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高質量發展是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當前，我國人口發展正處于關鍵轉折期，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趨勢特征。生育率持續走低，一方面是因為育齡人口數量下降、生育意愿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生育年齡增大導致的生理性生殖衰老，以及由于內外環境因素誘發的病理性生殖衰老。建議從生育保障和現有可及的技術應用角度出發，著力強化我國生育力保護體系建設，積極應對人口發展新形勢、新挑戰。要重視兒童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培養科學健康的兩性認知和婚育觀念；普及推廣婚前孕前優生檢查項目和育齡人群生育力評估；適度有序放開未婚育齡女性自卵凍存限制；加強婦幼保健體系建設和高危妊娠管理；加大生殖基礎研究及生殖臨床轉化投入力度，為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人口高質量發展 生育力保護
【中圖分類號】C924.2/R1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9.011
【作者簡介】喬杰，中國工程院院士，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常務副校長，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女性生育力促進全國重點實驗室主任。研究方向為婦產及生殖健康相關臨床與基礎研究。主要著作有《生殖工程學》《醫學分子細胞遺傳基礎》等。王媛媛，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女性生育力促進全國重點實驗室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生殖健康流行病學。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必須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1]《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并作出戰略部署，為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指明了前進方向。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我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趨勢特征。必須全面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既要反對“人口決定論”，又要反對“人口無關論”，積極應對當前發展階段出現的一些新的困難和挑戰。
近年來，為積極響應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需求，我國對生育政策進行了相應的宏觀動態調整，并制定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及積極生育支持措施，以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2]“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是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先決條件之一。我國于2015年10月、2021年5月相繼全面實施“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出生人口總數在2016年略有上升（從2015年的1655萬人上升至2016年的1786萬人），但自2017年起呈快速下降趨勢（從2017年的1723萬人下降至2024年的954萬人），尤其是自2022年開始出現人口負增長現象（2022年、2023年、2024年連續三年出生人口總數低于死亡人口總數）。[3]另外，不孕不育率快速攀升，從2007年的11.9%上升至2020年的18.0%；[4]孕期貧血、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壓、產后出血、早產、出生缺陷等母嬰風險在高齡產婦人群中也呈現一定的上升趨勢。[5]如何確保育齡人群擁有良好的生殖系統功能和生育能力，幫助更多育齡人群實現生得出、生得好的生育意愿和家庭計劃，對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維護家庭和諧與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生育率持續走低的根源和影響
育齡人口規模及生育意愿持續下降是造成目前低生育率水平的首要原因。根據我國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我國20～44歲女性育齡人口數為2.8億，2020年這個數據下降至2.3億，十年時間減少了近5000萬女性育齡人口。[6]按照現在的人口發展趨勢預測，未來20～30年間女性育齡人口數量還會進一步下降。與此同時，育齡人群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婚育觀念也在發生改變。在傳統觀念中，婚姻和生育被認為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這種觀念正在發生顯著變化，在年輕一代中尤為明顯。2021年開展的一項針對14418名大學生婚姻和生育意愿的全國性調查中，僅有49%的女性受訪者和74%的男性受訪者表示在其人生計劃中有強烈的結婚意愿，女性的理想子女數量平均為1.19，男性為1.55。[7]與男性同齡人相比，高學歷年輕女性的結婚和生育意愿更低。2019年全國人口與家庭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顯示（該調查覆蓋58538名20～49歲女性，其中包括10101名20～29歲女性），在20～29歲的女性中，59.8%認為生育會降低生活質量，52.7%認為生育會影響職業發展。[8]除了擔心生育對生活質量和職業發展的潛在影響之外，準父母們還面臨著多種生育挑戰。2021年進行的一項針對4406名18～49歲父母的全國性橫斷面網絡問卷調查顯示，94.7%的受訪父母面臨育兒難題，其中最大的兩個挑戰是時間負擔（39.3%）和經濟負擔（36.5%）。[9]
另外，延遲生育也是造成目前生育率持續走低的一個主要原因。許多年輕夫婦因個人教育、職業發展、家庭規劃等原因選擇延遲生育。以上海為例，2024年全市初婚平均年齡30.1歲，其中男性30.8歲，女性29.5歲。[10]多項國際國內研究表明，隨著生育年齡的延遲，人類生育能力呈顯著下降趨勢，出生后代的不良健康風險也隨著父母年齡增加而顯著上升。[11]而且，由于兩性在生殖系統功能和生育參與機制上的區別，女性的最佳生育時間窗口更短。從遺傳學角度來說，受精卵中的染色體數目一半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父母雙方各貢獻一半的遺傳物質給子代。由于精子和卵母細胞的生成機制不同，精子的生成周期約為70～90天，每次可以產生數百萬個精子，而且精子生成是連續過程，每次射精后2～3天即可恢復精子數量；女性一生排卵數量約為400顆，每月排1～2顆，即為一個排卵周期。由此可見，與精子的生成過程相比，卵母細胞顯得相對稀缺。從“生育”的完整過程來說，母體承擔著從胚胎著床、孕期到分娩等一系列復雜過程中為子代提供良好孕育環境的重要使命。因此，在醫學領域，根據潛在的生育風險評估證據，高齡父親通常被定義為45歲及以上，而高齡母親通常被定義為35歲及以上。[12]盡管年長的父母通常擁有更高的經濟穩定性、更成熟的情感和更豐富的知識，有助于孩子的健康和發展，但隨著生育年齡的增長，可能面臨精卵質量下降、染色體變異或基因突變等風險，另外高齡產婦還可能面臨較高風險的妊娠期并發癥，進而導致不孕、流產、出生缺陷、早產、產后出血等不良妊娠情況的發生。[13]國家產科專業醫療質量控制中心的監測數據顯示，我國高齡產婦比例從2016年的11.4%增加至2023年的16.3%，如果按當前每年1.5%的增幅，2030年我國高齡產婦比例預計將達到26%，接近甚至超過美、英、澳等發達國家的高齡妊娠比例。[14]因此，盡管近年來我國的孕產婦和新生兒絕對數量持續下降，但高齡產婦比例的快速增長，仍然給我國婦幼保健服務體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此外，一些育齡人群由于受到生活行為方式、心理壓力、環境暴露等內外因素的影響，也面臨著病理性的生育力下降風險。例如，長期的壓力和精神緊張、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可能會影響下丘腦-垂體-卵巢軸的功能，導致月經不調、排卵異常，甚至引發不孕；長期攝入高脂肪、高糖分的飲食會導致肥胖，影響內分泌平衡，增加生殖內分泌疾病（如多囊卵巢綜合征等）的發生風險；長期吸煙、飲酒、生活作息不規律等可能造成男性精子數量和質量下降，女性月經周期紊亂、卵母細胞質量下降；長期接觸工業污染物或空氣中的有害化學物質，如重金屬、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一組多樣化的、用于各種消費品和工業產品的人造化學品）、細顆粒物（如PM2.5）等會干擾內分泌功能，影響月經周期和生育能力。近年來，國內外研究團隊指出，新型農藥、微塑料、液晶單體等新型環境污染物也可能對人體生殖系統及生育功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15]
由此可見，生育率持續走低的背后，一方面是因為育齡人口數量下降、生育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自然生育年齡增大導致的生理性生殖衰老，以及內外環境因素誘發的病理性生殖衰老，使得育齡人群“想生生不出”“想生生不好”。從生育保障和現有可及的技術應用角度出發，構建一個覆蓋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生育力保護體系，對積極應對當前人口發展挑戰至關重要。
重視兒童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培養科學健康的兩性認知和婚育觀念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兒童青少年性發育、性成熟的年齡逐漸提前，婚育年齡卻不斷延后，這使得青少年及青年群體在較長時期內處于“性活躍期，但無婚育計劃”的狀態。根據有限的代表性調查數據，我國青少年和青年人群中意外懷孕和接受人工流產的比例居高不下，一半以上的青少年在首次性行為時沒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每100名有過性經歷的女孩中有20人懷孕，其中90%以上選擇墮胎，近20%經歷過多次墮胎。[16]我國每年接受人工流產的女性約900萬人次，其中約四成左右是15～24歲的青少年或青年人。[17]
因此，在兒童期至青春期階段開展系統性生殖健康教育，提前建立科學的兩性認知及婚育觀念，不僅能為個體進入育齡期后擁有良好的生殖健康和生育能力奠定基礎，也有助于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雖然當前絕大多數中小學都開設了生殖健康教育課堂，但重視程度和教學效果還存在較大提升空間，應進一步整合與利用教育系統、醫療衛生系統、媒體宣傳系統等各部門資源，構建一個完善的、覆蓋全社會和全生命周期的生殖健康教育體系，共同倡導“科學避孕、適齡婚育、合理規劃”的健康生育觀。
普及推廣婚前孕前優生檢查項目和育齡人群生育力評估
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規定，男女雙方結婚登記時需持婚前醫學檢查證明或醫學鑒定證明，該規定一度成為強制婚前檢查的法律依據。然而，自2003年起我國取消了強制婚前檢查制度，將其改為自愿選擇項目，使得婚前檢查率顯著下滑。近年來，隨著國家大力提倡自愿婚前檢查和優生優育觀念，全國總體婚前檢查率已大幅回升。《2023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顯示，我國總體婚前檢查率已從2010年的31%提升至2022年的74.8%，但仍存在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各省婚前檢查率差異顯著，最低僅為12.4%，最高則為99.4%。[18]因此，下一步應重點加強婚前檢查率較低省份的婚前檢查工作，切實提升公共衛生服務的公平性與可及性。
另外，我國自2010年起啟動國家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項目，為計劃懷孕的夫婦免費提供一系列的孕前優生保健服務。然而，目前的婚前檢查和孕前優生檢查項目相對單一，僅包括簡單的體格檢查、家族史和個人疾病史的詢問等，難以真正滿足育齡夫婦對生育力評估、優生優育指導等方面的需求。建議應以“維護生育能力、降低出生缺陷”為抓手，將育齡人群生育力評估、遺傳咨詢和風險評估等納入婚前檢查和孕前優生檢查項目。育齡人群生育力評估項目應包括：常規的生殖系統體格檢查，雌孕激素和抗苗勒管激素等，女性婦科B超檢查子宮、卵巢、竇卵泡數等，男性常規精液分析、B超檢查睪丸和附睪等，以系統評估男女雙方的生殖功能和生育力水平。這有助于育齡夫婦制定科學、合理的生育規劃，對于可能影響未來生育能力的疾病或問題，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干預。遺傳咨詢項目應包括：夫婦雙方的家族史、遺傳病史問詢及風險評估，必要時需開展攜帶者篩查以進一步評估生育風險并制定相應的備孕建議。此外，還可根據年齡、家族史、環境暴露等進行風險評估與分級，對不同風險級別的育齡夫婦開展個體化的生育力評估和生育指導，以有效保護育齡夫婦的生殖系統功能和生育能力，降低出生缺陷的發生風險。
適度有序放開未婚育齡女性自卵凍存限制
育齡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2～28歲，35歲以后生殖衰老加速，呈現“陡坡”式下滑，卵子質量和數量逐年降低。[19]面對難以避免的延遲生育現象，“自卵凍存”是幫助育齡女性保存生育能力的有效手段，有助于減少非自愿終生無子情況的發生。縱觀全球，比利時、丹麥、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已設有卵子庫，美國至少有12家卵子庫，新加坡、韓國、日本等低生育率國家也先后搭建完善凍卵服務體系，然而我國目前尚未開放針對未婚育齡女性的自卵凍存服務，主要原因是對凍卵技術和運行管理存在顧慮。[20]目前，我國在凍卵技術領域已實現產品國產化突破，并研發出多項領先國際水平的創新技術。例如，仿生控冰材料、新一代綠色無毒凍卵液等創新成果的誕生，填補了技術空白，實現了“人無我有”，顯著提升了凍卵過程中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在運行管理機制方面，可參考我國精子庫成熟的運行管理模式。
對此，建議我國基于患者知情、自愿、自費原則，并在國家行業規范框架下，指定具有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資質的醫療機構建設“自用型”卵子庫，面向未婚育齡女性提供凍卵服務。同時，應嚴格規定保存使用期限，對于40周歲以上的未婚女性，在應用該技術前須經過專業醫生的全面評估，以規避醫療資源的不合理消耗。這一技術的適度放開將滿足未婚女性對于生育力保存的需求，讓有生育意愿而暫無配偶的女性，未來有更大機會成為母親。
“卵子庫”的搭建和完善不僅能滿足凍卵、贈卵等健康生育和臨床治療需求，更是開展人類遺傳資源相關科學研究的可靠抓手。應抓住時機提前布局，有組織地搭建卵子生物資源庫共享平臺并加強監管，進一步從源頭上完善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整合、管理與使用體系。建議由政府主導，成立國家級的針對卵子等生物資源庫的監管委員會或工作組，指定專門機構或部門制定技術質控標準，開展資質審批及提請制定法規等，加強對卵子等人類遺傳生物資源儲存、轉運等管理。例如，在冷凍卵子及胚胎轉運流程上，應要求轉運執行申請人提供經衛生行政部門審查批準的可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服務的醫療機構作為履行輔助人，進行樣本接收及后續使用監管，避免冷凍卵子、冷凍胚胎被自行取走、脫離合法監管，杜絕代孕、基因編輯等違法行為發生。
加強婦幼保健體系建設和高危妊娠管理
近年來，我國出生人口持續走低，直接導致產科和兒科服務需求顯著縮減。由于婦幼保健工作具有高強度、高風險的特性，加之部分地區存在待遇偏低、職業晉升渠道不暢等問題，隊伍穩定性受到進一步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產科醫生、助產士、兒科醫生等專業人員的流失。從最新統計數據看，2022年全國助產技術機構為20815家，相比2021年（21932家）減少1117家。[21]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變化可能會導致婦幼保健相關專業醫學生數量和從業人員的減少，并進一步影響婦幼健康事業的長遠發展。2024年3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印發了《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關于加強助產服務管理的通知》，明確規定：“人口30萬以上的縣（市、區）原則上至少有2家公立醫療機構能夠開展助產服務，人口30萬以下的縣（市、區）原則上至少有1家公立醫療機構能夠開展助產服務，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區要保障相關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具備助產服務能力”，且“產科醫務人員薪酬不得與藥品、衛生材料、檢查、化驗等業務收入掛鉤”。[22]
此外，目前我國的婦幼保健工作還面臨若干問題和挑戰。例如，部分衛生人員對臨床指南的依從性較低、服務連續性不足、信息銜接不暢（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不同地區和層級的醫療機構間發展水平差距顯著，人力資源和服務質量存在區域不均衡現象，等等。因此，應密切監控人口形勢和生育需求，對區域范圍內的婦幼保健相關機構和人員進行充分調研，以“資源整合、質量提升”為核心抓手，對各級各類衛生資源進行優化整合，從人員素養、技能培訓、標準指南指定、信息化平臺搭建、區域協同網絡構建、人性化醫療服務完善等不同層面實現“從量到質”的轉變，進一步推動婦幼保健衛生服務高質量發展。另外，針對婦幼保健服務兼具公益性和需求個性化的雙重屬性，采取“政府兜底線、保基本、促公平”和“鼓勵市場供給多元化、滿足個性化需求”的協同發展策略，筑牢母嬰安全防線，提升生育服務滿意度。
隨著生育年齡的推遲，高齡妊娠比例增加還會帶來妊娠期合并癥和并發癥發生風險的上升，影響母胎健康及安全。如何做好高危妊娠管理、提升孕產婦及新生兒危重癥救治能力，對守護母嬰安全至關重要。目前，我國已建立母嬰安全五項制度，在省、市、縣三級均設立了危重孕產婦和新生兒救治中心，并建立了相應的區域性轉診合作網絡。然而，目前對孕婦基于風險的分級管理主要依據醫院等級而非實際診療能力劃分，這可能會導致許多被識別為高風險的孕婦被推薦在三級醫院就診或轉診至三級醫院，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高級別醫院的接診壓力，同時進一步壓縮了基層醫院的服務空間。醫療資源的低效利用可能對衛生系統整體效能和效率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在構建孕產保健合作網絡時，需綜合考量交通、醫療資源可及性以及患者轉診等復雜情況的應對策略。在西部省份或部分偏遠地區，基層婦幼保健機構可能是高危孕婦分娩的唯一選擇。因此，在推進合作網絡建設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持續加強基層婦幼保健機構的服務能力建設。
加大生殖基礎研究及生殖臨床轉化投入力度
“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間，我國在生殖醫學領域的一系列科技創新規劃及投入取得顯著成效，尤其在基礎研究和臨床轉化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與此同時，仍不同程度存在重大疾病原始理論創新不足、引領性臨床研究不足、藥品技術標準體系相對薄弱等問題，診療指南標準、醫療裝備和原創藥物依賴國外的局面尚未根本性扭轉。
在“十五五”謀篇布局之際，要依據整體研究鏈條，統籌設計基于（重大）臨床需求的預防、基礎及臨床研究，聚焦生殖障礙、高危妊娠、出生缺陷、婦女疾病等重點問題，聚焦關鍵代表性病種開發難治性、復雜性疾病防診治策略，從原創性發現、技術產品創新與產業應用角度，推動婦女健康保障與生育促進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推進一系列新技術、新產品轉化及示范應用。例如，構建適合中國人群的精準化和個體化生育力評估與預測體系；研發不孕不育預警及靶向診療新技術；提升輔助生殖技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立重大出生缺陷發生的早期預警診斷、預后精準判斷機制，研發宮內和產后一體化診治新技術；加快適宜技術在基層地區的推廣應用；開發孕產婦高危妊娠預警、健康監測與干預新技術，構建分娩安全評估與救治技術體系，全面提升母胎妊娠期安全水平；建立集疾病診斷、病情判斷、診療路徑規劃、臨床咨詢要點支撐等功能于一體的人工智能輔助診療平臺，推動人工智能與婦產生殖疾病診療的深度融合，構建一體化診療模式，加快其在不同層級醫療機構落地應用，提升臨床診療流程的標準化、規范化水平。另外，應以臨床實際需求為導向，完善構建醫療機構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業管理機構、企業等多元主體參與的聯合攻關機制，通過深化醫藥衛生領域多學科、多部門、多渠道的交叉融合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新技術、新產品的臨床轉化效率。
結語
生育力保護體系建設不是一個獨立單元，必須得到社會系統的全方位支持。除了在衛生健康領域從預防、診療、保健、科學研究等不同層面支撐生育力保護體系建設，還需基于學科交叉統籌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源，從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公共政策學、法學等不同角度審視政策的合理性和完善性。要重視不同群體在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等方面的差異，尤其是不同地區及社會經濟狀況群體中的表現，為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個性化依據。構建包容性、激勵性、友好型的生育力保護政策體系，需立足當前育齡群體的需求，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筑牢家庭幸福根基，同時統籌推進人口結構優化、社會和諧穩定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個體、家庭與社會的協同共進。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要體現人文關懷，堅持以人為本，關注育齡人群的主觀感受和個體化需求，推動政策落地見效，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滿意度與幸福感。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項“中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系統構建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ZD184）
注釋
[1]《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5月6日，第1版。
[2]《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2021年7月20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0/content_5626190.htm。
[3][6]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歷次人口普查數據， http://www.stats.gov.cn/。
[4]J. Qiao et al., "A Lancet Commission on 70 Years of Women's Reproductive, Maternal, Newborn,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in China," Lancet, 2021, 397(10293); Q. Li et al., "Fertility History and Intentions of Married Women, China," Bull World Health Organ, 2024, 102(4).
[5]Y. Y. Wang et al., "How Can China Tackle Its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 BMJ, 2024, 386; Y. Y. Wang et al., "Absolute Risk of Adverse Obstetric Outcomes Among Twin Pregnancies After in Vitro Fertilization by Maternal Age," JAMA Netw Open, 2021, 4(9).
[7]李婷、鄭葉昕、閆譽騰：《中國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嗎？——基于中國大學生婚育觀調查的發現與討論》，《婦女研究論叢》，2022年第3期。
[8]楊勝慧、張現苓：《中國青年女性婚育行為及婚育觀念的隊列差異》，《北京社會科學》，2023年第10期。
[9]L. Kang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Barriers to Rearing Children Aged 0-3 Years Following China's New Three-Child Policy: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2022, 22(1).
[10]上海市民政局：《2024年上海婚姻登記數據新鮮出爐！》，2025年1月24日，https://www.shanghai.gov.cn/nw31406/20250126/a16ab149af98413b8bc3bfc21b87a2c0.html。
[11]A. E. Jaffe et al., "Paternal Age, De Novo Mutations and Schizophrenia," Mol Psychiatry, 2014, 19(3); Y. Y. Wang et al., "Absolute Risk of Adverse Obstetric Outcomes Among Twin Pregnancies After in Vitro Fertilization by Maternal Age," JAMA Netw Open, 2021, 4(9).
[12]N. A. du Fosse et al., "Advanced Paternal Age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Spontaneous Miscarriag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Hum Reprod Update, 2020, 26(5).
[13]A. E. Jaffe et al., "Paternal Age, De Novo Mutations and Schizophrenia," Mol Psychiatry, 2014, 19(3); Y. Y. Wang et al., "Absolute Risk of Adverse Obstetric Outcomes Among Twin Pregnancies After in Vitro Fertilization by Maternal Age," JAMA Netw Open, 2021, 4(9); N. A. du Fosse et al., "Advanced Paternal Age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Spontaneous Miscarriag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Hum Reprod Update, 2020, 26(5); S. Sandin et al., "Advancing Maternal Age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ing Risk for Autism: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12, 51(5).
[14]國家產科專業醫療質量控制中心：《2024年國家醫療服務與質量安全報告（產科專業）》，2024年12月17日。
[15]Q. Zhao et al.,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the Human Testis and Semen," Sci Total Environ, 2023, 877; T. Tian et al., "Environmental Exposure Patterns to 94 Current-Use Pesticides in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Who Are Preparing for Pregnancy," Sci Total Environ, 2024, 948; S. Zhang et al., "Liquid Crystal Monomers Induce Placental Development and Progesterone Release Dysregulation Through Transplacental Transportation," Nat Commun, 2025, 16(1).
[16]趙芮等：《中國11省市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知識、態度及行為調查》，《中國公共衛生》，2019年第10期；鄭曉瑛、陳功：《中國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調查基礎數據報告》，《人口與發展》，2010年第3期。
[17]譚曉艷、周健、劉冬梅：《我國未婚女性人工流產現狀》，《中國計劃生育學雜志》，2024年第12期。
[18][21]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023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24年。
[19]J. Qiao et al., "A Lancet Commission on 70 Years of Women's Reproductive, Maternal, Newborn,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in China," Lancet, 2021, 397(10293); W. Huang et al., "The Impact of Maternal Age on Aneuploidy in Oocytes: Reproductive Consequences,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Future Directions," Ageing Research Reviews, 2024, 97.
[20]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Fertility Societies' Surveillance (IFFS), 2022: Global Trends in Reproductive Policy and Practice, 9th Edition, 2022; S. Tsai et al.,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Among Donor Oocyte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rtil Steril, 2022, 117(3).
[22]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關于加強助產服務管理的通知》，2024年3月16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3/content_6942014.htm。
責 編∕張 貝 美 編∕周群英
Addressing New Trends i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Fertility Protection System
Qiao Jie Wang Yuanyuan
Abstract: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China's population situation has entered a critical turning point, characterized by trends such as low fertility, aging population, and differentiated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across regions. The persistently low fertility rate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main factors: One is because of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couples at childbearing age and the declining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The other is because of the physiological reproductive aging caused by the increasing reproductive age, as well as the pathological reproductive aging caus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ertility protec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ldbearing suppor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xisting accessible technologies, so a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Ke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prioritizing reproductive health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o foster scientific and healthy gender awareness and views on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promoting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premarital and preconception eugenic screening programs and fertility assessments for individuals of childbearing age; gradually easing restrictions on self-egg freezing for unmarried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strengthening t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system and high-risk pregnancy management;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basic reproductive research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 in reproductive medicine. These measures aim to support the achievement of moderate fertility levels and advance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fertility prot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