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文明形態變革最核心和基礎的物質性力量在于人的勞動，而勞動方式的轉型是人類文明形態變革的重要杠桿和表征。漁獵農耕時代形成的是以手工勞動為主要方式的“手工文明”，工業時代發展為以機器勞動為主要方式的“機器文明”，智能時代則基于數字勞動而不斷推動和豐富著“數字文明”。但無論是手工文明、機器文明還是數字文明，文明最根本的精神內核仍在于價值觀的構建和引領，特別是智能時代，以什么樣的價值觀引領文明發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方向性意義。就進入新時代的中國而言，有價值導引的數字文明將助力“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在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過程中提供極為重要的文明支撐。

【關鍵詞】勞動方式 文明形態 手工文明 機器文明 數字文明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迄今為止，人類創造了多種形態的文明：從時間演進的角度看，有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現代文明；從地域空間的角度看，有東方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等；從勞動方式的角度看，有漁獵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等。但誠如馬克思所言：一種文明是什么樣的，“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由此可見，文明形態演進既與具體的地域時空有關，更與作為核心和基礎的物質性力量——人的勞動及其方式的變革有關。對此，可以說，作為人類文明重要表征的勞動方式，不僅是人類文明的測量器、指示器，更是人類文明的變革器、加速器。

漁獵農耕時代的“手工文明”

勞動是人類文明的基礎和源泉，而手工勞動則是勞動的最基礎形式，人類早期文明的開創與積累主要依賴于手工勞動。恩格斯曾指出：“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對于原始人而言，那些最古老的工具——用于打獵和捕魚的工具，不僅可以用于生產，而且可以用于自衛。正是出于基本的改造和征服自然界的“生存”需要，人類的手工勞動由簡單走向復雜，由粗糙走向精細，人與動物逐漸拉大了間距，進而開啟了不同于動物的類生活，創造了屬人的漁獵、農耕文明。

漁獵農耕文明時代，被解放了的、自由的“手”所直接操作的手工勞動是最基礎的勞動方式。手工勞動是漁獵文明、農業文明的基本依托，其創造了諸多時代的文化精品，擎起了人類手工文明的大廈。考古學家蘇秉琦曾指出，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之一就是基于靈巧的手，精于工藝和創造。他指出，早在北京人時代，就已經開始“用劣質石材制造出超越時代的高級工具，例如用脈石英石片修整成尖銳、鋒利的小型石器等”①。此外，中國的長城、埃及的金字塔以及印度的阿旃陀石窟等，都體現了手工勞動的巧奪天工，展現了農耕文明的神奇偉力。在這里，手工勞動成為人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滿天星斗之文明格局不竭的源泉和動力，并積累、沉淀為手工文明。

然而，手工勞動畢竟屬于以私人勞動為基礎的個體化生產。以手工勞動為基礎形成的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致使人們的社會關系相對簡單。這也使人數眾多的小農“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②。同時，盡管農耕時代的人類也在謀求改造和征服自然界，但面對強大的自然界，人的影響和干預并沒有人們所期待的那么強那么大。與此相適應，人只能以多種形式“依賴”于他人，這種“人的依賴關系”成為手工文明狀態下人的存在方式的主導形態。隨著社會實踐的深入，手工勞動的局限性越發凸顯，人類必須進一步“延長”自己的肢體和大腦以滿足更多的需求和欲望，這就有了手工工場。手工工場是手工勞動發展的高級階段，但面對不斷擴大的市場以及不斷增加的更大的需求，即使是手工工場也不能滿足隨著新市場的出現而增加的人類需求。于是，蒸汽機引發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逐步代替了工場手工業，人類開啟了從“手工文明”走向“機器文明”的時代。

工業時代的“機器文明”

圍繞如何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及獲得更高的利潤，人類不斷改進作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標志的生產工具，制造并采用更有效率的大機器，以便開展更加豐富而復雜的勞動。同時，借助以大機器動力不斷升級為代表的工業革命，工業文明被賦予更加懾人的威力，地球被打上更加深刻的人的意志印記。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指出，人類總共出現了四次相繼的工業革命，“這四次工業革命分別是蒸汽機革命、電力革命、內燃機革命和核能革命”③，這四次工業革命圍繞的核心其實都是機器，特別是機器動力的升級換代。正是在謀求機器及其動力的升級換代過程中，人類的機器文明時代不斷展開而且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工業發展奇跡。

機器勞動是工業文明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支撐。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機器本身，必須用機器來生產機器”。由于機器的推廣和分工的不斷細化，“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容易學會的操作”。機器運轉的加速與人的價值的貶值幾乎是在同步運行，致使人在精神和肉體上都墜落為“機器”。正如馬克思針對機器時代工人的異化時所批判的：“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與手工勞動相比，機器勞動中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氣力更少，這也使勞動者的諸多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喪失，人只不過是不同載體的勞動工具而已。擁有機器的人成了雇傭者，雇傭勞動使資本得以形成和增值，使財富在私人手里不斷積累，使人的存在狀態在擺脫了“人的依賴關系”后，卻被“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捕獲。但從文明進步的角度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機器文明”高于“手工文明”中人的存在狀態的理論表征。

然而，機器文明不僅帶來了財富的快速增長和人的存在狀態的進步，而且帶來了財富的不平等積累、人對物的片面依賴性等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問題。面對蘊藏在社會勞動里的巨大生產力，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這實際上是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反思。依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屬于自然界并存在于自然之中，人類與其他一切生物相比優越之處正在于人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恩格斯曾明確地提出，人類文明的發展，不僅呈現為學會利用大自然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能夠漸漸學會認清人類的生產活動所產生的間接的、較遠的社會影響，并且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些影響，而不是僅僅滿足于因勞動而獲得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遺憾的是，盡管與手工文明相比，機器文明時代更有確定感，但正如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言，我們生活的社會和物質世界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人為不確定性”，而這種“人為不確定性”源自人類改變歷史進程以及自然形態的企圖。

在機器文明的初始期，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拉·梅特里曾作出“人是機器”這一標志性論斷。這一哲學論斷既是對封建神學的有力宣戰，也是對那一時期機器文明的實質宣言。從勞動方式的角度看，“人是機器”也以凝練的語言揭示了機器文明時代人的勞動方式的總體特征。正是在勞動方式不斷更新的過程中，作為智能生命的人以模擬自己思維的方式賦予機器以“智能”的力量，甚至一定程度地實現了“機器是人”的轉換。這一文明史演進的“哥白尼式革命”開啟了智能時代的數字文明大門。

智能時代的“數字文明”

智能時代，數字勞動是所有勞動形式的鮮明標志，并且成為智能時代勞動的一種重要方式。與傳統勞動方式相比，數字勞動必須借助電腦、網絡等設備和設施，在數據采集、存儲、開發等環節中實現互聯互通，以數字勞動的方式創造價值。

一方面，智能時代的數字勞動拓展并延伸了人的腦力和體力，推動了社會發展與人的進步。與手工勞動和機器勞動一樣，數字勞動的豐富與發展離不開人腦的想象力和抽象力，這種想象力和抽象力已然成為現代文明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數字勞動正是基于人腦的想象力和抽象力，模擬并試圖再造強大的“人腦”，賦予機器以一定程度上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進而使“機器是人”。同時，數字勞動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廣泛應用，帶給現代生活更加豐富多樣的深刻變化，為人的自由發展創設了新平臺，也鋪設了走向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新橋梁。

另一方面，智能時代的數字勞動也可能加劇資本與技術對人的雙重宰制，甚至使世界面臨“失控”的險境。在資本的統攝下，數字勞動會擴大數字鴻溝、拉大貧富差距，造成更大的不平等，進而消解技術的積極性，甚至使人再次淪為機器。在利潤的誘惑下，不受勞動時間、空間限制的數字勞動會侵占勞動者的休息時間，甚至使勞動加劇演變為“肉體受折磨、精神受摧殘”的消極活動。在技術的統攝下，人們的生產、生活越發依賴于數字技術。可以說，數字技術在支撐起現代社會文明空間的同時，也使過分依賴數字技術的現代人可能喪失了人的腦力與體力的部分功能，使失去正確價值導向的數字技術反過來威脅人。數字文明時代，消解和規避資本與技術的雙重宰制，首先需要先進的社會制度予以保障；其次，逃離雙重宰制還需要正確的價值引領，使技術成為可知、可控、可用、可靠的技術；最后，在控制“外部風險”的同時，控制“被制造出來的風險”，使技術成為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技術，讓技術服務于人的美好生活，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可以說，與以往的文明形態相比，數字文明時代的價值導引具有更為重要的方向性意義。

如今，中國已經開啟數字文明的大門，正走在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上，這是一條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人類文明新路。這種人民性、共享性、公正性、生態性的價值引領使數字勞動擁有了精神指向和“溫度”，使其不再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有“靈魂”的勞動。在此意義上，有價值引導的數字文明是對資本與技術實現雙重超越的共享文明，這種共享文明不僅使中華文明具有了世界歷史意義，而且推動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發展，引領人類邁進數字文明時代。

（作者為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課研究專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課教學的‘三維會通’模式研究”（項目編號：19VSZ106）、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建黨百年專項“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依規治黨的基本經驗研究”（項目編號：2021B13）、吉林大學廉政建設專項研究課題“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文化建設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19LZY00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第161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3頁。

③[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常紹民等譯：《文明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95頁。

責編/謝帥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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