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就指出：“一枚信息炸彈正在我們中間爆炸，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彈，像傾盆大雨向我們襲來，急劇地改變著我們每個人內心世界據以感覺和行動的方式。”①如今，30多年已經過去，我們已經進入信息時代、走向信息社會。面對信息網絡的發展，幾乎沒有人、沒有國家、沒有政黨能夠擺脫其影響，各國政黨都面臨著信息化發展帶來的巨大挑戰！對此，美國前民主黨主席認為：“誰能夠有效地利用網絡，與民眾進行溝通，誰將主導未來。”那么，各國政黨如何回應信息化挑戰，實行黨建信息化、改善內部結構、發展黨內民主、擴大民眾政治參與、密切聯系民眾？針對這一政黨政治的重大問題，2014年9月23日至9月24日，由中共上海市委黨校與德國艾伯特基金會上海辦公室聯合主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期黨的工作作風與黨群關系研究”課題組與上海市黨建創新研究基地等共同承辦的“信息化時代的社會轉型與政黨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市委黨校舉行。來自德國、英國、荷蘭、法國、肯尼亞，以及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研究機構的120余位專家學者，圍繞“信息化時代社會變革與政黨變革”的中外比較與思考進行深入探討，充分探討了中外政黨回應信息化挑戰的思路與對策，深化了對世界政黨共性與個性的認識；既形成了一些理論共識，也進一步明確了需深入研究的有關問題。
“信息化發展與政黨變革”的四大議題與熱點問題
與會學者圍繞“信息化時代的社會變革與政黨變革”這一主題，圍繞“社會變遷、技術創新和政黨認同”、“創新政治溝通方式”、“重塑黨內結構”、“改造政黨、國家與社會關系”這四個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就政黨應對信息化發展的一些具體舉措，如政黨如何擴大黨內民主與政治參與、有效吸引民眾、強化與民眾的溝通乃至網絡反腐等，進行了一對一的發言、一對一的點評。
就整體而言，隨著信息網絡的快速發展，過去二三十年中國與西方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政黨、影響政治生態、影響政治議程、影響政黨認同？這是與會學者共同關心的基本問題。就中國情況而言，信息化發展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甚至比西方更大、更深刻，這種影響不僅僅表現在技術層面、政黨活動方式層面，也表現在黨建內容、廉潔政治、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等層面；而且，信息化發展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并非是單向度的，而是雙向度的，執政黨對信息化發展具有重要的引領或引導作用。對此，筆者以“信息化發展、社會變革與政黨變革——中國大陸情況”為題代表中方首先作主旨演講。就西方政黨而言，隨著信息化發展與社會轉型發展，西方政黨對公民的吸引力開始下降、民眾對政黨的認同度開始降低，如對歐洲和美洲25個國家的抽樣調查表明：被調查者中對政黨表示“信心較大”或“信心很大”的人不足20%。②公民對政黨信心不足之處主要表現為：選舉的波動性不斷放大、缺席選舉的現象日益嚴重、黨員數量持續減少；政黨既面臨著內部的參與危機，也面臨著外部民眾的參與危機。對此，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變革研究所所長雷切爾·吉布森（Rachel Gibson）教授以西方選舉為例、以“社會的和技術的趨勢及其對西方政黨的影響”為題代表外方作主旨演講。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周淑真教授、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何明升教授分別對這兩個主旨演講作點評。
信息化發展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溝通方式方面，信息網絡技術的運用使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快捷、更方便、更多元。信息化發展對政黨影響最直接的一個方面，就是對政黨與民眾溝通方式的影響。簡單說來，政黨與民眾的溝通方式可概括為兩大方面：一是作為整體的政黨與民眾的溝通，二是作為個體的政黨人士（特別是政黨精英）與民眾的溝通。那么，信息網絡的發展如何改造政黨政治溝通方式？這在中西方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在西方，信息網絡對政治溝通方式的影響，突出表現為對政黨精英（特別是政黨候選人）與民眾溝通方式的影響，政治的個人化與媒體化傾向比較明顯；在中國，則突出表現為黨組織與民眾的溝通，整體化與黨建信息化傾向比較明顯。對于這一議題，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建華教授以“互聯網時代的政黨與社會溝通——基于中國情境的現實觀察與理論思考”為題、荷蘭內梅亨拉德伯德大學傳媒系助理教授莫里斯·弗吉爾（Maurice Vergeer）以“新媒體，新的參與式政治？——政治的個人化和媒體化”為題，分別作了演講。四川大學政治學院黃金輝教授、中國廣播網副總裁伍剛博士分別對二位演講作點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