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分，據說源于法國大革命后的國民公會，有些比較激進的年輕人，總是坐在左邊，于是被人視為“左派”。直到今天，歐美的左派，依舊有激進和下層取向的內涵。中國人政治上分左右，始于國民革命，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后，國民黨就分成了左、中、右。在那時，左跟激進一直有不解之緣，中共黨史上講的左傾錯誤，其特征也是激進，不講策略，盲動冒進。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幾次左傾思潮的回歸，雖然無不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脫去意識形態外殼，究其實質，左和右的分野，跟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改革與保守、趨時與頑固，其實很相近。當下，左派的光譜相當復雜，但幾次左傾思潮的復歸，其發動者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基本就是保守派，甚至是頑固派，他們不希望改變，不希望改變既有的規則，既有的運行軌跡。改革出了問題，難以為繼，他們“藥方只販古時丹”，一門心思從過去的套路中找解藥，認為現在的問題，就是因為今人背離了傳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屢次出現左傾思潮的復歸，每次左派的言論，大同小異，大抵就是這個套路。這個套路跟當年晚清的頑固派倭仁、徐桐之輩的高論，實在是太相似了。相對而言，我們平常所說的右派，有時倒有激進的意思。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趨時與頑固
進入近代之后，世界變化很快。但作為后發國家、一個具有古老傳統和歷史的國家，中國的變化尤其大，可以說是天翻地覆。在中國與西方發生全面接觸之前，中國有一個天下，西方有一個世界。我們的天下，天圓地方，有中心有邊緣，而我們則居于天下的中心。方位如此，文化更是如此。但西方的世界，則是一個圓圓的地球，沒有中心，也沒有邊緣。特別要命的是，西方的世界，有一個正在發育的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體系，像海嘯一樣沖擊著整個世界。終于，他們來了，西方用他們的堅船利炮，把我們的天下打碎，拉著我們進入他們的世界。
他們的世界，不僅用槍炮征服了我們，而且用輪船、火車、電線征服了我們。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樣痛心疾首，嫉洋如仇，甚至當中國的土地上，出現第一條洋人修建的鐵路時，朝廷還將之買下拆掉。但普通百姓，卻對這樣一些實用的洋玩意，表現出空前的熱情。只要有這個財力，人們都喜歡乘坐輪船和火車。有機會拿槍造反的農民，不論多么的土，都不排斥洋槍洋炮。中國人雖然沒有意識到西方強大的物質力量背后，其實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撐，但對這個物質力量本身卻很難抗拒。
當然，抵制洋貨的官僚士大夫，其實很少像徐桐那樣身體力行，一點洋貨不沾。他們對于西方先進器物的抵抗，總的來說是比較勉強和微弱的。真正的抵抗，發生在制度和精神層面。客觀地說，西方的世界，對中國古老的文化所產生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當年決意西化，脫亞入歐的日本，一度線裝書大批被丟棄的慘狀，也曾令漢學家們痛心疾首，如喪考妣。作為亞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國，在屢屢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怎么可能無動于衷？但現實就是殘酷的，幻想仁義忠信可以當干戈舟楫的倭仁最終發現，仁義忠信還真的當不了干戈舟楫。無論儒家倫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樣子，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面前，都無濟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