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西夏旅館》之后，我有蠻長的低潮時間。2008年我在臺灣出版了《西夏旅館》，今天離那時已經很久了，可是我到大陸來還是跟我談《西夏旅館》。如果我是個對自己的創作很嚴格的作家，就應該花大力氣把《西夏旅館》在我心里洗掉。幸運的是我已經寫完了一部長篇《女兒》，這部作品從文字到視覺設定到劇場打開般不斷趨近的結構，都跟《西夏旅館》完全不一樣。
讀書報：據說《臉之書》書名由Facebook（臉書）而來，“臉書”這樣的網絡交流方式一方面打破了人與人交流的空間阻隔，另一方面未必不是加劇了現代人的孤獨感。從你書中所寫的這些人和他們的故事里，能讀出一種傷感和悲憫。
駱以軍：也不光是對現代人這種交流方式的悲憫。這里我想提一下本雅明的《單向街》（大陸譯本為《單行道》），他在寫《單向街》時充滿感傷和懷念，他不是小說家，寫作模式是懷著古典教養的哲思短篇，作品中滿是發著靈光的藝術氣質，是人們對真實時光中發生過的事情的珍惜。記得那里邊有一篇叫《全景幻燈》，記錄他一趟穿越歐洲的旅行。而這一整本書的結構就是用全景幻燈的概念。他那個時代沒有臉書也沒有微博，他試圖在作品中呈現這樣一種觀看方式——放在游樂場的長橢圓形機臺，每個機臺有很多窗洞，里面循環放幻燈片，這些幻燈組成完整的故事。你或許不是從第一張開始看，但看到最后你會有默契。最終每個觀看者都看了完整的幻燈片，可是每個人觀看的次序不同，腦中對故事全貌就會有不同的理解。我當然沒有能力做到本雅明那樣，不過《臉之書》中的一些想象是受《單向街》的啟發。
讀書報：既然《臉之書》中的文章絕無敷衍之作，那么寫得好好的專欄為什么停掉？
駱以軍：《臉之書》中的這些篇章是《西夏旅館》之后寫的。寫《西夏旅館》時感覺太爽了，對文字的那種動員簡直是激爽。可是當時每個禮拜要交一篇專欄，我就從寫好的長篇小說中“切一段”發過去。那時有前輩覺得我是用專欄拼貼成《西夏旅館》，其實我是寫完了《西夏旅館》再切成專欄交出去，哈哈。后來他們發現我的專欄在周刊讀者中的閱讀率特別低，加上我寫《女兒》時又犯了老毛病，那時我寫得力氣耗盡，就把其中的若干部分拿去發專欄，他們不開心，專欄就停掉了。
我不知道臺灣的小說家和大陸的小說家是否各有各的苦處，在臺灣，即使你成為小說寫作這個行業里拔尖的，也還是免不了“餐風露宿”。這有個好處，不會擔心被圈養在一種舒服的狀況里。基本上，作家免不了強迫去撕裂自己，跟這個世界持續搏擊。我不能說，哦，我已經練了《西夏旅館》的功夫，就此形成自己的小宇宙。我得用這一套再衍生出我觀看世界的方式，重建，對我來講特別痛苦。
讀書報：《臉之書》的腰封和宣傳文案上都提到這是“臺北一千零一夜”，我反而覺得你的這些短篇更像現代都市版的《聊齋志異》，那種市井氣，小人物的卑微與困境，那種現實生活中的超現實一面，乃至那種笑中帶淚的諷喻意味，都和《聊齋志異》相似。
駱以軍：哈哈我好喜歡你這個比喻。
讀書報：我知道你有在咖啡館、小旅館寫作的習慣，書里這些故事是從那些地方聽來的還是來自“臉書”？你不會像傳說中蒲松齡那樣專門擺個茶攤引人來提供故事吧？
駱以軍：哈哈，不是不是。我是打工型的文字偵探，不是開茶館的私家偵探。這些故事是我很辛苦很好奇地“偷來”再拼裝的。沒辦法，我每個禮拜都要賣文為生，得去找這些故事。
這些年很多個人風格很強大的臺灣作者到大陸，比如舒國治。我現在發覺在臺北，常混那一區的小文青心目中的臺北就是舒國治的臺北。也有之前朱天心的《古都》里的臺北地圖甚至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里的臺北。我希望《臉之書》可以讓大陸的讀者看到另外一種臺北。其實我是宅男，沒那么多認識外界的機會，也沒有長期穩定的工作，更沒有像莫言啊賈平凹啊那樣的鄉村生活經歷，我的家庭也不是大家庭，所以我這些方面的經歷很單薄。我特別想要成為像赫拉巴爾那樣的作家，寫出《底層的珍珠》，像一個城市人類學的采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