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漢大學教授 項久雨
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提出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的論斷。這引發了人們對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關系的熱議。有人認為，“很難說清楚兩者之間究竟有什么差異”；甚至還有人認為，“兩者之間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區別”。顯然，這些認識忽視甚至無視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的本質差異，從而把二者混為一談了。
“普世價值”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價值是客體對于主體需要的滿足和意義。在現實世界，人的主體形態是多層次、多樣化的，主客體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因此，并不存在超越時空、永恒不變的價值觀念。“普世價值”實際上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價值觀，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它經歷了從西方宗教的普世主義，到西方神學家倡導的普世倫理，再到而今代表著西方強勢話語、專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演變過程。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坦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
揭露“普世價值”的本來面目，并不意味著否定人類共同價值的存在。相反，承認共同價值，才符合人類社會的基本事實和發展規律。人類的深層思維方式、心理結構具有共性，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時難免會碰到相同的問題，因而形成一些共同的價值觀念。正因如此，不同文明在相互隔絕的情況下也會產生相似的價值觀念，科技、藝術、道德和宗教等也得以程度不同地流行，世界各民族的歷史也逐漸融合為一部統一的人類歷史。所以，共同價值的存在真實地反映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
把共同價值混同于“普世價值”，沒有認識到二者的本質區別。在倡導主體方面，我國是共同價值的積極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代表著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以及最為廣泛的愛好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世界民眾；“普世價值”的倡導者是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形成條件方面，共同價值尊重文明多樣性，主張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普世價值”是在西方歷史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打著西方人本主義的旗號，鼓吹西方文明中心論。在戰略目的方面，共同價值旨在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國家推行“普世價值”，意欲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價值共同體，其目的絕非幫助其他國家走上康莊大道，而是為了顛覆不符合自身意愿和利益的他國政權，以獲取巨大的戰略利益和戰略資源。
總之，共同價值反映的是不同個體、民族、國家之間的共性，不是某個地域特殊價值的人為提升，不能產生于任何人的主觀設計，而是人類在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那種把以自我為中心的特殊價值包裝成“普世價值”并強迫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人們遵行的企圖和做法，最終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能得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