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國家并不等于現代國家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Michael Spence曾撰文說，戰后世界上只有7個國家或地區成為高收入國家或地區，這意味著成為高收入國家或地區的概率只有7/200。世界銀行報告稱，在過去的50年間，101個在1960年代為中等收入的國家和地區只有13個在2008年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中5個在亞洲，即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另外88個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未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可以認為，這些能夠達到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和地區，大多較好地解決了結構性矛盾。但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達到了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GNI水平，是否就意味著必然地解決了結構性矛盾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速，即便在此后幾年再略低一點，在2020年左右達到當時的高收入經濟體人均GNI水平，基本是沒有懸念的。但到那個時候，中國的結構性矛盾，尤其是公平正義、收入分配和環境污染等方面的結構性矛盾，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緩解，我們只能是十分謹慎的樂觀。也就是說，中國達到人均GNI的高收入水平，但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并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由此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高收入國家并不等于現代國家。所謂現代國家，具體地說，就是指那些具有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社會自治等制度，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并依法治理，收入分配差距較小，貪污腐敗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環境得到有效保護的國家。現實世界中的發達國家，抑或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大部分國家可以視為當今世界的現代國家。當然，即便在這些國家，也可能因為某個方面做得較差，不盡符合現代國家的條件，如現在的美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使其在世界各國面前大失顏面。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極具創新
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建成現代國家任重道遠。繼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之后，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的簡約表述，可以認為就是“現代國家”或“現代化國家”。當然，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準確地把握了新型現代國家的要義——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決定》沒有給出基本實現總目標的具體時間，但可以推測這個時間大約在“第二個一百年”，即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周年的時候。
《決定》還提出了到2020年的改革目標：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什么是2020年？顯然，那是“第一個一百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們要通過不斷加大改革力度，形成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制度體系，更加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斷拓展建成新型現代國家的戰略空間，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打下更加扎實的基礎。
通過深入學習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我們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階段性目標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將總目標與建成新型現代國家相聯系，而不拘泥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似是而非的命題，既十分高明，又極具創新；將2020年的階段性目標和總目標相聯系，使全面深化改革渾然一體，最終到達實現中國夢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