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3年9月在黑龍江考察時提出“新質生產力”，到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到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作出系統闡述，再到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質生產力、為什么要發展新質生產力、怎樣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方法路徑。
科學認識新質生產力的精髓要義
新質生產力是生產要素的系統集成，科技為首要。新質生產力屬于生產力范疇，是由一系列生產要素構成的有機系統，包括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其中勞動者是生產勞動的主體，具有決定性意義。因而，生產力被稱為“勞動生產力”。勞動資料是生產的物質手段，規定了生產的物質技術方式，即決定著人類怎樣進行生產；勞動對象則是人們生產活動得以進行的物質前提，構成財富（使用價值）的重要物質源泉。正因為生產手段和勞動對象的這種物質性，生產力又被稱為“物質生產力”。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根本動因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矛盾運動，人類的生產活動不是“孤立”地進行，而是“社會”地進行，人類文明是以人的“類”的存在，即“聚集”（社會關系）為條件的。人們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下進行生產的，因而生產具有特定的社會歷史制度形式，生產方式是物質自然技術方式與社會制度歷史方式的統一。所以，生產力又被稱為“社會生產力”。生產力在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中不斷發展，其發展的標志集中體現在生產要素稟賦的改變和在此基礎上的要素組合方式的改變。生產要素，包括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等具有量的規定和質的規定兩方面規定性，量的規定是指要素的種類及規模，質的規定是指要素的性能和效率。一般而言，在一定時期國民經濟可以投入的生產要素的“量”總是既定的有限的，但其質卻是不確定的可塑的，而且質的規定從根本上影響量的水平。生產要素質的狀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科技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種要素，而是蘊含生產力全部要素的具有普遍性的決定性力量，無論是勞動者還是勞動工具，包括勞動對象，其作為生產要素的稟賦和效率均受科技水平的規定，因此，“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相應的“創新是第一動力”。“新質生產力”就是要強調，在中國式現代化進入不可逆轉的新征程條件下，在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進入新的深入發展的新階段，著力提升我國生產力質的水平，使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更多地建立在生產要素質的改進和效率提高的基礎上，從而切實實現高質量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新質生產力是“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范疇，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生產力發展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物質體現，是在創新驅動下不斷演進的，這種創新首先是科技創新，同時也包括根據生產力發展要求展開的制度創新。“新質生產力”的鮮明時代特征在于集中體現當代科技創新和產業革命的發展要求。一方面，需要充分運用體現新的產業革命特征，特別是運用新時代的通用技術全面提升和改進生產要素的稟賦和構成，將科學技術創新內在化，改變原有的生產函數，改變外生式的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增長拉動發展的線性方式，現階段影響力最為廣泛的突出表現為數字技術、低碳技術以及生物技術等。這些具有新時代通用技術特性的科技創新，使新質生產力具有了鮮明的數字化、綠色化、健康化等時代屬性。另一方面，需要不斷深化改革，特別是加快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也就是說，新科技和產業革命的通用技術創新運用，全面深化體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是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物質和社會兩方面重要的時代特征。
新質生產力是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根本是效率。全要素生產率是指經濟增長和財富（使用價值總和）生產過程中，扣除要素投入量擴大帶來的增長部分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可視為要素效率提升帶來的貢獻，這一貢獻所占經濟增長的比率即可視為全要素生產率。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標志，一方面是指伴隨著創新驅動不斷有新的要素賦能和效率提升，從而形成新的要素的集合，即新的企業群。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企業集合，即新的產業群，推進國民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進而提升國民經濟發展質量。也就是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體現新質生產力的根本，規定了新質生產力的“先進性”。另一方面是指衡量和體現新質生產力的根本標準在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新質”強調的是效率迭代，并不拘泥于具體的企業和產業的業態是否具有新質生產力的性質，根本在于其全要素生產率是否大幅提升。只要是真正體現技術創新的時代特征、具有高效率和競爭能力，都是新質生產力。反之，無論怎樣形式的企業和產業都不具有新質生產力的性質，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質優。
新質生產力的特征是創新，載體是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根本動力在于創新，經濟體現和載體在于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及在此基礎上的產業結構升級。從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歷史看，第一次產業革命以蒸汽機等通用技術為突破，帶動了紡織、運輸、煤炭、鋼鐵等產業發展；第二次產業革命以電力等通用技術為突破，帶動電力、電信、汽車、飛機等產業發展；第三次產業革命以電子計算機等通用技術為突破，帶動電子信息、移動通信、互聯網、新裝備、新材料、新能源、新醫藥等一系列產業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新一輪產業革命正在深入，以數字技術、低碳技術、生命生物技術等通用技術為突破，帶動數字科技、能源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技和先進制造業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這種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歷史進程不僅體現在一系列新興產業的迭代崛起，而且體現在對傳統產業的根本改造，從而全面系統地改進國民經濟結構質態。從第一次產業革命實現國民經濟的“機械化”，到第二次產業革命推動的“電汽化”，再到第三次產業革命實現的“信息化”，直到現階段正在深入展開的“數字化”，都是這一進程的歷史時代特征的集中體現。
新質生產力水平決定經濟發展的實質，關鍵在結構。新質生產力是建立在生產要素質的改變及相應的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基礎之上，是以創新為根本特征的產業結構高度演進為經濟體現、以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構成產業變革和國民經濟結構質態提升的微觀基礎，其發展水平從根本上規定著經濟發展“質的提升”。無論是在經濟發展史上還是當代經濟競爭中，這種“質的提升”都具有決定性意義。一方面，從我國歷史上看，19世紀初中國的GDP總量居世界首位，按現在的核算方法估計約占當時全球GDP30%以上。但之所以迅速敗于西方文明，從經濟上來看重要的在于質上的差距，即結構上的落后。另一方面，從當代的競爭來看，在GDP數量上我們在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從改革開放初期相當于美國的6.3%，提高至現在的70%左右。需要認識到，更重要的不是量上的追趕，而是質上的提升。從我國現代化新征程第一階段所要求的經濟發展目標上看（2035年人均GDP水平趕上中等發達國家），要求2021—2035年我國GDP按不變價翻一番，年均增長率要達到4.8%；從實現發展目標所面臨的約束條件上看，特別是“雙碳”目標的要求和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影響，不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發展，依照現有生產方式，其自然增長率難以滿足目標函數和約束函數的要求。只有依靠新質生產力的先進性，才能切實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中心任務。
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要遵循科技創新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
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認識和把握科技創新特性。一方面要深入探索科技創新人才養成規律，跨越人才養成的鴻溝。科技創新需要戰略科學家、杰出工程師、領軍企業家，我們不僅需要培養這些人才，還需要將其有效集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堅持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一體推進；堅持原始創新、集成創新、開放創新一體設計；堅持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一體部署。另一方面要認真研究科技創新投資特點，對沖科技創新投資的“歸零效應”。科技創新投資較之一般物質生產投資重要在于具有“黑洞”效應，即創新的不確定性導致很難事先確認投資規模，同時也不能在初始投資形成生產能力后不再追加，在壽命期內依靠折舊逐漸回收，而是需要持續跟進投資，否則在競爭中落伍，其他競爭者率先突破并使之產業化，落伍者以往的投資即“歸零”。這就需要在指導思想和體制上盡力適應創新投資的“黑洞”特性，避免“歸零效應”；健全相應的風險分散和化解機制，提升國民經濟支付科技創新成本的能力。
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探索和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一是尊重經濟結構演進和變革規律。一方面，經濟結構演進和產業結構變革有其內在歷史邏輯，人為地超越或破壞這種客觀歷史邏輯即為“虛高度”，即脫離全要素生產率和產業競爭力提供的可能及要求的推升產業高度，本質上“虛高度”就是經濟泡沫，不僅難以真正實現當下的有效發展，而且給未來長遠發展留下嚴重隱患、增大發展成本；另一方面，在現階段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深入展開的變革時期，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多方面“后發優勢”，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既可以借鑒發達經濟體歷史上“串聯式”發展的經驗教訓，更具有后發經濟體的“并聯式”可能，要勇于積極探索、大膽創新，敢于并善于開辟新賽道，避免因循守舊、亦步亦趨，切實形成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三方面的有機統一。二是尊重經濟空間布局特點和規律。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的空間載體需要合理布局，體現區域資源稟賦特點，進而實現空間結構性效率，力戒區域“結構性趨同”，必須因地制宜；另一方面，需要培育“發展極”，形成創新發展的帶動中心，發揮其極化效應。三是尊重社會主義市場競爭規律。宏觀上，需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更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需要堅持以其為主線，以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有效需求來約束供給，以高質量的供給來創造需求，現階段尤其需要統籌協調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微觀上，需要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壟斷與競爭的博弈規律，以創新驅動為特征、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充分競爭。需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市場與企業、政府與企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等方面在市場競爭中的相互關系，在制度上加快構建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