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群體對社會環境變化的感知最為敏銳，其心理狀態和價值態度常常率先響應社會變動，具有很強的預警性和指向性。從某種意義上講，青年心態不僅關乎其自身的健康成長和社會融入，更是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信號燈”和“警報器”，對社會潛在矛盾和重大問題發生具有一定的“瞭望”功能。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復雜性、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相互疊加，青年社會心態治理面臨新的挑戰和現實緊迫性。深入把握當代青年社會心態的總體態勢，系統分析青年消極心態的具體表現與深層成因，既是推動新時代青年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支撐，又是構建青年有序參與社會治理、實現協同共治格局的重要前提，對于塑造新時代青年發展新動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注入持續的人才支持和精神動力，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筆者領銜的課題組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國青年發展調查（CYDS）等大型權威社會調查數據，結合近年來對不同類型青年群體開展的實地調研，圍繞青年群體中消極心態的潛在風險、生成邏輯與治理路徑等關鍵問題，開展系統研究，力圖為青年社會心態的科學認知與精準治理提供實證基礎和理論依據。
當前青年社會心態的潛在風險
整體來看，當代青年社會心態總體上呈現出積極向上的態勢，展現出奮發有為、勇于擔當的精神風貌。但與此同時，伴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青年在家庭生活、職業發展和社會交往等方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挑戰，導致部分青年出現心態波動、情緒不穩甚至焦慮躁動等現象。青年心態的這種復雜性，既反映出時代變遷下的心理適應困境，又提示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關注與系統應對。
傳統幸福路徑仍起作用，但幸福感提升有所鈍化。主觀幸福感是青年對自身生活質量所作出的情感性與認知性整體評價，是衡量其生活滿意度、社會信任水平和價值實現程度的綜合指標。在社會心理結構中，主觀幸福感的高低不僅反映個體對現實生活狀態的態度，也深刻影響其社會參與意愿、公共行為方式乃至價值體系的穩定程度。擁有較強主觀幸福感的青年，往往表現出更積極的社會心態與更強的社會責任感，能夠主動融入公共生活，形成正向的社會聯結效應。
縱向對比看，中國青年群體的主觀幸福感近年來呈現上升態勢。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約81.53%的青年表示生活幸福，到2024年這一比例已增至88.94%，顯示出在經濟持續發展、社會整體穩定的宏觀背景下，青年對生活的滿意程度普遍提升。2024年中國青年發展調查也印證了這一趨勢：在“您是否感到幸福”這一問題中，青年群體的幸福感得分均值為3.42（1為非常不幸福，5為非常幸福，中值為3），明顯高于中值。其中40.33%的青年認為自己“比較幸福”，7.81%的青年認為“非常幸福”，加總接近一半；而選擇“比較不幸福”與“非常不幸福”的青年占比僅為11.19%。盡管“非常幸福”的比例偏低，但從整體分布來看，積極評價顯著多于消極評價，青年整體幸福感仍處于較高水平。
2024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顯示，青年幸福感在不同群體間存在顯著差異，且這些差異與社會分層變量高度相關。從學歷與收入維度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經濟收入越高的青年，其幸福感水平越高；從職業類型來看，企業管理者、政府與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等職業穩定性強、社會聲望高的群體，其幸福感普遍較高。
同樣，家庭背景與婚戀狀態依然對青年幸福感具有顯著影響。2024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顯示，家庭經濟狀況好于平均水平的青年，其感到幸福的比例達到89.74%，而經濟狀況低于平均水平者為83.07%；受教育程度為本科及以上者感到幸福的比例為90.26%，而初中及以下為87.01%；已婚青年幸福感高于未婚者，差距在2個百分點左右。由此可見，結構性因素——經濟基礎、教育水平、婚姻狀態等，仍是影響青年主觀幸福感的重要變量。
然而，進一步對比縱向數據發現，上述因素雖然具有統計意義上的區分作用，但其邊際效應正在遞減。從2015年至2024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的比較來看，提升受教育程度、改善家庭經濟狀況、獲得穩定職業、進入婚姻狀態等“傳統幸福路徑”，對主觀幸福感的解釋力正在下降。這表明，青年群體對幸福的理解與感受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外在條件對其幸福感不再具有決定性意義，幸福感的來源從“客觀改善”逐步轉向“主觀認同”和“內在體驗”。
這一趨勢的出現，反映出在物質條件總體提升的背景下，多數青年面臨的困境已不再是生存層面的匱乏，而是發展層面的焦慮與意義層面的缺失，將生活條件的改善轉化為持久而穩定的幸福體驗難度加大。例如，即便取得高學歷，若就業市場無法提供與之匹配的崗位，部分青年可能難以感受到價值實現的愉悅；即便進入婚姻，若婚后生活壓力劇增、情感支持匱乏，部分人也難以從婚姻中獲得幸福感。更進一步說，這種幸福感“外部改善—內在不滿”之間的錯位，實際上折射出當代青年“心理結構”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張力。青年在不斷追求“更好”的過程中，往往也陷入“永遠不夠”的精神困境。他們希望的是“更高收入、更好職位、更優婚配”，然而現實并不總能支撐這種無限上升的愿望，一旦期望與現實之間出現斷裂，即便客觀條件有所改善，主觀幸福感仍可能維持在相對低位。這種“幸福感的鈍化”，實際上是對“幸福邏輯”重構的強烈呼喚。
面對這一現實轉向，傳統提升幸福感的工作手段（如擴大就業、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家庭經濟狀況、促進婚戀匹配）固然不可或缺，但其“效果邊界”已日漸清晰。必須跳出“物質—改善—幸福”的路徑依賴，拓展更加多維、更加細膩、更加具象的“幸福感提升工具箱”，轉向以“生活意義感”“心理安全感”“社會價值感”為核心的新型幸福建構路徑。這就要求政策制定與社會治理不再局限于“物的供給”，而要深入個體“情感與認知”的層面，真正回應青年在身份認同、社會接納、自我實現等方面的深層訴求。
不確定性帶來發展機遇，也催生求穩與倦怠心態。隨著社會變革節奏的不斷加快，當代青年正置身于一個傳統觀念不斷被重構、社會結構加速重組的時代。從價值體系到發展路徑，從生活方式到人生目標，“確定性”的支撐系統正在發生變化，“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確定的自己”已成為青年成長的普遍經驗。青年社會心態的變遷，一方面體現出其對外部環境劇變的被動適應，是時代浪潮中個體“脫嵌”后的現實焦慮反應；另一方面呈現出個體在新條件下尋求秩序、意義與安全感的能動努力。傳統社會對青年心態的“確定性塑造”，通常由“求學—就業—安居—成家”所串聯的標準化人生路徑完成，它們分別從人生發展、消費習慣與社會保障等維度提供連續、可預期的社會腳本。這一腳本的普遍性，深深嵌入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發展之中，也成為青年判斷成功與失敗、選擇進取與退讓的價值坐標。
然而，這一曾經可復制、可仿效、可預期的“確定性心態”，正在不確定性成為常態的現實中發生動搖。從結構性就業壓力到突如其來的公共事件，從技術變革引發的職業消失到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傳播，青年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已深度嵌入其成長周期的各個環節。這種不確定性既包括對外部環境的難以把握，又包括對個人生命歷程的難以規劃。當青年發現傳統路徑無法保障自身的穩定性時，便容易產生對未來的“失控感”。
2024年中國青年發展調查數據顯示，這一心理狀態已表現為現實傾向。在回答“總的來說，您對未來的發展有沒有信心”這一問題時，青年群體的均值為3.43（1為完全沒信心，5為非常有信心），略高于中值3，表明總體仍保持一定信心。在具體分布上，12.29%的青年表示“非常有信心”，38.20%表示“比較有信心”。但選擇“說不清”的比例達到33.03%，這部分中間態的青年雖非明確悲觀者，卻也無法給出積極判斷，反映出一種“方向模糊感”。而“比較沒信心”和“完全沒信心”加總達16.47%，進一步說明部分青年已從迷茫滑向否定性情緒。
面對這種不確定性風險，青年試圖通過可控的行動方式來重新獲得“秩序感”和“掌控感”。比如，部分青年通過追求體制內崗位、公職編制、事業單位等“剛性結構”中的“軟著陸”，獲得某種抵御風險的象征性安全感。這類傾向背后既有市場競爭加劇的現實壓力，又有對“穩定”“體面”“有保障”的持續高估。與此同時，這種對“穩定”的過度追求，反過來也可能加劇個體的心理負擔。當大量青年同時聚焦于有限的體制內崗位時，競爭變得異常激烈，反而催生出更深的焦慮。那些未能成功“上岸”的青年，不僅承擔失敗的現實壓力，更背負“沒有穩定工作就是失敗者”的文化羞恥感。當這種“內卷”模式的性價比逐漸遞減，部分青年可能轉向“躺平”“佛系”“低欲望生活”等方式，以倦怠心態對抗社會競爭邏輯，實現心理的自我保護與生存的最低維持。這種轉變從某種意義上看并非簡單的“消極逃避”，而是一種心理“過載”下的情緒退守。
簡而言之，不確定性已成為當代青年心態的主要壓力源之一。這種不確定性并非來自某一個具體領域的波動，而是多領域、多層次、多周期的不確定因素疊加而成的整體性狀態。在這一背景下，“求穩”心態既是一種面對不確定性的防御機制，又是一種對社會結構失衡的回應。而當“求穩”路徑競爭過度、回報下降時，部分青年可能轉向倦怠與退場，以維持心理平衡與個體尊嚴。因此，理解當前青年心態的核心，不在于探究其“躺平”或“佛系”的態度，而應深入體察其背后所隱藏的結構性焦慮。
高成就預期既孕育奮斗動力，又滋生挫敗感與焦慮情緒。在現代社會，青年普遍被鼓勵以未來導向構建“可能自我”，通過設想未來的社會位置和成就路徑，激發當下的奮斗動力。這種對未來的深度預期，構成青年群體持續拼搏與主動進取的內驅力，也成為社會流動愿景的重要來源。然而，值得警惕的是，高成就預期在激發動力的同時，也蘊藏著挫敗和被打擊的風險。隨著競爭壓力持續升高，原本“奮斗即成功”的線性邏輯受到現實結構的多重挑戰。青年個體在付出大量努力的同時，若無法得到與預期相符的回報，容易產生強烈的心理落差和相對剝奪感，陷入“高度預期—回報延遲—情緒崩潰”的狀態。這種心理落差，正潛移默化地轉為情緒壓抑、身份焦慮乃至自我否定，成為青年滋生不良心態的“溫床”。
2024年中國青年發展調查數據顯示，這種心理困境的廣泛性已初步顯現。在情緒層面，在一周時間里，“經常”或“總是”感到“憂郁沮喪”的青年占比22.01%，感到“沒有任何愉快、舒暢體驗”的占23.85%，表示“忐忑不安”的占23.09%，感到“無緣無故害怕”的占16.51%。
在認知層面，在一周時間里，“經常”或“總是”存在下列情況的有：20.76%表示“對任何事情都無法產生熱情”，25.22%認為“對不久的將來沒有什么可期盼的”，20.61%表示“對事情往往過度敏感”……這些數據反映出，部分青年在面對社會期望與現實落差時，不僅情緒出現波動，認知系統也受到影響，形成低動機、低自信、低希望感的心理狀態。
行為與生理層面的反饋同樣值得關注。在一周時間里，“經常”或“總是”存在下列情況的有：21.76%表示“難以讓自己安靜下來”，25.07%感到“難以主動開始工作”，35.53%感到“精力被大量消耗”，26.15%表示“很難放松自己”。而在生理反應方面，30.5%的青年擔心“在社交場合恐慌或出丑”，14.45%感到“呼吸困難”，17.97%表示“心律不正常”。這些生理和行為信號，實質上是內在心理壓力的外化表現，構成“高期望—低支撐”型精神壓力的重要征候。
從課題組實地調研來看，個別青年在訪談中表示，他們害怕自己“錯過機會”“沒有抓住時代末班車”，陷入自責、懷疑與自我厭棄。有青年坦言，“我真的很失敗”“我沒用”，這些語言不是情緒波動的瞬間發泄，而是內化挫敗感的長期沉積。
這一現象提示我們，在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的情況下，僅憑意志力維系的奮斗觀念有可能轉化為壓抑性負擔，甚至演化為“內耗化的奮斗”——外在高效運轉，內心充滿焦慮。真正可持續的奮斗應以“現實可達性”與“社會支持系統”為基礎，以“心理健康”與“路徑多元”為保障，打通“高期望—低回報”之間的梗阻，重建“努力—回饋”之間的因果邏輯。因此，在青年社會心態治理過程中，必須正視這一代青年的高成就預期，理解他們為何深度焦慮、為何自我否定、為何不敢失敗。治理策略不能只停留在激勵表層，還需在制度安排上提供實質性的成長支持，如釋放多樣化成功路徑、建立失敗的容錯空間、完善心理韌性的培育機制等。
青年社會心態風險的成因分析
社會心態具有匯聚效應和從眾效應，青年個體的消極心態容易通過網絡傳導，逐漸在青年群體中形成共識，使得部分青年產生信任危機和認同危機。而當這一部分青年達到一定規模時，從眾效應可能會使得其他青年心態朝著與大多數人保持一致的方向變化，不僅深刻影響個體價值觀的建構，而且會對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造成威脅。
結構性壓力的系統積累。不良社會心態的生成，有個體心理調適能力差異的因素，但更深層的誘因來自社會結構本身所施加的長期、系統性張力。在快速現代化背景下，社會結構劇烈變動而制度安排尚未完全匹配，由此造成的結構性壓力不斷積聚，并通過“系統性負荷”“回報率擔憂”和“流動性焦慮”三個層面，深刻塑造著青年的心理狀態。
系統性負荷的持續性與廣泛性已成為當代青年普遍面臨的現實。從基礎教育階段的升學競爭，到初入職場的績效考核，再到住房、婚育、養老等多重生活事務的接續，青年在重要人生節點上所承受的責任與期望顯著提升。尤其是在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加之社會節奏加快，部分青年在尚未實現相對穩定的職業發展與生活保障之前，就已有較大的心理負荷，這種負荷更多表現為“日常化”和“共時性”的持續輸入。在這樣的情境中，一些青年可能逐漸對生活節奏產生被動適應感，進而影響其心理調節能力和生活滿意度。
教育回報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青年對社會流動機會的認知。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學歷所帶來的回報呈現一定程度的邊際遞減。部分青年在經歷長時間的教育投入后，未能在就業崗位上獲得與其期望相匹配的發展機會，容易產生心理落差。在就業市場競爭較為激烈的情況下，學歷、能力與崗位之間的匹配難度加大，使得一些青年產生短期挫敗感。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這些青年會日益意識到，個體努力與實際回報之間并非一直存在著穩定的線性關系，這促使他們在目標選擇與路徑規劃上更加注重現實的可行性與效果考量。
社會流動性的不確定感成為影響青年心理的重要因素。隨著產業結構調整與技術快速發展，職業發展呈現出更加多樣與靈活的趨勢。一些青年對社會流動的可及性持謹慎態度，轉而更注重短期目標的實現與風險規避，從而對未來持相對保守、務實的態度。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所面臨的結構性壓力并非完全負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自我調整、能力提升與理性思考的可能。比如，部分青年通過多樣化的職業探索、創業嘗試與興趣導向的發展路徑，積極應對社會節奏的變化；很多青年通過公益活動、志愿服務等形式建立新的社會聯結，展現出良好的適應性。
文化價值體系的整合重構。價值體系不是零散的認知波動，而是源于文化環境變化的系統性張力，其生成機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價值多元化帶來的認知沖突，是社會心態失衡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主流意識形態倡導集體主義、責任擔當、歷史使命等，強調將自身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另一方面，伴隨消費主義文化的滲透，以自我感受為中心的“及時行樂”“情緒表達”以及對個體選擇自由的推崇，在網絡空間中更具傳播力。由于缺乏足夠的社會經驗與價值整合能力，部分青年難以在對立甚至割裂的話語中建立起穩定、清晰的價值坐標。當個體在兩種價值體系中難以獲得完整的意義認同與社會回饋時，便容易陷入價值虛空。一些青年雖有努力奮斗的意愿，但缺乏明確的奮斗方向，不知“為何而努力”“努力通向何方”“努力能否被真正看見”，進而逐漸對主流敘事產生疏離感，表現出情感上的倦怠、精神上的無力，甚至演變為對奮斗精神的抵抗與逃避。
社會評價體系的功利性異化，催生青年心態中“虛榮比較”“急功近利”的傾向。在一些競爭領域，原本強調人格修養、行為規范與群體認可的評價方式，逐步讓位于數據化、外顯化、結果導向的衡量標準。個體的社會價值越來越被綁定于“能否獲得即時成功”“是否符合外部期待”等標準之上。尤其是在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這種功利性評價被進一步放大。平臺算法對“流量”“熱度”的強調，使得外在形象建構、情緒營銷與表演型人格成為獲取關注的主要方式。久而久之，一些青年逐漸將“被看見”視為“有價值”，將“被點贊”誤認為“被認同”，個體真實自我不斷被異化為社會期待的投影。他們或陷入過度表現的心理困境，始終以“人設”維持社交；或因無法匹配社會預期而產生“失敗者羞恥感”，將個人暫時的不成功絕對化為人生否定。
家庭在價值引導中的功能有所弱化。一些家長更在意成績突出、競賽獲獎、進入名校，促使部分未成年人在功利環境中內卷成長，缺乏精神松弛與人格成長的“游隙”。一些父母忽視子女個體性與情感需求，制造出“望子成龍”的巨大心理壓力，使其在家庭中難以得到真正的溫暖關愛與自由空間。
心理調適機制的缺位。社會心理的穩定性，需要以“預防—干預—支持”三位一體的制度安排作為支撐。但現實中，無論是公共服務體系的供給能力，還是社會情緒的回應機制，抑或是個體心理韌性的培養路徑，都存在結構性短板，使得心理問題呈現出“高度隱蔽—被動爆發—系統缺援”的循環。
公共心理服務體系供給不足，導致心理問題的干預滯后、資源分布不均衡。在大多數人看來，“心理健康”仍被視為私域問題，只有在明顯出現癥狀、產生危機時才被關注。而實際上，心理問題往往具有潛伏性和積累性，需通過早期識別與日常性服務予以干預。目前我國心理健康服務仍以臨床心理治療為主，強調“病后治療”，缺乏“病前防護”“過程陪伴”與“情緒支持”的整體機制。從服務供給來看，心理健康資源集中于大城市、大型醫院與少數高校心理中心，社區、鄉村、職場、學校等第一線的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相對滯后。基層服務機構中缺乏專業心理人員，亦缺少常態化心理篩查。在青年群體中，這一問題較為突出。高校學生、初入職場的年輕人等是心理應激的高風險群體，但現實中他們所接觸到的心理服務，往往局限于危機響應性輔導，缺乏預防性機制。
社會情緒引導機制滯后，導致公眾心理在突發事件和信息洪流中容易走向極端或失序。近年來，隨著輿論傳播速度的加快，社會情緒表現出較強的波動性、感染性和放大效應。當社會遭遇突發性公共事件、偶發悲劇等現象時，輿情場往往迅速聚焦于某一情緒出口——憤怒、悲傷、諷刺、譴責，而缺乏足夠的理性引導與共情陪伴。這種非理性情緒動員，不僅干擾公眾判斷力，也使部分人將個人情緒困境轉移為社會性不滿，導致“替代性發泄”與“情緒共謀”的蔓延。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在事件初期往往更關注輿論控制，對公眾情緒的理解與疏導不足。專業心理機構在突發事件中的介入能力有限，缺乏快速響應與廣泛觸達的社會工作體系。
個體心理調適資源較為脆弱。許多人將負面情緒視為羞恥、不正常、應被隱藏的東西，甚至給心理咨詢打上“有病才去”的標簽，從而對主動尋求心理支持產生抵觸。個體在面臨壓力、沖突與創傷時，往往只能依賴自身經驗、親密關系或社交平臺進行“非專業化”調適，這種路徑一旦失效，容易導致情緒崩潰乃至行為激化。此外，個體成長過程中缺乏穩定的情緒支持系統。家庭教育中存在重智輕情、獎懲導向的方式，父母對孩子的心理感受、情緒波動往往缺乏理解與回應；在學校中，情緒教育尚未被納入課程體系，學生對情緒識別、表達、調控的能力亟待提升；進入社會后，職場關系又常常以績效評價為中心，缺乏真實的人際支持與心理慰藉。在這樣的成長路徑中，個體容易失去與內心對話的能力，也缺乏在挫折中恢復心理秩序的能力，一旦外部支持系統坍塌，便陷入“心力交瘁”和“精神失衡”的狀態。
構建青年健康心態的長效機制
面對不良社會心態的生成機制，必須從系統治理的角度予以整體性應對。一方面，不能將不良心態僅視為個體心理問題予以“技術化”或“病理化”處理，忽視其深層的社會根源；另一方面，不能止于價值觀層面的道德勸導，而需構建可執行、可持續、可拓展的社會治理結構。破除青年不良社會心態，應從結構調適、文化再造、制度支持三方面形成協同合力，建構系統性、生態化、多方協同的社會心態治理格局。
以結構調適緩解現實壓力——還原“可承重的希望”。結構性壓力是導致青年不良社會心態的深層原因之一，其根本特征在于普遍性、高強度與長期性。應舒緩現實層面的社會張力，營造可預期、可負擔、可持續的社會環境，使個體不再處于持續高壓之下，而是擁有選擇空間與緩沖機制。
優化青年發展環境，打通關鍵節點的政策堵點。青年階段是心理定向的關鍵時期，當前青年不良心態的產生，與其所面臨的就業焦慮、住房壓力、家庭負擔密切相關。應進一步強化青年優先導向，在就業政策上，推動公共崗位擴容、基層就業激勵、靈活就業保障等一攬子配套措施，提升青年職業發展初始階段的安全性和獲得感；在住房政策上，探索建立面向青年群體的共有產權房、租賃優惠政策和集中型青年社區，降低其“住房焦慮”；在教育資源配置上，推動優質教育資源向二線及以下城市、普通高校、新型職業教育轉移，緩解教育“內卷”與焦慮。
完善社會縱向流動機制，重塑可達的成長路徑。社會的健康運行必須保障個體在努力后獲得合理回報的可能性。應暢通社會流動的制度通道，包括打破體制性身份壁壘，加強體制內外崗位機制銜接，健全人才跨領域流動與雙向交流機制，拓展青年發展空間；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進一步平衡地區差距與資源分布；強化中小企業創新支持，釋放多樣化成長路徑的制度空間，鼓勵基層創業、鄉村全面振興、衛國戍邊、社會服務等多維職業軌道。
構建多元保障體系，提升社會風險承載能力。現代社會的復雜性決定個體難以完全抵御風險，只有建立起足夠有彈性、面向普惠的保障網絡，個體才不會在遇到困境時孤立無助。應進一步推動社會保障的彈性化改革：探索推進“全民基本保障+差異化專項支持”，為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從業者等提供平等參與醫保、社保、失業保險的機會；在住房、醫療、育兒等重點壓力環節，建立面向青年和低收入群體的負擔緩沖機制，讓他們在生活最關鍵階段不被“斷層式成本”壓垮。只有在制度上獲得“安全感”，在發展中看到“可能性”，青年社會心態才能有序、理性。
以文化再造激活價值系統——重構“可認同的意義”。積極社會心態的養成，不能脫離價值系統的穩定性與認同感建構。要破解“認知撕裂”和“意義真空”，必須通過文化引導與公共敘事的重構，恢復個體對生活的精神定位與情感歸屬。
完善價值表達體系，矯正單一成功敘事。應推動媒體平臺主動轉向對“平凡人的成就”“小人物的幸福”“多樣化人生軌跡”的價值表達，賦予“普通”“奉獻”“志愿”“愛崗”以文化上的榮譽感。例如，提升技術工種、基層服務、基礎教育等職業的社會評價；倡導“內在發展”而非“外部炫耀”式的價值判斷，抵制娛樂資本和算法流量對青年認知的操縱。
強化公共文化平臺的價值引導功能，拓展“意義供給”能力。在傳播內容高度碎片化的環境下，主流價值的傳播方式必須實現“內容轉換+平臺適配”。應鼓勵具有公共精神的文藝創作、知識短視頻和青年文化社群的發展，提升主流價值在新語境下的吸引力與滲透力。同時，應引導互聯網平臺對價值導向型內容給予技術性扶持與制度性引導，建立“主旋律+新表達”相結合的傳播機制，使個體在日常閱讀、觀看、參與中感知公共倫理、共享文化精神。
推進教育體系的文化功能重建，形成價值認同的育人閉環。當前教育體系中存在“知識導向過重、人格教育不足”的問題，導致部分青少年缺乏穩定的價值支撐和精神框架。應通過中小學階段的心理教育課程設計，培養青少年基本的價值判斷力與文化歸屬感；在大學階段開設具有公共精神引導意義的“社會責任”“文化自信”“公民素養”等課程，使其在專業學習之外建立更寬廣的社會視野。教育不應只傳授知識與技能，更應培育認同、信仰與意義，這是個體面對困難時能夠堅持的“精神錨點”。
以制度支持健全心理服務——構筑“可調適的機制”。積極社會心態的養成，還必須從制度層面構建系統性的心理服務網絡與情緒引導機制，提供專業、及時、多層級的社會心理調適支持，形成“個體—組織—社會”三級嵌套的心理安全體系。
構建多層級心理服務體系，推動專業資源常態化覆蓋。心理問題的識別與處理，應由“危機應對”轉向“過程調適”，實現全周期、分層級、多場景的心理服務網絡布局。可參照“家庭醫生”制度，推進“心理顧問”制度化試點，構建學校、社區、職場的專業心理咨詢體系；推動心理服務與基層政務服務、工會、共青團、婦聯等協同共建，實現對重點群體（如老年人、青少年、新市民等）的常態化心理陪伴。加強心理咨詢師培養、職業認證與服務購買機制建設，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心理健康服務領域，拓展優質資源供給。
完善公共情緒應對機制，建立情緒風險干預平臺。在突發事件、網絡熱點、政策變化等社會情緒敏感節點，通過政府、媒體、心理機構“三位一體”機制，開展情緒干預、信息澄清和思想引導工作。鼓勵設立“社會情緒監測實驗室”，利用大數據與AI手段分析群體情緒趨勢，形成事件級響應機制；在新媒體平臺增設“心理科普”“情緒回應”等欄目，回應公眾的焦慮與疑惑，提升輿論場的理性含量。
推進全民心理健康素養提升工程，增強個體應激恢復能力。有效的社會心理治理機制，應建立在個體心理素質的普遍提升之上，可通過線上課程、短視頻等多種形式，普及心理知識、情緒管理技巧、沖突調適技能，建立正向健康的情緒文化。同時，在職場、校園等場景中嵌入“心理微課程”“情緒調節訓練”等，提升個體在面對沖突、失敗、挫折、批評時的情緒自持能力，構建以韌性、共情、同理心為主的積極心理學課程體系。
強化青年心理治理機制的科學化設計。應針對不同青年人群，建立科學化的心理健康支持平臺，如校園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常態化、青年就業支持計劃中的心理減壓模塊、基層團組織中的“青年情緒工作坊”、面向困境青年的定點心理關懷計劃等。對有情緒障礙風險的重點群體，如就業困難者、失戀失學者、網絡成癮者等，可設立“成長導師”或“心靈陪伴人”，實現精準幫扶和連續服務。
綜上所述，培育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須以系統思維統籌推進結構調適、文化再造與制度支持，在“可承重的希望”“可認同的意義”“可調適的機制”三個維度上持續發力。只有如此，方能從根本上紓解社會焦慮、夯實社會心理基礎，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注入源源不斷的青春力量。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興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與政治傾向研究——國家治理現代化視角下新興青年群體的社會整合”（項目編號：21@ZH025）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廉思、袁晶、張憲：《成就預期視域下的中國青年發展——基于時間洞察力理論的新認知》，《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11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