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鳳城（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院長、教授）
道路關乎命運。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成功推進，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從中國實際出發，積極探索自己的路，成功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90年前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正是以遵義會議召開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從這里重新站起，黨的成熟的領導集體和核心從這里開始逐步形成，我們黨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遵義會議作為我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建設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等方面，留下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可以說，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為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道路需要引領者，這就是一個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道路需要理論指引，這就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需要精神動力，這就是永放光芒的遵義會議精神。
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我們走的道路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道路，即不是以城市武裝起義為中心，而是通過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毛澤東同志無疑是這條道路的開創者和代表者。早在大革命時期，他便投身農民革命運動，在韶山建立農村黨支部，在廣州和武漢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寫過《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等文章，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影響甚巨。秋收起義攻取長沙計劃失敗后，他率領起義軍挺進井岡山，開始了中國革命道路的自主探索。在艱苦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他逐步認識到中國革命不能復制十月革命的道路，在1928至1930年間給上級黨組織和中央的報告中，他闡述了通過“工農武裝割據”，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推動革命發展的思想。而此時，黨內多數人尤其是中央領導層仍堅持走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隨著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成功發展，在事實面前，“左”傾教條主義者不得不認可農村革命根據地對于中國革命勝利的意義。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被迫由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由于各項工作日益脫離實際，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這條革命道路的探索并非認可農村革命的重要性即可大功告成，而需要有正確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做保證，需要深刻認識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力量對比、形勢變化和革命的長期性；需要一大批了解農村實際、富有斗爭經驗的干部；需要符合實際的軍事戰略策略。事實勝于雄辯，在毛澤東同志的指揮下，紅軍曾贏得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第四次反“圍剿”也是依據毛澤東同志的作戰原則取得勝利的。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長征初期的巨大損失，恰恰是“左”傾教條主義者反毛澤東軍事思想而行之的結果。我們之所以說遵義會議是一次偉大轉折，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就在于遵義會議前后的對比。遵義會議后，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關鍵在于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這個領導集體的另一成員是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對毛澤東同志一直是支持和尊重的。他在遵義會議后勸博古讓出黨內負總責職位之時曾講過，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轉引自石仲泉：《再談遵義會議——芻議遵義會議精神》，《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對毛澤東同志作為黨的領袖，周恩來同志發自內心地擁戴，后來在延安整風期間及之后，他不止一次地表達過。遵義會議后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張聞天同志負總責。他從蘇聯學習歸來，熟諳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形成的中央核心成員。在長征途中，他和王稼祥同志是最早被毛澤東同志說服的中央領導成員。1945年6月，毛澤東同志在七大期間的一次講話，曾特別強調了張聞天、王稼祥同志在遵義會議中的作用，“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5頁）。延安整風期間，張聞天同志回顧道：“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頁）。正是由于毛澤東同志處在核心地位，一個日益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逐步形成。到黨的七大，中央領導集體逐步穩定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大書記”。這個領導集體的突出特點是，具有豐富的動員組織群眾尤其是農民的經驗、豐富的政治斗爭和政治領導的經驗、杰出的軍事才能和豐富的軍事斗爭經驗。
正是在遵義會議后波瀾壯闊的革命進程中，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中國革命不能照搬俄國和歐洲的革命之路，“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頁）。事實證明，自遵義會議后，無論是在抗戰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中，正是有了日益成熟的領導集體，我們黨帶領全黨全軍堅定不移地扎根農村，不以占領和堅守城市為主，而是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不斷開辟、鞏固和發展農村根據地，最后包圍城市、占領城市，最終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遵義會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階段，為中國革命道路提供了系統而科學的理論指南
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著深刻聯系。正是在學習“十月革命”城市暴動接連受挫，而農村根據地卻在開辟和發展的背景下，黨內產生了到底是“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中心”的爭論。毛澤東同志態度鮮明地闡述了農村革命的必要性、正當性，農村根據地存在、發展的原因及其意義。正是在農村革命道路的開辟過程中，他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但是，由于農村革命的實踐尚短，“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尚未達至極端，因而沒有在全黨產生強烈共鳴。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間還不長，黨成立后又全身心投入實際革命工作中，因而理論準備相對不足。就此，劉少奇同志曾回顧說：“中國黨內在最初的一個時期——陳獨秀時代及其以后——有些黨員是有一種意見，反對黨員對理論作比較深入的專門研究”，這就造成“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頁、第220頁、第221頁）。
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在于，此前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步嘗試和實踐，而教條主義指導下中國革命的挫折令人警醒。這種建立在理論和實踐對比基礎上的醒悟，一定會進一步發展與深化。事實上正是如此，遵義會議雖然主要解決的是軍事路線問題，但伴隨革命事業的進展，對“左”傾錯誤的糾正不可能僅停留在軍事問題上。紅軍到達陜北后，以瓦窯堡會議為標志，黨的政治路線開始轉變，更重要的是，面對教條主義帶來的沉痛教訓，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央領導集體深入思考的問題。張聞天同志在1936年10月便提出“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與公式，而是行動的指南”（《張聞天文集》（二），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129頁）。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強調“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33頁）延安整風開始后，黨員干部通過省思黨的歷史和個人歷史，通過聯系教條主義的巨大危害，聯系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一系列問題上的思想主張，體會到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典范。正是在此過程中，人們普遍地認識到遵義會議的轉折意義。實際上，歷史的意義往往不是在當時而是在日后才被逐漸認識到的。在延安整風過程中，人們對遵義會議前后的歷史有了更清楚的認識，開始從思想深處、從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認識教條主義的危害，認識到只有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才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對于戰爭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體現在中國革命一系列實際問題的解決上，體現在圍繞中國革命道路的一系列中國獨有的戰略與策略上。指導農村革命，需要把馬克思的階級分析與階級斗爭理論應用于分析農村的階級構成，需要在農民與民主革命的關系問題上得出在歐洲革命中無法得出的結論；需要在軍事作戰問題上有獨到的創造創新，等等。而這一切既是攸關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訴求。實際上，當人們思考毛澤東思想形成標志的時候，較普遍的共識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辟，就是很好的證明。毛澤東思想在黨的七大上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使中國革命道路有了更堅實的理論支撐，能夠堅定不移、最終成功。
遵義會議精神歷久彌新，是中國革命道路行穩致遠的精神動力
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精神特質，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成功推進的法寶。毛澤東同志講過，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進一步言之，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結果，但同時也是在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幫助下成立的。一方面，共產國際在促進中國共產黨成長和進步方面作出了特定貢獻；另一方面，又對中國革命運動中的挫折尤其是“左”傾教條主義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毛澤東同志比較早地開始了獨立自主的革命實踐，比較早地產生了獨立自主的意識。他對農民在中國革命中主力軍地位的認識，對湖南農民運動的高度贊揚，尤其是帶領秋收起義部隊挺進井岡山，就是獨立自主意識的明證。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鮮明地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3頁）。遵義會議前后的對比，更堅定了毛澤東等同志獨立自主的信心和決心，使黨的領導層越來越普遍地意識到獨立自主的重要性，因而更自覺更主動地獨立自主地思考和處理中國革命問題，堅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
中國革命道路是在探索中前行的，不可能一帆風順，經受挫折和失敗在某種意義上說難以避免，關鍵是要有堅持真理的勇氣。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深入而系統地分析了“左”傾軍事路線的一系列錯誤，并闡明了正確的軍事作戰原則。張聞天、王稼祥、朱德等同志的發言，均贊同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正是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敢于正視錯誤、揭露缺點，才使真理愈辯愈明，堅持真理的決心愈辯愈強。正如陳云同志1935年10月向共產國際匯報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時所說：“我們的黨當然犯過某些錯誤，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糾正了……目前我們的黨在新的情況下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陳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這一方面說明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黨堅持真理的自我革命精神。
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真理是有利于中國革命發展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所修正的錯誤是脫離中國實際的“左”右傾錯誤，這里的重要前提是革命必勝的信念信心，這里的重要表現是自我革命過程中顧全大局、共克時艱的博大胸懷與境界。陳云同志在向共產國際匯報時強調：“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斗爭的干部隊伍。”他們在“革命的烈火中成長起來”，“不僅是優秀的軍事家，而且還是執行我黨路線的杰出政治家”。換言之，他們不但理想堅定，而且富有政治智慧，有大局觀，能夠和衷共濟，團結奮斗。歷史表明，遵義會議及其后的組織調整是成功的，既解決了問題，又團結了同志。正是這樣堅持真理、堅守理想、顧全大局、團結奮斗的精神，激勵著中國共產黨人克服前進道路上無數的艱難險阻，最終贏得革命的勝利。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遵義會議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從此，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克服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在遵義會議召開90周年之際，我們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汲取啟示，對于新時代新征程凝聚推進強國復興偉業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意義。
《光明日報》（2025年01月15日 11版）
