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是政府機構行使政治權力結構模式和方法的改變，它是在公開、公平、公正、高效的社會基礎上，以民主化、透明化、法理化、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專業化的方式進行決策、協調、處理的新型執政體系和執政方式。與傳統的管理模式相比，現代治理模式更能促進社會政治生活的有序開展，更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也更容易得到民眾的認同。
意識形態管理為什么要轉向意識形態治理？或者說，意識形態管理轉向治理的依據何在？
意識形態由管理轉向治理的哲學依據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在大數據、云計算的技術條件下，信息可以瞬時發布、瞬間聯結，其傳播空間可以在若干秒內以幾何級數高倍增長。這種瞬時化的信息傳播模式使得意識形態的傳播來源與傳播途徑越來越不確定。碎片化、個體化、流動化、多樣化的信息讓以遵守指令、等候傳達為特征的層級管理主體應對遲鈍、處理滯后，以致一些具有嚴重政治影響的事件通過各類新興媒體迅速傳播，并在短時間內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相關部門或機構再想處理為時已晚。
意識形態由管理轉向治理的政治依據在于：人民群眾不是國家和政府的管制對象，而是國家和政府的服務對象；要為人民群眾服務，就應認真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順應人民群眾自由民主平等的訴求，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民生與民權的改善。從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角度考量，意識形態治理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人民主權和人民民主，要在社會層面充分實現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意識形態由管理轉向治理的社會原因在于：思想管制無法有效解決當下社會的思想危機和認同危機，無法回應人們的思想和認識需求，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在民智已開的情況下，思想禁言即使不說是壞的施政方式，也至少可以說是較差的施政方式。從歷史上看，周厲王弭謗而政權亡，秦始皇坑儒而王朝滅。從現實看，堵塞不同立場的認識和言論，只能引起人們的誤解和非議，給持不同政見者留下攻擊執政黨的把柄。
意識形態由管理轉向治理的體制原因在于：若無體制和機制更新，意識形態就無法順暢治理。在層級化的集權組織模式下，部門主體把貫徹執行上級組織的命令、指示作為工作目標，在上級部門沒有明確授權之下，不敢處理意外情況和突發事件，導致工作上的被動局面。若要改變此類情形，就須在“以法理政”的制度架構下，設計與新的世情、國情、社情相適應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機制體系、責任體系，通過權力下移、外包等方式，由全能管控模式轉向主體治理模式，從集權、操縱、控制轉向分權、共議、協商，從層級化管理轉向扁平化治理，從政黨、政府雙軌主體管制轉向社會與市場多元主體共商共治。
意識形態由管理轉向治理的思維要求在于，意識形態管理者應當化“對立”“對抗”思維為“差別”“差異”思維。中國共產黨執政60多年來，在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真正敵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勢力和個人均屬少數，對不同聲音的認識和意見應采用“和而不同”的態度進行相應的行政治理。為此，意識形態管理者必須轉變管理思維，放棄以往依靠權力甚至暴力監控、壓制不同認識或政見的做法，創新意識形態管理體制，建立意識形態治理的長效工作機制。
從工作平臺來看，意識形態管理者應當從政治管理走向技術管理。在全球信息化的時代，僅僅靠組織和行政力量推行和維系主流意識形態已經遠遠不夠，因為傳統媒體如紙質的書籍、報紙、期刊等的受眾范圍和影響力嚴重縮水，越來越趨于邊緣化，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發展迅猛，各類新興媒體搶灘占位，大大改變了意見空間和輿論場域，成為思想、認識、文化、知識等各類信息的主流傳播渠道和影響社會輿情的第一信息源，網絡評價則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流場域和強力思想集散地。如不能從技術上管理和掌控新興媒體，意識形態的監管必然落空。
在治理模式下，黨政相關職能部門只是意識形態治理的核心主體，而不再是唯一的監管主體，它們將通過權力下放和權力分擔實現意識形態監督社會化，并使相關黨政部門監理職能轉型，從而使意識形態的監督治理在模式上多元化，結構上功能化，過程上互動化，關系上協調化。如此，不僅能有效整合社會行政資源，還能使黨政思想監理部門及時轉變社會職能，適時調整和改變自己的社會角色，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民主，最大程度地消除民眾對政府的認識誤解與思想對立，從而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