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 朱 薈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博導 陸杰華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國人的社會心態也隨之發生系統、深刻且持續的變化，呈現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聚合轉向分化、從制度驅動邁入自我驅動等趨勢，并演化出多元交織的復雜圖景。個體是社會心態的起點，家庭是情感聯結的紐帶，國家是制度供給的主體，社會是群體互動的場域，四者共同構成我國社會心態分析的“個人—群體—制度—文化”的象限結構：從微觀到宏觀、從私人領域到公共領域，全方位多層次捕捉社會心態的動態特征。
【關鍵詞】社會心態 三十年變遷 世界價值觀調查 四維框架 【中圖分類號】C924.21 【文獻標識碼】A
當前，學界對社會心態的概念界定逐漸達成共識。普遍強調社會心態是指一段時間里，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類別中的宏觀社會心境狀態，即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社會共識和社會價值取向的總和，具有整體性與分化性、穩定性與動態性、時期性與隊列性等方面辯證統一的鮮明特點。基于此概念共識，本研究進一步從“個體—家庭—國家—社會”的四維分析框架刻畫社會心態。如圖1所示，個體是社會心態的起點，家庭是情感聯結的紐帶，國家是制度供給的主體，社會是群體互動的場域，四者共同構成我國社會心態分析的“個人—群體—制度—文化”的象限結構，以期從微觀到宏觀、從私人領域到公共領域，全方位多層次捕捉社會心態的動態特征。
本研究主要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以下簡稱WVS）考察1990年以來中國民眾的社會心態變遷。世界價值觀調查是一項致力于從長周期、多國家和跨文化視角比較分析大眾價值觀、信仰和社會規范的國際調查。調查內容廣泛，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價值觀念的相關問題。這項調查是目前所有公開數據中包含價值觀念變量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調查之一。本研究主要使用在中國大陸地區收集的1990年、1994年、2001年、2007年、2012年以及2018年的6輪數據，橫跨近30年，總樣本量為10827。此外，本研究秉持調查數據的全國性、時效性和可及性等原則，進一步選取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簡稱CGSS）和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簡稱CFPS）作為多源數據，補充2018年以后中國民眾社會心態的新近情況。其中，中國綜合社會調查選取2021年數據，樣本量為8148；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分別選取2020年和2022年數據，剔除出生年的缺失值以及未成年人樣本，納入分析的樣本量分別為22424、21106。
三十年變遷：中國人社會心態多維透視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變革始終處于復雜性持續加深的進程中，人們的社會心態隨之發生系統性、持續性、協同性變化，愈發呈現出多元交織的演化趨勢。本研究從“個體—家庭—國家—社會”的四維分析框架切入社會心態，在上述四個維度上分別選取多個指標系統描繪三十多年來中國民眾社會心態的變遷情況。
個體維度上中國人社會心態的主要特征
個體維度的社會心態聚焦微觀個體生活，是社會心態的“細胞單元”。本文選取主觀幸福感、生活掌控感、性別平等觀念、不安全感等有關指標，較為生動地展示個體層面社會心態的變動特征。
主觀幸福感?？傮w而言，從1990年—2018年中國民眾主觀幸福感呈現明顯先降后升的“U型”波動態勢，始終保持較高水平。1990年—2001年，中國民眾主觀幸福感均值由7.332逐步下滑至6.848。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經濟快速增長、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完善，中國人主觀幸福感實現了由降返升的階段性轉變。CGSS和CFPS的調查數據同時顯示，2018年以后，中國人的主觀幸福感雖略有波動，但整體維持較高水平。進一步來看，主觀幸福感在不同世代呈現顯著差異。參考既有研究并根據重要歷史事件，將受訪者劃分為不同世代：新中國成立前一段時間的一代（出生于1949年前）、上山下鄉的一代（出生于1950年—1959年），改革開放的一代（出生于1960年—1979年），新生代（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主觀幸福感隨出生同期群的推移逐漸遞減，新生代人群的主觀幸福感水平較低，且增長幅度相對遲緩。這折射出正處于生命周期中年階段的新生代，在就業競爭加劇、住房教育成本提高、社會期望增加等多重因素疊加下正承受著較大生活壓力。
生活掌控感。生活掌控感作為一種與客觀控制能力（環境及個體所具備的實際控制條件）相對應的主觀控制性認知，是個體對自身生活可控程度的一種體驗或信念，具體指向個體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己把握。WVS通過詢問受訪者“請問您覺得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選擇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加以測量。三十多年間，我國經歷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全球化及數字技術革命等重大經濟社會轉型，在此過程中人們的生活掌控感隨之呈現先微降后波動回升的變化趨勢。調查數值從1990年的7.0453小幅增加至2018年的7.0976，整體數值保持穩定。可以認為，中國民眾的生活掌控感在過去三十多年里整體水平和發展趨勢都較為平穩，從側面反映出個人生活的穩定性，即中國民眾傾向于把握性較強的生活狀態和主導意識。代際差異分析進一步顯示，新中國成立前一段時間的一代的生活掌控感均值最高（7.769），隨出生年份后移呈逐漸下降趨勢。其中，新生代群體的均值最低（6.939），再次表明新生代人群面臨更高的生活不安全感與未來不確定性。
性別平等觀念。本研究選取WVS中涉及教育、政治和就業這三個維度上的性別觀念問題，構建性別平等綜合指數加以測量。結果表明，1995年以來，中國民眾的性別平等觀念呈現波動式提升的復雜樣態。2007年，我國性別平等觀念出現短暫傳統化轉向。自2007年后進入持續提升階段，并于2018年達到第二個高峰值。隨著改革逐步深化、義務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擴張、性別友好公共政策的推進等，社會公眾對性別平等的規范性認同達到新高度。
不安全感。WVS通過詢問受訪者“您覺得最近您家周圍或是居住的地區安全嗎”來衡量人們的公共安全感。結果表明，2012年—2018年，中國民眾的公共安全感逐漸提升。2018年，超過9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家周圍或居住的地區總體上是安全的。換言之，中國民眾的公共安全感處于較高水平。進一步關注中國民眾在工作和教育等其他領域的不安全感，可以發現，當下，一部分人正面臨工作不安全感與教育不安全感的雙重困境。隨著技能折舊速度加快、職業流動機會縮減、勞動力市場供需不完全匹配，人力資本競爭逐漸加劇，結構性就業壓力呈現出顯著的群體分化特征。
家庭維度上中國人社會心態的主要特征
家庭作為承擔初級社會化功能的核心場域，始終是維系社會整合的基礎性系統，更是社會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的最小組織形態。該維度的社會心態側重個體對家庭領域中的養育教育、經濟滿意與健康促進等方面的價值認同。本研究選取家庭重要性、教養觀念、家庭經濟狀況滿意度和主觀健康評價等指標，呈現家庭維度社會心態的主要特征。
家庭重要性。這一維度聚焦人們對家庭重要性的認識。結果表明，過去三十多年里，中國公眾對家庭的重視程度整體保持上升態勢。當下，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元的核心地位持續被強化，中國人對家庭重要性的認知并未因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而受到顯著沖擊，反映出中華文化中家庭本位觀念的穩固性，成為社會心態穩定的重要基石。從世代變遷來看，我國不同世代對家庭重要性的認識普遍保持在較高水平，隨著出生隊列的推遲而逐漸提高。換言之，相比之下，新生代群體的家庭觀念并未出現代際斷裂式的弱化或消解，反而對家庭的依賴程度更高。
教養觀念。教養觀念反映的是父母對如何培養子女的理想品質所秉持的觀點和看法。WVS在問卷中設置提問“您認為家長應著重培養孩子的哪些品質”，要求受訪者從“想象力”“勤奮”“獨立”等11種品質中選5項。參考已有研究，根據“服從”“勤奮”“獨立”和“想象力”四項品質的選擇差異，可以將教養觀念劃分為“專斷型”“權威型”和“民主型”三種類型。結果表明，中國民眾的家庭教養觀念從上世紀90年代“權威為主、民主初現”的模式，逐漸轉向如今“權威主導、民主遞增、專斷式微”的新狀態。一方面，我國絕大多數父母仍秉持著致力于督促孩子追求卓越的“權威型”教養觀念，這一占比始終超過半數，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當前我國家庭秉持子女必須絕對服從的“專斷型”教養觀念逐漸下降，直至歷史低位。與之相對應的是“民主型”教養觀念在近年快速提升。這反映出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對子女絕對控制的“家長式權威”正在顯著弱化，對子女獨立人格的尊重、理解與平等對話等意識增強。也就是說，中國民眾的教養觀念呈現協商共識與代際互動的新趨勢。
家庭經濟狀況滿意度。在學術研究中，家庭經濟狀況滿意度貫穿個體發展、家庭穩定及社會經濟運行多個層面，是一個涉及客觀指標（收入/負債）、主觀建構（社會比較或相對剝奪感）及情境變量（區域福利政策、家庭結構等）的多維復合概念。觀察家庭經濟狀況滿意度這一綜合指標，兼具理解宏觀經濟社會發展與微觀制度心理學的雙重作用。WVS調查中，詢問受訪者“您對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是否滿意”，通過1—10分量表展示由“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的細致變化。從1990年至今的六次WVS調查結果均顯示，我國民眾對于家庭經濟狀況的滿意度界于6—7分之間，處于中等偏上的滿意程度，并且具體評價得分呈現出從6.12到6.52緩慢提升的發展趨勢。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民眾更多將收入或財富等經濟狀況視為家庭幸福的手段而非目的，家庭經濟狀況較高滿意度折射出中國普通家庭對人力資本投資、職業發展規劃與長期財務健康的均衡追求。
主觀健康評價。無論是通過營養供給、居住環境、醫療可及性等物質路徑（家庭經濟作用）的直接影響，還是通過親密度、教養方式和代際互動等心理路徑（家庭支持功能）的間接影響，家庭領域始終是健康促進的重要場域。從數據結果看，WVS調查詢問受訪者“您的健康狀況如何”，1—5的分值選項分別代表“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我國民眾的主觀健康評價分數約為3.8，處于較好狀態。相對而言，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新生代群體的自評健康分值更高，超過4；在新中國成立前一段時間出生的一代，健康評價分值為3.6。在健康中國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協同推進的時代背景下，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元，其健康功能正經歷從傳統保障向主動促進的范式轉型。通過代際資源傳遞、健康行為形塑與情感支持供給三重機制，家庭正在成為提升人口健康素質與延長健康期望壽命的主要領域。
國家維度上中國人社會心態的主要特征
國家維度的社會心態側重公眾對國家形象、制度體系和公共行政等正式性的認同與評價，這一維度反映制度信任與政治穩定的心理基礎。本研究選取國家認同、行政信任、腐敗感知等指標，展現中國民眾在國家維度上的社會心態。
國家認同。國家認同是社會成員主觀的或內化的、屬于某個國家的感受，本質上是一種集體性身份認同，也是國家層面社會心態的重要衡量指標。WVS通過詢問受訪者“作為一個中國人，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驕傲”進行測量。結果發現，具有“高國家認同”的中國民眾占比較高。可以認為，中國人的國家認同總體上處于較高水平。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近年中國民眾的“高國家認同”占比逐漸上升，接近95%的高水平認同。這說明，當前中國民眾的國家認同社會心態呈現出制度供給與情感共振的協同強化效應，即國家治理效能向心理認同轉化的顯著提升。
行政信任。行政信任即公眾對政治體系所持的評價或態度，亦是國家層面社會心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較高水平的行政信任意味著政府得到了公眾的普遍支持，有助于政治穩定和制度革新。本研究對軍隊、警察、人民代表大會、行政機關、政黨、法院這6類國家機構的信任度相加后取其平均數作為當代公眾對行政體系的信任指標。結果表明，三十多年里，中國民眾的行政信任水平整體保持較高水平，并呈現繼續提升的態勢。其中，公眾對軍隊的信任度始終保持最高水平。
腐敗感知。腐敗通常被定義為“以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具體指個人或群體為獲得某種好處而進行的行賄和送禮等行為。一方面，中國民眾對不同領域腐敗感知呈現差異化特征。在所有評價對象中，公眾對地方行政機構腐敗情況感知最為明顯。另一方面，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持續深入，中國民眾普遍認為行賄受賄具有非常高的風險。77.45%的公眾對于腐敗持零容忍態度，彰顯出社會主流價值觀對腐敗的明確否定。中國民眾在價值層面確立了明確的反腐敗共識，但是在行為層面部分公眾仍對具體情境中的腐敗現象持有一定的負面預期。
責任劃分。責任邊界是一個國家構建民生保障與社會福利的總體框架、基本領域以及具體策略安排的基礎性問題，具體指向的是政府在公共事務中應當承擔多大程度的責任以及何種類型的責任。WVS通過1—10分量表詢問受訪者對“個人應承擔更多的責任來養活自己”還是“國家應承擔更多的責任保障每個人的生活”的看法。取值越靠近10，表明受訪者越傾向于正式制度保障的國家責任；取值越靠近1，則表明傾向于自我發展、家庭照料等個人責任。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民眾在“國家—個人”這一連續譜系上的選擇立場和責任劃分始終處于較為平衡的狀態，總樣本關于這一問題的得分均值保持在5—6分。從2018年WVS中不同世代群體的選擇差異性來看，新中國成立前一段時間的一代、上山下鄉的一代、改革開放的一代和新生代對于此問題的看法平均值分別為6.82、6.36、5.68、5.49。這說明，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日趨完善，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逐漸提升，相較于50后、60后和70后，80后群體強調國家責任的導向趨勢正在弱化，而基于公民權利的個人責任正在強化。
社會維度上中國人社會心態的主要特征
社會維度的社會心態聚焦人們社會互動中的心理反應、價值觀念和行為傾向。本研究選取社會信任、社會公平、社會參與、新科技態度等指標，系統呈現我國民眾在社會維度上的心態水平。
社會信任。社會信任是人們在普遍意義上，對社會上大多數人的一種信任感。WVS使用“一般來說，您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還是要和人相處越小心越好”來測量社會信任水平。其中，“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編碼為“1”，反之則為“0”。結果表明在過去三十多年間，中國民眾社會信任的變化并不存在線性下降或上升的趨勢，而是以關鍵時間為節點，呈現先降后升再降的波浪式變化趨勢。從1990年到2007年，我國社會信任水平總體保持波動變化的下降趨勢。2007年全國52.4%的公眾持“絕大多數人可以信任”的看法，從2007年起，我國的社會信任水平轉降為升。2018年進一步提高至65.44%，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在近年來得以恢復和提升，成為心態積極化的重要基礎。2018年至今，尤其是經歷了新冠疫情沖擊，中國民眾的社會信任又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信任水平再次出現下降態勢。這種波動式的社會信任變化模式從一個側面說明，制度層面、技術層面和文化層面等重大事件會影響中國民眾的社會信任感。
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是社會心態的重要指標之一。WVS以收入公平為核心指標，具體通過1—10分量表詢問受訪者對“收入應該盡可能均等”還是“應該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勵個人努力工作”的具體看法。中國民眾對收入公平的態度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經歷了顯著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正值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釋放巨大紅利的改革開放初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導向重塑公眾認知，超過85%的中國民眾認為“應該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勵個人努力工作”。隨著市場化改革縱深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加速分化，社會心態發生顯著轉向。2012年，超過半數的公眾支持“收入應該盡可能均等”，折射出強烈的公平訴求。2018年前后，經濟增長面臨的新挑戰與高質量發展要求，再次彰顯了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的重要性。支持“加大收入差距以激勵勞動”的比例略有回升，與主張收入均等的訴求形成微妙平衡。整體來看，中國人對于“社會公平”“有效收入分配”的需求不斷提升，成為新時代社會心態的重要特征。
社會參與。WVS通過詢問受訪者“是否為社會機構、運動協會等組織的成員”，來衡量中國民眾在社會參與上的傾向。結果表明，三十多年來，中國民眾參與社會組織數量整體上略有下降，呈現先降后升的態勢，各類型組織的參與比例較低。中國民眾的政治黨派/團體的參與率有所下降，體育運動組織、教育/藝術/音樂/文化組織、工青婦等團體的參與呈現漸進式提升。整體來看，中國民眾的社會參與狀況展現出從“政治動員導向”逐漸發展為“個體發展—社會公益雙導向”的實質性轉型，參與內容和渠道日益個性化和多元化，但參與深度不足。這一研究發現說明，中國人社會心態具有“強國家—弱社會”的路徑依賴，公民社會培育存在困境，社會參與的整體水平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觀要求存在差距。
新科技態度。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重塑中國民眾的認知范式與價值體系，成為新時代社會心態的重要維度。WVS數據顯示，中國人對“科學技術使世界變得更好”的認同度達8.641分（1—10分量表），顯著高于全距中值（5），處于積極評價區間的高位。而隨著科學技術持續滲透到生活繳費、看病就醫、交通出行、用餐娛樂等各個方面，越來越多的公眾對“科技使生活更健康便利”“為下一代創造更多機會”具有高認同度。與此同時，人們逐漸意識到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科技的重要性。這從一個側面展現出數智技術紅利的具身化體驗，正促使中國民眾形成積極樂觀的科技心態。
中國人社會心態的基本特征
隨著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中國民眾社會心態呈現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聚合轉向分化、從制度驅動邁入自我驅動等特征，具體在個體、家庭、國家、社會等不同維度進一步展現出較為明顯的差異化特征。
個體維度的社會心態呈現主體性增強與多維分化并存的重要特征。具體而言，中國民眾主觀幸福感與生活掌控感隨著社會進步持續提升，性別平等觀念在教育、就業等領域進一步增強，個體權利意識與主體能動性不斷凸顯，成為個體維度社會心態的核心特征。然而，新生代群體受生存壓力與價值重構影響，其主觀幸福感與生活掌控感低于其他世代。
家庭維度的社會心態呈現傳統韌性與現代轉型交織的突出特征。家庭本位觀念在現代化進程中持續強化，體現出傳統家文化基因的強大慣性。教育觀念的民主化轉型顯著，家庭經濟狀況滿意度較高、健康促進作用逐步加強，呈現明顯的現代性轉型特征。但“權威型”教養方式依舊占據主導地位，對生育自主權、性別角色分工等議題的態度呈現保守化回潮，顯現出傳統家庭責任與現代個體自由的持續博弈。
國家維度的社會心態呈現強認同與弱參與結合的基本特征。中國民眾對國家發展成就的高度認可轉化為穩固的制度認同，國家自豪感與政治機構信任度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構成國家治理的重要社會心理基礎。然而，政治參與傾向隨代際更替呈遞減趨勢；對腐敗現象的零容忍態度與普遍擔憂相悖。這都體現出中國民眾的社會心態，在國家層面呈現制度認同強化與參與效能不足交織并存的特征。
社會維度的社會心態呈現出積極開放與風險焦慮共存的顯著特征。隨著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體系不斷完善，社會信任整體呈現上升趨勢，公眾的收入公平訴求持續提升。同時，人們對技術改善生活的積極認知成為主流，這些因素共同推動社會心態走向積極開放。然而，轉型期的結構性矛盾在社會維度凸顯。社會信任經歷長期提升后出現階段性回落，社會參與深度不足，對工作與教育的不安全感逐漸成為社會心態方面需關注的重點。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十五五’時期中國人口增長趨勢、結構變遷、社會影響及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4&ZD156）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楊宜音：《個體與宏觀社會的心理關系：社會心態概念的界定》，《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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