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視野下，區域國別研究作為洞察世界的重要窗口，其核心價值日益凸顯。中國區域國別研究不僅承載著挽救民族危機、探索獨特發展道路的歷史使命，而且在新時代肩負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實現合作共贏的重任。與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研究相比，中國更強調以合作發展為主題，立足本土特色，尊重各國獨特文化與發展道路，致力于構建全球知識體系。面對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應聚焦各國特殊性，深化動態化、具體化研究，緊跟國際局勢變化，以科學嚴謹的態度推動區域國別研究不斷前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與力量。
【關鍵詞】區域國別研究 國際政治 世界格局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區域國別研究在學術界與國際政治領域由來已久，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美國等國家先后涌現出一批代表性學者，誕生了諸多具有影響力的著作，并提出了具有標志性的學術觀點，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給區域國別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時代課題。如何審視當今世界的復雜局勢？以何種立場把握當下急劇變化的世界？這些問題不僅是中國區域國別研究領域亟待解決的緊迫問題，而且是檢驗區域國別研究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構建成效的關鍵所在。
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學術背景與時代課題
區域國別研究的系統性開展，是近代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具體而言，一個國家唯有具備全球視野，方可開展區域國別研究。若一個國家處于孤立狀態且置身于世界格局之外，便難以催生區域國別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講，歐洲近代史中的大航海時代，不僅是全球史的開端，也構成了區域國別研究產生的時代背景。
從區域國別研究的發展歷程來看，依托于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區域國別文明研究，率先在歐洲形成體系。有學者指出：“到了19世紀，區域國別研究開始制度化，相關的工作開始被統合在一個框架下，無論是機制還是工作內容都是政府鼓勵的，同時代也不乏政府設立的相關機構，主要原因在于當時帝國主義擴張的背景和需求。因而我們會發現，英國、法國、荷蘭、俄國的所有相關機構，建立了重要的用于收集和儲存資料的圖書館、檔案館等。”①可以說，歐洲這一時期的區域國別研究動力源于“帝國主義擴張的背景”。這一擴張實質上是資本及其代理人和政治制度的擴張。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②帝國主義擴張的本質決定了這一時期的區域國別研究與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區域和國家的殖民主義緊密相連。其以歐洲文明為標準，將其他國家和區域視為“未開化的和半開化的”，進而形成歐洲文明中心的格局。
從學術思想淵源來看，美國的區域國別研究深受文化相對主義的影響，強調不同國家和區域文化的相對獨立價值，這一特點使其與歐洲學術傳統形成顯著區別。從社會背景來看，美國的區域國別研究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既受到冷戰背景的影響，又具備作為霸權國家必備的全球視野特質，其發展趨勢和內容常常受到這兩方面政策的驅動。美國的區域國別研究與傳統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融、相互辯論。正是在這種復雜的關系中不斷發展，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當然，作為冷戰一方和霸權國家，美國的立場和價值觀不可避免地滲透到其區域國別研究中。例如，其項目運作方式、學術概念體系、零和思維慣性以及戰略決策機制等，均與霸權國家的“美國立場”密切相關。
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起源于鴉片戰爭之后“睜眼看世界”的思潮。從鴉片戰爭失敗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對域外知識的探索以及對世界各國各區域的研究，與中華民族挽救民族危機、探索獨特發展道路、實現世界各國文明交流互鑒，以及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具有鮮明的主體性特征。魏源在《海國圖志》序言中指出：“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張之洞《勸學篇·會通》言“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理念成為洋務運動的宗旨。強調中華文化主體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深厚的歷史積淀和現實動力，構成中國區域國別學的重要屬性。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為更有力地團結世界各國，特別是亞非拉國家，大力推進國際問題研究。改革開放之際，世界各國的思想文化大量涌入我國，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帶動了我國的國際問題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逐漸增強，為應對嚴峻的國際局勢，深入細致地了解世界各國的國情，在更大范圍團結世界各國人民，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現合作共贏和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成為黨中央重視區域國別學建設的主要背景。
通過比較區域國別研究興起的社會背景和學術理念，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區域國別研究與歐洲、美國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決定了中國區域國別學的主旨、方法和學術體制特色。
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學術框架與主題
從學術史視角審視，各個歷史時期的區域國別學均形成了獨特的觀測視角。這些視角構成了理解和把握世界各國各區域研究的學術框架。歐洲區域國別學以“文明論”為主題，美國區域國別研究的主題則可概括為“現代化”。主題不僅是研究者自身立場和價值取向的體現，而且是把握研究對象的統一尺度。
歐洲和美國區域國別研究所形成的立場、價值傾向以及學術特點，從根本上受到各自國家所形成的世界體系視野的制約。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曾運用“現代世界體系”概念來描述1450年—1640年社會體系的發展進程與結構，他指出：“我稱之為一種世界體系（‘世界’一詞并不是‘全球’一詞的同義詞）——這里我用的是‘一個世界’，而不是‘這個世界’，正如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表述的那樣。”③沃勒斯坦所研究的“現代世界體系”顯然是指歐洲近代史以來的世界歷史體系，即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視野里的世界體系。這一世界體系同時構成了歐洲區域國別研究的框架。但是，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美國區域國別研究，并不認同歐洲所構建的世界體系框架。美國倡導門戶開放和非殖民化政策，推行全球干預主義，構建起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戰略框架。從美國立場出發，世界各國各區域及其歷史發展具有與歐洲截然不同的意義。在這一思想主導下，特別是在冷戰時期，美國區域國別研究確立了對象國觀念、國家基金立項宗旨、學術—戰略選項等，形成了“大學+情報機構”相互合作的美國特色。美國杜克大學教授高柏總結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國區域國別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它為美國兩個主要的區域國別知識的生產者在制度上的長足發展提供了機會，一個是情報機構的成立和發展，另一個是區域國別研究進入美國大學。這二者在戰爭中共同發展、緊密合作的結果是美國區域國別研究與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直接掛鉤。”④他強調美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實用主義性質，實質上是指其服務于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區域國別研究與傳統人文學術、社會科學相互融合，成為美國軟實力戰略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⑤。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中國區域國別研究，以文明交流互鑒、合作發展為主線，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緊密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新面向，尊重不同國家獨特的文化歷史和發展道路，致力于建構全球各國各區域的知識體系，助力推進國家和區域的開放合作，促進不同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發展道路的區域和國家實現合作發展。黨中央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議”、共建“一帶一路”，以及推動全球南方團結合作，其主題便是實現合作發展。區域國別學應建立相關區域和國家的合作指標體系，提出合作指數，這對實際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可以說，“合作”是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中心思想。合作與沖突是20世紀后期國際政治領域的熱點議題，概括了冷戰全過程的基本特征。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有三：其一，自反殖民運動以來，亞非拉眾多前殖民地相繼獨立，成為聯合國成員，分享了傳統大國所壟斷的國際權力，但其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困難。其二，1960年以來，多個國際性組織相繼成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1960年）、不結盟運動（1961年）、七十七國集團（1964年）、東南亞國家聯盟（1967年）、歐洲共同體（1967年）、加勒比共同體（1973年）等，形成了與傳統國家相關聯又相對峙的政治經濟體系。其三，歐美國家出現發展停滯、國內騷亂、冷戰局勢緩和，以及美蘇兩國開始探索建立談判機制等現象。上述局面為合作提供了社會基礎。1977年，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出版《權力與相互依賴》，提出了世界權力格局多元化和多樣化的問題，強調相互合作的重要意義。1984年，羅伯特·基歐漢出版《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提出在美國逐漸衰落并失去霸權之后，應加強在現有國際組織和協議平臺上的合作，以避免和減少紛爭。他提出：“合作在互補利益的基礎上是可以發展起來的，并且，國際制度（廣義的定義）影響著已經出現的合作模式。”并認為，“合作并不意味著沒有沖突，相反，它顯然是與沖突混合在一起的，并部分說明要采取成功的努力去克服潛在或現實的沖突的必要性。……合作不應該被視為沒有沖突的狀態，而應該被視為對沖突或潛在沖突的反應。沒有沖突的兇兆，也就沒有必要進行合作了”。⑥盡管該書出版于冷戰期間，且不乏為“美國衰落”尋找出路之嫌，但作者對合作與沖突辯證關系的闡述，對于當前學術界構建看待國家和區域問題的視角，仍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區域國別研究始終將合作作為主題，強調以合作發展為主題指導學術研究，并圍繞這一中心構建區域學、國情學學術體系。對于一個區域或一個國家而言，合作既具有對內面向，又具有對外面向。對內面向體現為不同黨派、不同政治立場、不同社會團體、不同經濟利益集團等之間的合作，彰顯出區域和國家的“內聚力”；對外面向則表現為參與國際組織、遵守國際規則、開放社會文化和市場等方面的“開放度”。中國區域國別學聚焦“合作”這一主題，立足“內聚力”和“開放度”，助力當代中國區域國別研究話語體系的建構，成為中國區域國別學的顯著標識。
建立視野開放的區域國別學
區域國別研究與人類學、民族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學科深度交融，并與結構主義、建構主義等研究方法緊密結合，同時與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相互交叉。上述學科與方法幾乎已成為區域國別研究的標識。其主要特征表現為注重田野調查、開展微觀研究以及建構相關模型。這種研究范式有助于確立研究對象原型，厘清其內部系統結構，并體現其功能指向。然而，傳統研究方法的弊端在于，其往往局限于各自學科系統內部，缺乏跨學科的比較以及開放的學術視野。
全球化市場的形成是當代世界發展的顯著趨勢，“全球化問題”亦是當前國際事務中客觀存在的現實議題。區域國別研究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產物，無法回避這一問題。國家與市場的相互作用深刻改變了當前的國際關系格局。在這一趨勢下，靜止孤立的區域、封閉的國家已不復存在，區域和國家與超國家組織、機構、跨國公司以及數字世界之間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區域國別學的建設與學術研究，必須適應這一形勢發展，將研究視野拓展至國際組織、國際集團、跨國公司、國際項目以及超國家活動的關系領域，同時向以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前沿領域開放。
與此同時，必須注意到，在經歷短暫的經濟全球化樂觀主義時期之后，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中的“溢出”現象愈發明顯，國家形態在世界性公共事務中的地位愈發凸顯，國際問題與國內事務的聯系日益緊密，國家與市場的關系遠遠超出了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理論所能解釋的范圍。實際上，在冷戰時期，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列斐伏爾就敏銳地察覺到“當代世界上所出現的國家控制的日益加強的趨勢”。《論國家》被學術界視為系統研究近現代國家形態和國家學說的代表性著作。倘若說，19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控制日益加強的趨勢有冷戰因素的影響，那么個別國家強化國家權力在世界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則表明這一趨勢進一步強化。簡而言之，市場是國家的市場，國家是國際秩序下的國家，國家是全部事務的主體。經濟全球化對不同國家產生了怎樣不同的影響？區域國別研究如何把握新時代國際政治中的這一矛盾沖突？這是以往區域國別研究中從未出現的新課題。
拓寬研究視野還體現在對新出現的“越界”現象的關注上。例如，跨境民族和宗教、難民群體、跨國公司，以及全球公共區域（如北冰洋、南極洲）和公共空域等，這些現象均關涉國別，但超越了傳統區域國別研究的范疇，是傳統區域國別學未曾涉及的課題，卻已成為當代研究的前沿問題。有學者提出“以世界社會為對象的人類學必然要與區域國別學共舞”⑦的觀點，這是從拓寬人類學視野的角度來探討區域國別學建設問題。拓寬傳統學科路徑，運用多學科交叉和綜合的觀點來審視當下的區域國別研究，是各學科共同面臨的課題。
中國區域國別學建設必須開闊眼界，突破傳統學科的限制，將區域和國別內部研究與國際政治、世界經濟、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以及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所引發的人類新生活方式緊密聯系起來，構建一種整合區域、國家內部研究與國際關系、科技新進展相關聯的外部研究、具有新時代特點的區域國別學。
聚焦區域和國別的特殊性，深化具體化和動態化研究
在學術發展歷程中，區域國別研究曾存在建構模型模式的傾向，旨在通過此類模型對特定區域和特定國家開展定性和結構分析。然而，這一傳統正受到國際局勢新變化的沖擊。一方面受大國力量的掣肘，另一方面出于安全考量，各區域和國別的獨立性在復雜局勢中愈發凸顯，呈現出更為靈活多變的態勢。鑒于此，區域國別學的研究對象將朝著更加具體化和動態化的方向發展。
所謂“具體化”，是指研究對象（特定國家和區域）愈發趨向個別化，區域之間、國家之間的利益訴求差異更加顯著，愈發難以進行普遍性歸類研究。國家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以及各自選擇的發展道路，共同決定了其存在的特殊性。依據政治制度和社會體制對國家進行分類的習慣，逐漸喪失其價值。例如，同處于歐盟、北約或金磚國家以及特定區域的國家，其訴求和立場各不相同，這就要求深入對象國內部開展具體化研究。國家與其所屬區域、國際組織之間存在著需要厘清的辯證關系，以及持續且動態變化的合作與沖突關系。唯有聚焦國別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科學處理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才能使區域國別研究成為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學問。
所謂“動態性”，強調的是具體國家的政府具有變動性，國家身份與政府身份呈現出分離狀態。執政黨派理念的極端化以及對往屆政府政策的顛覆性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種趨勢。對象國研究應以動態性跟蹤作為常規模式，緊跟變化，不可滿足于靜態研究。在世紀之交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生巨大變革的背景下，歐美各國傳統政治格局被打破，以美國為代表，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波蘭等國的右翼、極右翼黨派對傳統左派、中左翼黨派勢力形成巨大沖擊。在移民、難民、貿易、市場和宗教文化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上，執政理念偏向保護主義甚至民粹主義。黨派政治的“極化現象”在當代歐美國家逐漸蔓延，反映出其國民心態在劇烈變化。右翼、極右翼乃至民粹主義黨派的競選綱領挑戰著傳統價值觀的底線。極端主義的這種走向并非孤立現象，一旦極右翼黨派執政，顛覆性的國策可能成為流行趨勢。這就要求區域國別研究摒棄對區域或國家的靜態認知，摒棄概念式認知，辯證看待對象國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深入研究動態變化的現實，扎實做好田野調查工作，構建真實的區域國別知識系統。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觀點指出：“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⑧中國區域國別研究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認為國家具有自身發展的歷史，在現實層面，國家代表著政治和經濟上占統治地位（從而也必然是文化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利益。研究特定國家的存在形態和運行規律，必然要從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入手。不“貼標簽”，不唯意識形態。堅持這一立場，實質上就是尊重他國的獨特歷史、經濟模式、政治制度以及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才能夠揭示出對象國的特殊存在形態及其運行規律。
擁抱科技新成就，拓展區域國別研究新維度
科技領域的新發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傳統的區域與國家認知系統。數字技術與傳媒技術的最新進展，已然打破了區域與國家的傳統邊界，在常量的時間和常態的空間范疇之外，催生出新的亞/次區域和超/跨區域空間概念，持續推動區域和國別的空間格局重置。有學者曾引入“空間轉向”這一術語，用以描述區域國別研究的新面向，并提出賽博空間（Cyberspace）概念，以及流動空間（flow space）對地方空間（local space）支配等命題，這無疑成為中國區域國別研究面臨的新課題。
數字技術與互聯網深刻改變著各區域和國家的生存狀態，給區域國別研究拓展了新的面向。得益于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人們改變了傳統的“在地生活”模式，實現了數字化、網絡化的生存。在此情形下，互聯網成為重要的生存空間。數字游民并非靜止地存在于網絡空間，他們還借助互聯網對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影響與干預。網絡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各區域議題開放的公共場域，利用網絡媒體發表理念以及收集輿情反饋，已成為常見的手段。可以說，當下的國家既存在于常態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又存在于互聯網之中。適應這一現象，并將其納入學術研究視野，將成為新時代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新趨勢。
除了數字技術與互聯網，人工智能的最新進展也對傳統區域國別研究產生沖擊。科技領域的一系列新進展，極大地改變國家治理方式，同時為區域國別研究帶來嚴峻挑戰與新機遇。構建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知識體系，需秉持以下三個信念：其一，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區域國別研究打造成為中國與世界各國增進理解、達成共識、促進合作的學問。其二，堅持將區域國別研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緊密結合，堅守中國立場，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述體系。其三，充分借鑒世界各國已有的學術成果，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與時俱進地接納新科技帶來的新進展，推動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賦予新時代中國區域國別研究新面貌！
【注釋】
①[英]蒂莫西·尼布洛克、石靖：《區域國別學的國際經驗與前景探索——蒂莫西·尼布洛克教授訪談》，《俄羅斯研究》，2023年第2期。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頁。
③[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郭芳、劉新成、張文剛譯，郭芳校：《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頁。
④高柏：《理論與方法之爭：美國區域國別研究史上的三次辯論》，《田野調查》（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
⑤約瑟夫·奈在其著作里最初使用“power”表達“權力”的意思，1990年在《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一書里，使用了復數的“權力”，其中包括“軟實力”。而同年發表的《Soft Power》一文，則被中國學者徑直翻譯為“軟實力”，同名的著作亦然。但若被翻譯為“軟權力”，則另有一番意趣。
⑥[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河、信強、何曜譯，蘇長河校：《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53—54頁。
⑦高丙中：《中國人類學的重塑：成為一門在世界看世界的新文科》，《新文科教育研究》，2024年第1期。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0頁。
責編/孫渴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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