選擇等結果，這就是區域市場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帶來的經濟效果。亞洲經濟不僅擁有龐大的市場規模，而且擁有巨大的增長潛力，然而，如果各國之間存在過硬的經濟邊界，就可能導致區域內部的市場分割，以致難以形成超大規模市場優勢。[19]亞洲地區市場規模的演變，經歷了曲折的擴張過程。第一階段是從1960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亞洲GDP占世界的比重從15%左右擴張到28%左右，總量增加將近一倍；第二階段是從1998年到2008年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亞洲國家貨幣貶值導致GDP規模縮減，總量下降到21%左右；第三階段是從2008年至今，亞洲經濟的增長加速，2023年總量達到49%左右。[20]目前，亞洲區域市場不僅擁有龐大的規模，而且擁有巨大的增長潛力：2021年亞洲的最終消費支出為220320.57億美元，達到世界總量的31.66%；從區域結構上看，2021年東亞國家的GDP和最終消費支出分別為246522.38億美元和145349.31億美元，占到亞洲總量的68.22%和65.97%，東盟國家的GDP和最終消費支出分別為33739.96億美元和22271.37億美元，占到亞洲總量的9.34%和10.11%，南亞國家GDP和最終消費支出分別為40627.84億美元和30189.62億美元，占到亞洲總量的11.24%和13.70%；從增長速度看，2021年亞洲國家的GDP增長率為14.99%，最終消費支出增長率為10.49%。[21]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形勢下，亞洲經濟增長保持了良好勢頭。當亞洲經濟體的外需縮減時，迫切需要區域內部市場的擴張，為此，應該加快建設亞洲統一市場，構建規模龐大和循環暢通的亞洲市場體系。
加快建設亞洲自由貿易區。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演進邏輯是從貿易合作、貨幣合作到經濟聯盟，建設亞洲自由貿易區是建設亞洲經濟共同體的基礎。2020年東盟10國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簽署的RCEP涉及貨物貿易協定、投資協定、新議題以及爭端解決機制，成為亞洲經濟共同體建設初級階段的框架文件。2002年11月《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簽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成為涵蓋11個國家的龐大經濟聯盟，促進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快速增長。從2022年的數據來看，RCEP經濟體對亞洲地區的貿易依存度達到58.4%，中國對亞洲經濟體的出口貿易持續增長，對東盟、印度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別為19.2%和23%，中國、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投向亞洲的直接投資均達到各自FDI流出的60%以上。2023年，在全球貨物貿易額下降的情況下，RCEP區域內的非油氣類礦產、運輸設備、新能源產品以及食品農產品貿易額逆勢增長，有的產品貿易增幅在10%～39%之間。[22]張曉旭和汪壽陽運用DID模型和貿易引力模型，測算全球經濟視角下CAFTA的建立引致的貿易效應，結果表明它對區域內成員國貿易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提高了區域貿易化程度，為全球經濟帶來積極的貿易創造效應。[23]RCEP對所有簽署國家全面生效，推動了區域內貿易和投資快速發展，為亞洲經濟一體化注入強勁動力。當前的任務是推動各項措施的落實：一是貨物貿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在10年內實現貨物貿易90%以上的零關稅，逐步降低非關稅壁壘；二是優化營商環境，在市場準入和投資保護方面給予國外投資最惠國待遇，推動區域內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推進建設亞洲最優貨幣區。區域性貨幣一體化是指一定地區內的經濟體在貨幣金融領域通過協調與合作，形成一個貨幣統一體，最終形成統一貨幣體系。歐盟從1979年建立歐洲貨幣體系以來，已經成為世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集團。東亞國家已經具備了經濟依存度高、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等形成最優貨幣區的基本條件，建設最優貨幣區不僅可以降低各國的交易成本，而且可以形成對美元體系的制約。2000年5月，東盟10國與中日韓財政部部長在泰國清邁達成以雙邊貨幣互換為核心的緊急融資框架協議，即《清邁倡議》；同年11月，東盟“10＋3”會議就建立雙方互換機制達成共識，就推進亞洲地區金融貨幣合作達成了協議。自《清邁倡議》后貨幣合作的進程正式開啟，中國、日本、韓國分別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與東盟成員國簽訂貨幣互換協議。然而，貨幣金融一體化的道路是漫長的，具體來說，以亞洲國家主要貨幣為核心（而非超主權貨幣形式）的國際化進程推進緩慢，當前需要切實推進各國貨幣互換協議的落實。目前仍然屬于多重貨幣聯盟階段，即聯盟內存在多個貨幣錨，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貨幣有選擇地與之鎖定，也可被視作邁向更純粹單一貨幣聯盟發展的中間階段。亞洲缺少強勢貨幣，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怎樣選定貨幣一體化的初始國家，東亞缺乏能夠主導地區貨幣一體化進程的核心國家與核心貨幣。日元曾經是域內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貨幣，然而考慮到國際影響、經濟規模和結構問題等，從全球角度來看，日元的國際化戰略在收縮，日元在國際貿易、國際支付、國際儲備上的使用程度逐步下降，難以擔當區域貨幣一體化的重任。近年來，中國經濟實力提升以及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推進，人民幣的經濟影響力在亞洲地區隨之提高，但是人民幣目前的國際化水平同其他國際貨幣相比仍然較低。考慮到亞洲自身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在一體化進程中可以借鑒歐元模式——從局部到整體的發展道路，在建立單一貨幣聯盟之前以多重貨幣聯盟作為過渡，具體來說，先進行相關程度更高的次區域貨幣一體化，再在時機成熟時整合各次區域，最終實現整個亞洲的貨幣一體化。
協同建設亞洲互聯互通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國際性區域經濟合作的橋梁，自2014年開始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來，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逐漸拓展，主要集中在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領域，中國和日本等國為改善亞洲國家基礎設施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推進了一些國家的鐵路和電力系統建設。中國企業建造中老鐵路貨物運輸輻射老撾、泰國、越南、緬甸等12個國家，萬象至昆明間物流成本較中老鐵路開通前下降40%至50%；[24]雅萬高鐵將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和萬隆兩座城市之間旅行時間縮短；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項目將填補馬來半島東西兩岸缺失鐵路貫通的空白。今后的任務就是各個國家利用自身的優勢為亞洲地區提供更多共享性的和高質量的公共產品。當前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主要包括：一是以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帶動構建亞洲生產網絡和區域產業鏈。利用APEC對話平臺，討論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體設計，防止邊界網絡缺陷和落后國網絡缺陷；在加強鐵路、公路和港口建設的同時，注重交通網絡與生產網絡、流通網絡的融通，更好地促進亞洲生產和貿易的一體化。二是加強區域能源合作攜手解決亞洲能源問題。在多邊能源合作機制不成熟的條件下，利用APEC和“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伙伴關系作為能源生產國、中轉國和消費國的對話平臺，推動亞洲各國能源政策交流和項目對接；借鑒國際能源署在能源定價、能源貿易爭端、碳排放市場交易機制等領域經驗，建立一個能涵蓋傳統能源、新能源、能源技術、制造、貿易、投資等多領域的覆蓋全亞洲范圍的能源合作體系。三是以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夯實萬物互聯基礎。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等數字技術比較發達的國家，應依托自身優勢推進亞洲地區的合作，致力于擴大網絡覆蓋、促進網絡基礎設施迭代升級；加強工業互聯網、智慧農業等領域合作，加深國際治理規則合作，推動共享數字技術發展紅利。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大國效應、內生能力與新發展階段經濟轉型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AJL001）
注釋
[1]習近平：《雙向奔赴、相互成就 推動新時代中柬命運共同體建設行穩致遠》，《人民日報》，2025年4月18日，第2版。
[2]李強：《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 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注入更多確定性——在博鰲亞洲論壇二〇二三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23年3月30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52217.htm。
[3]參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1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0年。
[4]參見《亞洲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2021年度報告）》，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21年。
[5][9][17][21][22]參見《亞洲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2023年度報告）》，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23年。
[6]World Bank：《世界銀行2022年年度報告：幫助各國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2022年，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099512009302229834/idu03594898109319046530855a044820013135b。
[7]IMF：《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前景分化下的平穩增長》，2024年，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REO/APAC/Issues/2024/04/30/regional-economic-outlook-for-asia-and-pacific-April-2024。
[8]World Bank：《世界銀行數據庫》，2023年，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view=chart。
[10]參見杉本孝：《困境與破局：東亞市場一體化研究》，孫庚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2年。
[11][12]參見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
[1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14]盛斌：《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與亞洲增長新動能》，《學術前沿》，2023年第15期。
[15]參見約瑟夫·E·斯幕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東亞奇跡的反思》，王玉清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16]歐陽峣：《依托大國規模優勢培育產業頭雁的帶動力》，《上海經濟》，2023年第6期。
[18]參見雅克·佩克曼斯：《歐洲經濟一體化：方法與經濟分析》，吳弦、陳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19]參見歐陽峣：《大國發展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
[20]參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23》，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4年。
[23]張曉旭、汪壽陽：《中國和東盟地區貿易效應及產業結構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23年。
[24]葉傳增：《中老鐵路國際貨物列車開行突破9000列》，《人民日報》，2024年3月21日，第7版。
Asian Civilization and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Move Toward the Future
Ouyang Yao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is impera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presents diversified and multi-track characteristics;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s such as ASEAN plus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s brought new hop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ASEAN community and the lessons of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requires efforts to build a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Asian civilization and an equal and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mindset. The focus should be on building an Asian multi-polar industrial pattern, diversified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multi-leve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system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an Asian free trade zone, an optimal currency zone, and an interconnected zon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Asian civilization, Asian governance, and Asian production system, market system, and currency system, an economic community with a new type of civilization, new governance,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and a unified market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Asian civilization, governance mindset, production network, unified market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